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海光：关于“万岁”现象的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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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关于“万岁”现象的联想时间:2010-07-20 16:47 作者:王海光点击:722次
前不久，有客自远方来，谈及当地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书记作报告，众领导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踊跃，一致赞扬书记的报告水平高，赞扬之词层出不穷，一个胜似一个。轮到最后一位发言时，前面好词都用完了，出新颇难。这位搜肠刮肚，憋得满脸通红，最后来了一句：“书记的报告，顶天立地！”客人揶揄说：“就差说万岁！万万岁了！”
这反映了现在官场颇具普遍性的“一把手现象”。所谓“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群众有真无理”。笔者受客人之谈的启发，联想起历史上的“万岁”现象。“万岁”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为帝王的专利，其他人再有能耐最多只能是九千岁。革命，革的就是“万岁”的命，但革命之后，“万岁”却又为革命者沿袭了下来。最后甚至连领袖本人也不胜其烦，连连批评“四个伟大”“讨嫌”。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异化现象。
“一把手”的“顶天立地”与皇帝“万岁”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却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伏线。“万岁”一词的符号意义当然不是仅指寿限，它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在“九五之尊”的绝对权威面前五 体投地的绝对臣服。这个意义上的“万岁”，并不会随着封建皇权制度的倒台而消失。
“万岁”是制造权力威严的特定政治符号。真正英明的领袖人物，其执政的权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一旦出现重大失误，自信心受挫，就会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制造权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时期往往就是政治出现失误的时期。
经过“文革”的劫难，个人崇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官场的权力崇拜并未根本改观，近年来在“一把手”身上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书记和委员之间不是平等的工作关系，而仅仅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主要领导人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下级的进退升迁。这种“一把手”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授权方式，必然存在领导权威先天不足的问题。于是，有些领导就任之后，首要的是如何树立权威，让下属听命于己，而作为下属，必须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听命和服从。本文开篇的例举中，言者所以急不择言地用“顶天立地”来评价书记的报告，就是要急于表达对权威完全臣服的态度。在这里，态度是决定一切的，真理和原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
毋庸置疑，领导需要权威，属下需要服从。但权威和服从都是有原则的，仅仅从领导个人的权力意志出发，刻意地为自己树权立威，势必带来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人的阿谀之词说得越来越肉麻，越来越不堪入耳，一些领导却偏偏把肉麻当有趣，非常受用，洋洋得意。我想，这些领导人不会不知道这些说假话的并不真心，不会不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但他们当下就能在属下的奴颜卑膝中获得大权在握的快感，何乐不为？这是公共权力的个人化使然。这种风气所到之处，小人得势，君子隐匿，以“跟风、吹牛、拍马”为能事的“风马牛”干部大行其道，吏治败坏，莫过于此。
官场上谀风盛行，自古以来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此，道德批判是必要的，但也是很不够的。在“万岁”走进历史后，个人崇拜已失去了基本条件，但对权力本身的膺服得以凸显。在奉公和奉上的边界错乱中，可以看到一种体制性的尴尬：领导会遇到分不清职务权威和个人权威的尴尬，属下会遇到分不清听命上司和曲意奉承的尴尬。问题在于建立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以建立领导的个人权威来提高行使公共权力的执行力，不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就要打破这种唯上是从的权力格局，让公共权力回归公共利益。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来源:同舟共进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072013743.html ]
前不久，有客自远方来，谈及当地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会上，书记作报告，众领导讨论。大家争先恐后，发言踊跃，一致赞扬书记的报告水平高，赞扬之词层出不穷，一个胜似一个。轮到最后一位发言时，前面好词都用完了，出新颇难。这位搜肠刮肚，憋得满脸通红，最后来了一句：“书记的报告，顶天立地！”客人揶揄说：“就差说万岁！万万岁了！”
这反映了现在官场颇具普遍性的“一把手现象”。所谓“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群众有真无理”。笔者受客人之谈的启发，联想起历史上的“万岁”现象。“万岁”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为帝王的专利，其他人再有能耐最多只能是九千岁。革命，革的就是“万岁”的命，但革命之后，“万岁”却又为革命者沿袭了下来。最后甚至连领袖本人也不胜其烦，连连批评“四个伟大”“讨嫌”。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异化现象。
“一把手”的“顶天立地”与皇帝“万岁”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却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其中的伏线。“万岁”一词的符号意义当然不是仅指寿限，它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是在“九五之尊”的绝对权威面前五 体投地的绝对臣服。这个意义上的“万岁”，并不会随着封建皇权制度的倒台而消失。
“万岁”是制造权力威严的特定政治符号。真正英明的领袖人物，其执政的权威性是不言自明的。但一旦出现重大失误，自信心受挫，就会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制造权威。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出现个人崇拜的时期往往就是政治出现失误的时期。
经过“文革”的劫难，个人崇拜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官场的权力崇拜并未根本改观，近年来在“一把手”身上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书记和委员之间不是平等的工作关系，而仅仅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上级主要领导人的认可与否，直接决定下级的进退升迁。这种“一把手”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授权方式，必然存在领导权威先天不足的问题。于是，有些领导就任之后，首要的是如何树立权威，让下属听命于己，而作为下属，必须有明确表达出来的听命和服从。本文开篇的例举中，言者所以急不择言地用“顶天立地”来评价书记的报告，就是要急于表达对权威完全臣服的态度。在这里，态度是决定一切的，真理和原则反而成了次要问题。
毋庸置疑，领导需要权威，属下需要服从。但权威和服从都是有原则的，仅仅从领导个人的权力意志出发，刻意地为自己树权立威，势必带来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一些人的阿谀之词说得越来越肉麻，越来越不堪入耳，一些领导却偏偏把肉麻当有趣，非常受用，洋洋得意。我想，这些领导人不会不知道这些说假话的并不真心，不会不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但他们当下就能在属下的奴颜卑膝中获得大权在握的快感，何乐不为？这是公共权力的个人化使然。这种风气所到之处，小人得势，君子隐匿，以“跟风、吹牛、拍马”为能事的“风马牛”干部大行其道，吏治败坏，莫过于此。
官场上谀风盛行，自古以来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此，道德批判是必要的，但也是很不够的。在“万岁”走进历史后，个人崇拜已失去了基本条件，但对权力本身的膺服得以凸显。在奉公和奉上的边界错乱中，可以看到一种体制性的尴尬：领导会遇到分不清职务权威和个人权威的尴尬，属下会遇到分不清听命上司和曲意奉承的尴尬。问题在于建立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以建立领导的个人权威来提高行使公共权力的执行力，不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建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就要打破这种唯上是从的权力格局，让公共权力回归公共利益。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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