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羽戈：从黄昏起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1:03:06
国学天才的画皮，大学自治的神话
作者:羽戈 标签：社会2010-08-30 08:16 星期一 晴
大学自治何时不再是神话？
每年七、八月，中国大学与教育制度都被迫接受舆论高温的烧灼与煎熬。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的导火索，系在了一个叫孙见坤的陕西籍考生身上。他号称“国学天才”、“国学奇才”，在媒体的精致包装之下，简直就是千载一遇的神人。高考前，他参加“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开心学国学》等活动，表现优异，被复旦大学青眼相加，并得到承诺，只要其高考分数能上一本，复旦大学就会开门相迎。结果，孙见坤考了553分，比陕西一本分数线低了6分。尽管复旦大学仍愿破格录取，奈何陕西省招办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如此，“立志为往圣继绝学”的孙见坤只能委屈从俗，到他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山西大学法学院，学习他并不感冒的法学专业。
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花朵
有人质疑，孙见坤能否当得起“国学天才”之称誉，这是不是媒体的疯狂炒作，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名不副实的伪劣产品？
前日读到关于孙见坤的新闻，我很感兴趣，便搜到他的新浪博客，观摩良久。此子异常自负，心怀天下。他发文抨击陕西省招办：“千载之后，我会是配享文庙的国学大师，而你们，却难逃那如椽的春秋史笔：共和六十一年，夏七月，佞子祸学于丰镐。”这种气度，令人想起了謇谔自负的梁漱溟先生。1942年初，梁漱溟从日军的炮火之下逃生，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设若孙见坤未来的成就能够比肩梁漱溟，那么这篇檄文必成经典。
孙见坤以释《山海经》出名，这本书我不大懂，暂且绕开不谈。观其书架，有一套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名作《史记会注考证》，可惜是新世界版，颇多瑕疵——研读古籍而不精于版本，只可能缘木求鱼。他写诗怀王国维，近乎打油；祭孙中山一文，除了激情，几乎一无所长，他所了解的孙中山，大概还是那个被意识形态脸谱严重遮蔽的孙中山，那只是孙中山的红色艺术照，与原生态肖像相去万里。
对于一个19岁的青年，原不该苛求。然而，可以确证的是，此人若称天才，那在我的友朋圈中，可以组织一个天才的加强连。若孙见坤欲“为往圣继绝学”、“配享文庙”，势必要祛除心中的骄、躁二气。
这只是小节，并不妨碍我们进入正题之论析：既然复旦大学认定孙见坤是可造之材，愿破格揽之，加以教化，陕西省招办缘何要从中作梗，有何道理可凭？
陕西省招办举出的挡箭牌是“政策”。其顾虑在于，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看来他们对自身的防疫能力并无什么信心。
据有关人士解释：从制度上讲，陕西省招办的做法并不存在错误，孙见坤事件亦非“冤假错案”。如果陕西省招办对孙见坤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照规章将孙见坤 “卡”住，则可叫做“严格”。就是说，陕西省招办怎么做都有道理，公权力不愧是橡皮糖。
而从另一面讲，陕西省招办怎么做都没有道理：网开一面，则为放纵；不予通融，则为僵化。这种两难之境，将中国大学与教育制度重重围困。
我颇能理解陕西省招办的鸵鸟心态，风口浪尖之上的公权力之行事，大多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切按规则办事，规则之外，存而不论，规则之内，论而不存。只是，大学自主招生的自由，遭遇规则之治的一板三眼，所擦出的花火，为什么总将悲剧点燃？
什么样的制度土壤，就只能盛开什么样的花朵。
所谓“自主招生”其实是不由自主
自由与规则本可以并行不悖，正所谓，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然而，中国大学追求自由和自治，好比从公权力的规则牙齿之间剔肉丝。运气好呢，还能被恩赐一丝瘦肉，运气差的话，权力的牙口一闭，非但你无肉可吃，顺便咬下你半根手指头。
而且自由可分两种，一是经济自由，一是政治自由。我们的大学似乎只顾及前者，而有意无意漠视了后者。这是一叶障目，还是浅尝辄止，殊不闻九浅一深，才是通达人间仙境的必由之路？
今日再回首，很容易看清，这些年以来，大学的产业化改革是怎样一张华丽而苍凉的画皮。放开大学的财权，令其自主收费，一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面转嫁了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因高收费、教育腐败等，大学被迫置于民意愤恨的激烈火力之下。与此同时，对大学的政治控制却不见丝毫放松，反倒如魔鬼紧紧箍住了窒息者的脖子。这种改革，不过是用一条伤腿走路，乃至可以说，这正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缩影：经济改革高歌猛进，政治改革逡巡不前，“被改革”的中国宛如遭车裂之刑，最终，权力者变身为既得利益者，无权者独自承受撕裂的“阵痛”。
在此背景之下，所谓“自主招生”，其实是不由自主，正如在今日中国，所谓的自由撰稿人大都是不自由撰稿人。大学的自主权，早已被划定了泾渭分明的产地和销售区域，逾越了地界，自主权就变成了银样蜡枪头。连一个陕西省招办，都能令复旦这种中国大学的领头羊万般无奈，退避三舍，可见大学的自主权是多么有限、贫弱，借用余光中先生的诗：“瘦得像耶稣的胡须。”
这样的自主幌子，不要也罢，何必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大学自治何时不再是神话？
在今天，批判大学的沦陷，或举西方为反证，或举民国为反证。民国时期的大学，当非今夕可比。可并不是如批判者所美化的那样尽善尽美，恍如神话。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还不是被执政者投入牢房？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后来有幸捡回一条性命，却不得不“即日离皖”。换作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胆敢如此对待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吗？
蒋介石不是不想杀刘文典，只是因他不能杀，不敢杀。民国大学的处境好于今日，最重要的原由在于彼时的政治权力并非大一统于某一人、一党之手，而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分化状态，东南西北，上天入地，皆受制约。任一权力者欲行不义之事，都将投鼠忌器。大学自治自主，学术独立自由，正源于此。然而，这不过是在权力夹缝之中的艰辛舞蹈，并无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捍卫它的品质。它能长存到几时，取决于权力之争混沌到几时。一旦决出胜败，刘文典们便命不久矣。
我举此例，意在说明，大学自治，绝非大学一己之私事，更非教授们的掌中之物，在其身后，乃是政治与社会的宏大语境。大学自治与村民自治、NGO自治并不可分。假如呼吁自治的教授们仅将眼光投向大学的后花园，无视普罗阶级的躬体力行，充其量只能保证刘文典不死，却无法保证蒋介石不会复生。
自然，大学自治的落成，仍须从大学做起，从教授与学生做起，从经济自治与政治自治一同做起——假如依旧孤腿跛足行于蜀道难，大学必将半身不遂——从实现真正的自主招生权做起。
复旦大学曾有特招三轮车夫蔡伟为博士的壮举，听起来像是来自民国年间的渺不可及的神话。不知到何时，这种神话能成其为触手可及的常态呢，令我们无须再苦苦仰视民国的历史天空，令“国学天才”孙见坤们的梦想不再触礁？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作者:羽戈 标签：社会2010-08-30 08:16 星期一 晴
大学自治何时不再是神话？
每年七、八月，中国大学与教育制度都被迫接受舆论高温的烧灼与煎熬。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的导火索，系在了一个叫孙见坤的陕西籍考生身上。他号称“国学天才”、“国学奇才”，在媒体的精致包装之下，简直就是千载一遇的神人。高考前，他参加“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开心学国学》等活动，表现优异，被复旦大学青眼相加，并得到承诺，只要其高考分数能上一本，复旦大学就会开门相迎。结果，孙见坤考了553分，比陕西一本分数线低了6分。尽管复旦大学仍愿破格录取，奈何陕西省招办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如此，“立志为往圣继绝学”的孙见坤只能委屈从俗，到他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山西大学法学院，学习他并不感冒的法学专业。
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花朵
有人质疑，孙见坤能否当得起“国学天才”之称誉，这是不是媒体的疯狂炒作，最终将被证明是一个名不副实的伪劣产品？
前日读到关于孙见坤的新闻，我很感兴趣，便搜到他的新浪博客，观摩良久。此子异常自负，心怀天下。他发文抨击陕西省招办：“千载之后，我会是配享文庙的国学大师，而你们，却难逃那如椽的春秋史笔：共和六十一年，夏七月，佞子祸学于丰镐。”这种气度，令人想起了謇谔自负的梁漱溟先生。1942年初，梁漱溟从日军的炮火之下逃生，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设若孙见坤未来的成就能够比肩梁漱溟，那么这篇檄文必成经典。
孙见坤以释《山海经》出名，这本书我不大懂，暂且绕开不谈。观其书架，有一套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名作《史记会注考证》，可惜是新世界版，颇多瑕疵——研读古籍而不精于版本，只可能缘木求鱼。他写诗怀王国维，近乎打油；祭孙中山一文，除了激情，几乎一无所长，他所了解的孙中山，大概还是那个被意识形态脸谱严重遮蔽的孙中山，那只是孙中山的红色艺术照，与原生态肖像相去万里。
对于一个19岁的青年，原不该苛求。然而，可以确证的是，此人若称天才，那在我的友朋圈中，可以组织一个天才的加强连。若孙见坤欲“为往圣继绝学”、“配享文庙”，势必要祛除心中的骄、躁二气。
这只是小节，并不妨碍我们进入正题之论析：既然复旦大学认定孙见坤是可造之材，愿破格揽之，加以教化，陕西省招办缘何要从中作梗，有何道理可凭？
陕西省招办举出的挡箭牌是“政策”。其顾虑在于，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看来他们对自身的防疫能力并无什么信心。
据有关人士解释：从制度上讲，陕西省招办的做法并不存在错误，孙见坤事件亦非“冤假错案”。如果陕西省招办对孙见坤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照规章将孙见坤 “卡”住，则可叫做“严格”。就是说，陕西省招办怎么做都有道理，公权力不愧是橡皮糖。
而从另一面讲，陕西省招办怎么做都没有道理：网开一面，则为放纵；不予通融，则为僵化。这种两难之境，将中国大学与教育制度重重围困。
我颇能理解陕西省招办的鸵鸟心态，风口浪尖之上的公权力之行事，大多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切按规则办事，规则之外，存而不论，规则之内，论而不存。只是，大学自主招生的自由，遭遇规则之治的一板三眼，所擦出的花火，为什么总将悲剧点燃？
什么样的制度土壤，就只能盛开什么样的花朵。
所谓“自主招生”其实是不由自主
自由与规则本可以并行不悖，正所谓，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然而，中国大学追求自由和自治，好比从公权力的规则牙齿之间剔肉丝。运气好呢，还能被恩赐一丝瘦肉，运气差的话，权力的牙口一闭，非但你无肉可吃，顺便咬下你半根手指头。
而且自由可分两种，一是经济自由，一是政治自由。我们的大学似乎只顾及前者，而有意无意漠视了后者。这是一叶障目，还是浅尝辄止，殊不闻九浅一深，才是通达人间仙境的必由之路？
今日再回首，很容易看清，这些年以来，大学的产业化改革是怎样一张华丽而苍凉的画皮。放开大学的财权，令其自主收费，一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面转嫁了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因高收费、教育腐败等，大学被迫置于民意愤恨的激烈火力之下。与此同时，对大学的政治控制却不见丝毫放松，反倒如魔鬼紧紧箍住了窒息者的脖子。这种改革，不过是用一条伤腿走路，乃至可以说，这正是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缩影：经济改革高歌猛进，政治改革逡巡不前，“被改革”的中国宛如遭车裂之刑，最终，权力者变身为既得利益者，无权者独自承受撕裂的“阵痛”。
在此背景之下，所谓“自主招生”，其实是不由自主，正如在今日中国，所谓的自由撰稿人大都是不自由撰稿人。大学的自主权，早已被划定了泾渭分明的产地和销售区域，逾越了地界，自主权就变成了银样蜡枪头。连一个陕西省招办，都能令复旦这种中国大学的领头羊万般无奈，退避三舍，可见大学的自主权是多么有限、贫弱，借用余光中先生的诗：“瘦得像耶稣的胡须。”
这样的自主幌子，不要也罢，何必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大学自治何时不再是神话？
在今天，批判大学的沦陷，或举西方为反证，或举民国为反证。民国时期的大学，当非今夕可比。可并不是如批判者所美化的那样尽善尽美，恍如神话。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顶撞蒋介石，还不是被执政者投入牢房？他当时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后来有幸捡回一条性命，却不得不“即日离皖”。换作在美国，奥巴马总统胆敢如此对待哈佛校长德鲁·福斯特吗？
蒋介石不是不想杀刘文典，只是因他不能杀，不敢杀。民国大学的处境好于今日，最重要的原由在于彼时的政治权力并非大一统于某一人、一党之手，而是处于四分五裂的分化状态，东南西北，上天入地，皆受制约。任一权力者欲行不义之事，都将投鼠忌器。大学自治自主，学术独立自由，正源于此。然而，这不过是在权力夹缝之中的艰辛舞蹈，并无一种长治久安的制度捍卫它的品质。它能长存到几时，取决于权力之争混沌到几时。一旦决出胜败，刘文典们便命不久矣。
我举此例，意在说明，大学自治，绝非大学一己之私事，更非教授们的掌中之物，在其身后，乃是政治与社会的宏大语境。大学自治与村民自治、NGO自治并不可分。假如呼吁自治的教授们仅将眼光投向大学的后花园，无视普罗阶级的躬体力行，充其量只能保证刘文典不死，却无法保证蒋介石不会复生。
自然，大学自治的落成，仍须从大学做起，从教授与学生做起，从经济自治与政治自治一同做起——假如依旧孤腿跛足行于蜀道难，大学必将半身不遂——从实现真正的自主招生权做起。
复旦大学曾有特招三轮车夫蔡伟为博士的壮举，听起来像是来自民国年间的渺不可及的神话。不知到何时，这种神话能成其为触手可及的常态呢，令我们无须再苦苦仰视民国的历史天空，令“国学天才”孙见坤们的梦想不再触礁？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