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化与国家机器 --评介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

农民、合作化与国家机器
──评介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
许　由http://www.xinmiao.hk.st
这本书是大陆学者曹锦清在1996年在河北省农村进行半年实地考察的记录。它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农村、农业的各个方面景象，不少是官方媒介所欠奉的。限于篇幅，我们这次着重介绍作者有关国家机器与农民的各个方面的矛盾。
官逼民反
农民生活好转，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农民最感无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农民一听广播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搜刮农民。去年，他弟弟一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妇两人，辛苦一年，劳动所得，三分之一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如今，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立情绪。前几天我回乡，与一村民谈起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等事，这位年约40岁的农民愤恨地说：『总有一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时我就第一个冲击县、乡政府，将这批贪官污吏杀光。』」（253页）
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之一，是乡镇政府的财政不按量入为出而按量出为入的标准征税。这实际大大鼓励了中共官僚体制的痼疾，即官员无限膨胀。作者说：
「一乡党政人员从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剧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县级党政人员，从原来的一二百人扩张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经广泛访谈后作出如下报导：
「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92页）
农村供电是一个好例子。作者访问一位在供电所工作的员工。作者问：
「『各村的墙上都写着物价局、电力局核定的农村电价每度0.45元，并规定农民对超收部分有权拒交。但农民实际所付电价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里？』他的答复是：『县电局机构日益扩大，人员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价格收费，根本无法维持日常开支。』」（404页）
新官场现形记
甚么「为人民服务」，早成了空话。各级官员首先是为了以权谋私。一个村支部书记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有一天，作者在息县与新蔡县交界处看到三辆豪华轿车，两辆面包车停在路旁，旁边站着十几个衣冠楚楚的官员，像在恭候甚么贵宾。一问之下，原来是息县领导人在恭候上级的检查团。甚么检查团，往往是吃喝团。而下级官员为了令上级满意，自然得大拍马屁和厚情款待。一位基层干部告诉作者：
「评比既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那就得在态度、人情、关系与礼数上大做文章。你到县城外迎接，我就到县界外等候，你派党政领导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体出动。一县想出一个新招，他县纷纷仿效。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到达某县，邻近各县即设立情报组进行火力侦察，看别县的接待规格档次，住甚么级别的宾馆，甚至吃甚么菜，喝甚么酒，抽甚么烟，都属侦察范围。还得看别人送甚么礼品，否则，送轻了不行，送重复了也不行。如送礼金的，那么要打听清楚送给检查团主要领导是多少，一般成员是多少。这些情报，都得通过内部私人关系才能搞清楚。总之，...........前呼后拥，实在搞得人仰马翻，神经紧张。干部们劳命，百姓伤财。」（591页）
这一幕「官场现形记」现代版令作者听得「目瞪口呆」。贪污腐败之炽烈，令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享有丰厚的物质特权的主要是高级干部。农村公社干部虽有油水（作者报导即使在大跃进的大饥荒中，干部少有饿死），但是由于毛泽东爱用「群众运动」来约束一下基层干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所以基层干部的贪污不会像今天离谱。无怪乎一个省检察官说：
「『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一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一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网络。一人贪赃，往往牵动一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一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腐败，那还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一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沉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一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一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页）
但维持现状，又能避免「天下大乱」吗？作者报导一位县党校校长的说话：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亡在内部腐败上，弄得官迫民反。我们能否逃脱这一历史宿命？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都持悲观态度。」（181页）
官僚集团离心离德
不仅官员与农民的矛盾日渐尖锐，就连官僚集团内的矛盾也是这样。上级指责下级，下级也指责上级。面对农民抗税的大小骚乱日多，高级以至中央官员往往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作风粗暴」。一个省委书记这样说下级干部：「不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就不动；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又乱动。」例如为了收税，一些基层干部竟至毁人家园、夺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杀人。但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基层干部不忿于被指责。一位乡党委书记说：
「『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是能不能减下来。..........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一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毫，实收八九毫，这差价给他们用到甚地方去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一项不是来自上面的？』最后这位书记叹气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459页）
官僚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官员与农民矛盾亦势成水火，这统统是社会危机要爆发的先兆。但是直到现在中共的对策，是缓和危机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别是它至今仍是对于一切负面报导，一概以捂住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层干部无不如此。事实上，作者本人的实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轻，拜托人情才能进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坏安定团结！」
分田单干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现在河南农民生活无异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许多农民以杂粮为主（例如红薯与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麦米饭。在解放前，能经常吃上这些精粮的，只有地主。而现在许多农民经年都能吃小麦造的白馍（馒头）了。所以老一辈农民对目前生活是比较满意的。（202页）
生活改善是因为单位产量在过去50年提高了几倍。部份原因是由于分田单干，农民有了经营自由，所以积极性提高了。所以一般农民是再也不愿走过去强迫集体化的老路。但当作者问到一些农民是否愿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产权转移、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上，他们却答：「如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民吃甚么？」（496页）
有些人主张私有化道路，根据之一是分田单干已显出局部私有的优势。但曹书告诉我们，土地生产力的显着提高不能全归功于分田单干本身，还要考虑过去集体化时代所留下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种子改良、化肥及农药的推广等等。（76页）正因如此，农民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像一些言必希腊的知识分子那样全盘否定：「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
『解放前，这一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一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一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7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一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一空。村民百姓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兵匪，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问题是包产户能否继续提高生产力？现在看来，包产到户当初所发挥过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已到尽头了。农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一亩上下，农民最多只能吃饱，完全谈不上现代化生活。这对上一辈农民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中青年农民来说，要他们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见闻较广、去过城市甚至部份打过工的农民来说，顿顿吃馒头仍是不能忍受的贫穷。何况，守着这几亩地亦意味毫无保障，因为只要一点天灾人祸，或有家人生病，则连吃饱也办不到。
土地生产力相当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6000万是直接因为缺水。但是分田单干之后的小农恰恰最没有力量发展水利建设。一位村支书说：
「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单干，农户各顾其家，村干部省却集体化时每日派工、评分的头痛事，所以干部群众都认为该政策好。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全村土地的机耕率比1981年前还低。全村有10余台拖拉机，基本用于运输。大部分农户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设投入大大减少。如今二三千亩耕地，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7口是集体化时期打的。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间，村里只打了2眼深机井。分田到户后，再集资打井，困难颇多。如谁受益谁出钱，如今打一口井费用很大，他们未必出得起这笔钱。」（294页）
毛时代那种由国家机器强迫农民集体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体化自然很坏。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本身也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就是把一些分无可分的农业机械及农田水利也分掉，结果只是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作者在一条农村看到水渠被破坏挖掉，就问当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么用？」；当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叹道：「统一的水渠也能分，中国农民分的劲头和分的彻底性实令我惊叹！」（114页）
但全归咎农民并不妥当，也同作者自己所观察的有矛盾。当年那种一刀切分光集体财产的劲力首先来自国家强制。一位县政法委主任说：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一级一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一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一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一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447页）(注 1)
新合作化运动与国家民主化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与规模经营。依靠目前的机械与技术水平，一个五口之家能耕作5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