马克思签发过资本主义“死亡证书”吗？

马克思签发过资本主义“死亡证书”吗？
曹荫全
【内容提要】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并未断定资本主义就要灭亡。“第二大发现”后他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后，资本生产力发展到极限前进行革命的。革命成功既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又取决于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发挥的程度。革命胜利后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完成资本尚未完成的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后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即历史主动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依据。
【关键词】　“第二大发现”　资本历史使命　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　资本自在必然性　主体自为必然性
资产阶级代言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自不待言，就是在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判断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被证实？”事实上，马克思并未作出过这样的判断，只是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因此，合理的提问方式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判断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被证实？”可是，这在马克思那里，根本就不成为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日，不仅在于资本自在必然性，还在于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即人及其活动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只是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资本论》第1卷写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在1867 年断定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可是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却如日中天。对于《资本论》的这段话，我国已有学者指出：这段话同《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段落一样，其德文原文的“动词既非过去时态，也非将来时态，而全是现在时态”；而“按德语语法，现在时态除表示正在发生的动作外，还有一种含意，就是表示一种普遍真理，一种反复进行的动作，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因此，这段话的汉语译文应该是：“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不再能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相容。这个外壳必将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必将敲响。剥夺者必将被剥夺。” 可见，马克思只是断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同时，就在《资本论》上述引文的下一页，马克思写道：“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这里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的国家是指英国，“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的具体涵义，马克思写道：“只有当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是指“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其标志是“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即“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是说“只有到这个时候”，才确立起了“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进行“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物质生产的形态”，而“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构成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即产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在英国才确立起“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只是表明，在英国建立起来的机器大工业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的英国，只不过表明“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而“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的其它西欧国家，则“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原始积累刚刚完成。不难理解，以上马克思关于“在西欧”“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的论述，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的论断是相矛盾的。因此，徐博涵先生的理解和译文是正确的。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做出过资本主义灭亡的判断”，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对马克思的误解。那么，在“第二大发现”前，如从《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多次企盼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或法国等取得胜利，这该如何理解呢？
笔者以为，在“第二大发现”前，虽然“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还没有完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没有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因此，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把握还停留在一般性的层面上，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认识还是抽象的。例如他说：“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而作为“第二大发现”基本完成标志的《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作为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资本论》第3 卷则概括道：“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由此可见，根据“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并不能准确判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机。“第二大发现”完成后，马克思在1870 年的一封信中说：“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这是马克思关于“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最明确的论述。当然，在马克思看来， “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的英国，当时并不具备革命的主观条件。早在1858 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曾说过：“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后来马克思在1863 年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腐蚀，还要等着瞧。”而在上述1870 年的信中马克思分析道：由于“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 “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因此，要“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必须“唤醒英国工人阶级”。
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运动历史经验得出的最重要的新结论。它在坚持“第二大发现”后把握到的“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的同时指出，如果还没有像英国那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但只要“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占有重要地位”时，也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第一大发现”期间，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资本主义的危机，从而对无产阶级革命时机的判断失误，是没有完成“第二大发现”从而没有完全把握住资本主义社会特殊发展规律的结果。这也表明， “第一大发现”本身就要求思想进程继续向前行进完成“第二大发现”。
二、资本生产力发展到极限是资本自在必然性
马克思发现的资本自行增殖“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即资本自在必然性，集中展现在《手稿》中。这就是资本的历史使命和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理论。
《手稿》指出：“资本的伟大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资本历史使命理论又蕴涵着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思想。所谓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极限，是指资本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边界，它包括资本生产力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发展极限和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发展极限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发生象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打碎。”这里说的“一定点”，就是资本生产力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发展极限，也就是资本生产力作为劳动生产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具体说来就是：在直接生产过程由“简单的劳动过程”转变成“科学过程”以后，“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总之，“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从而“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
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是资本生产力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发展极限，也就是资本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过程中充分而又普遍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所以，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而“资本的普遍趋势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心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他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本的地点”。或者说，“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资本历史使命和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理论，揭示了资本的自在必然性：当资本“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时，资本造就的“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即资本获得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因此，“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由于“固定资本的规模表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水平”，即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固定资本的规模”即物化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因此，当资本生产力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展到极限时，即推动物化生产力的活劳动“已经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时，资本主义生产就再也不能给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即利润，结果，也就“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但是，必须全面地把握资本生产力的发展极限理论，即决不能忽略资本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发展极限。例如，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资本生产力已经达到最高水平时，并不一定“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因为这里的资本可以向别处转移而继续实现“资本的自行增殖”。资本从其故乡向全球扩张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即所谓的“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只有当资本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也发展到极限时，才能最终“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因此，所谓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是指资本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社会生产过程中发展到极限。斯大林并未掌握马克思“第二大发现”的这一方面，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说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使命”，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其实，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表现形态，只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的顶点”，并不表明资本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极限。可见，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并不能证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为不仅是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而且直到现在，资本生产力在全球范围的社会生产过程中都远远没有达到极限。如果把斯大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不再适合社会生产力状况”解释为资本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展到极限，这似乎可以解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但却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反而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事实。
三、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
上述资本自行增殖“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之所以是资本自在必然性或资本自然必然性，是由于它是历史的客体即资本自身的历史必然性，是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本“一般关系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在这里，运动的主体是资本，而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或自为存在的资本。
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就是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主体即人及其活动的必然性，“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资本自在必然性必定造成主体自为必然性。这是由于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一方面，资本具有“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即“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另一方面，“按照资本自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即在资本主宰的“现代世界”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产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说，“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此，资本的“全面趋势”“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日益发展起来，于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自在必然性必定造成主体自为必然性：“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即“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
所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指资本“获得了充分的发展”阶段，即资本“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时候，也就是不只是“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即劳动过程被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而且，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只有“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物质生产的形态”，才“构成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要言之，只有在资本不仅完成了原始积累并且也完成了产业革命而确立起“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才能“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也只有这时，人们才有可能“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即利用资本造成的“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来消灭资本，才有可能在推翻资本统治后继续完成资本尚未完成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
上述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表明，无产阶级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发挥出来时进行革命。如果等到资本生产力发展到极限时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就不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而只是资产阶级的送葬者了，那就等于否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否定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一“历史使命”。当然，无产阶级也不是在资本还没有造成“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时进行革命，因为推翻资本统治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在资本已经“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以后，但资本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极限前进行革命。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无产阶级革命何时何地成功，还需要具体的历史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同时还有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发挥的程度。在对巴黎公社运动历史经验进一步反思之后，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这是说，“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民群众中”“占有重要地位”时，即只要在一定社会范围内获得了“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尽管还不是在全社会范围，无产阶级也可能取得革命胜利。这是由于在巴黎公社运动中，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得到了充分的显现，既表现为“历史首创精神”，又表现为“社会首创能力”，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有能力把一定社会范围内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扩展到全社会。由此可见，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仅仅以所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对象，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可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才刚刚“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马克思设想在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完成资本尚未完成的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发现，如果“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必须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个人从事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因此，当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通过发展生产力而使“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扩展到全社会时，就可以“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迫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从而结束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中继续完成资本尚未完成的发展生产力历史任务后，即创造出使每个人都能全面而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物质手段和自由时间，也就是“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就可以实行按需分配而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从上述资本自在必然性转化为主体自为必然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资本不可能在其自在必然性意义上“寿终正寝”。这是由于资本自在必然性所产生的社会对抗，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在人类历史上发展到顶峰。正是这种“不堪忍受的”对抗构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现实基础。可见，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直接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前述资本历史使命和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只是资本自在必然性意义上的。在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视域内，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被扬弃了，即在资本生产力发展到极限前推翻资本的统治但革命胜利后又必须完成资本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从而，资本历史使命的含义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为“第二大发现”思想历程直接显现的《手稿》，由于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因此，《手稿》既揭示了资本自在必然性，又展现了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而在诉诸公众的《资本论》中，由于是在战斗，因此，立足于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进行论述。故此，在《资本论》中不仅没有论及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而且对资本历史使命也进行了新的表述：“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 不难看出，这里不包含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的内容。同时，马克思还用“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来表达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意义上的资本历史使命的内容。
四、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第一版序言”(以下简称“第一版序言”) 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 ──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的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这段话中除最后一句外，它所表达的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 中“简要地表述”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是历史客体即“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自在必然性。而最后一句话，则明确地表达了意识到资本自在必然性的主体自为必然性：如果人们“探索到了支配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就“能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上文已经论述，“缩短妊娠期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是说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到了1873 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两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第二版跋”(以下简称“第二版跋”) 中，直截了当地宣告：“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从1859 年的《序言》到1867 年的“第一版序言”，再到1873 年的“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表述方面的上述差异，是“从政治上考虑”的结果。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确立。可是，直到“第二大发现”基本完成，唯物史观才臻于完善——马克思在《序言》中才对“第一大发现”作出“简要地表述”，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两大发现”的统一，才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两大发现”统一中的马克思，才是完整的马克思。而表述“第二大发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及其续篇《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而且是在完成“在理论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 的历史任务。因此，马克思在发表他的这一研究成果时，在表述上不能不“从政治上考虑”。
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只是“正面叙述”或“客观叙述”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列宁语) 的商品和货币，而“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 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尚未开始，因此，马克思在《序言》中主要是“简要地表述”了人类社会历史客体即“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自在必然性，也就是所谓人类社会历史客观规律性。因为“从政治上考虑”，“一开始(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及《序言》──引者注) 就使人感到害怕是不明智的”。而“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 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即“第二部分有直接的革命任务”，于是，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直接表达了历史主体即无产阶级的自为必然性。到了巴黎公社运动后的1873 年，无产阶级已经尝试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宣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因此，把《序言》中的“简要地表述”当作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总体概括的观点是片面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以历史客体自在必然性为基础，但并不止于此，还包括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这不仅是由于人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还在于历史客体自在必然性必定导致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也就是说，把历史客体自在必然性的逻辑贯彻到底，就必定要坚持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就内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只不过，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到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中最后一个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才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集中显现出来。如果把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从历史观中人为地抹去，人类历史就成了无主体的历史了。这样的历史观，很难同宿命论完全划清界线，不可能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因为，它既和马克思的革命精神不相容，又同马克思一生的实践相矛盾。例如，他说：“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 马克思正是通过他的理论实践使人们“了解到”这一“内部联系”，以便尽早推翻资本的统治以消除“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总而言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历史客体自在必然性为基础，以历史主体自为必然性为主导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