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适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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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从胡适的气度说起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从胡适的气度说起
《北大旧事》是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于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编订出版的一部校史资料集。虽说是一本七八年前出版的老书，但是我从不同时代各色人物的回忆和追述中，淘沥出不少关于胡适先生生平的资料，对于很多不切实的传闻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去伪存真，集合这几年所读过的各种胡适传记、回忆录、研究专著、日记、年谱，写成此文。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以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胡适先生，下仅从胡适先生生平几个侧面缩影去演绎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举足轻重的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
胡适的气度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后成为一代宋史大家的邓广铭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主要工作是整理北大从缪荃孙艺风堂购置的历代拓片，并且每天下午帮助钱穆先生整理、点校当时钱穆在北大所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所需的古籍资料。当时北大图书馆为文、法院长及两院系主任设置了专门的阅览室，但是实际上利用的人并不多，如文学院长胡适当时在米粮库胡同四号家中的藏晖室，整整三大间的书房，据朱海涛抗战时回忆，他在西安几家公立图书馆看到的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胡适家中藏书一半的，胡适自然不大会去使用那间专属于他的阅览室，于是邓广铭便鼓足勇气向胡适提出，让他使用那间阅览室，胡适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随即便给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打电话，让那人把阅览室的钥匙交给邓广铭，从此以后这间阅览室便成了邓恭三先生的“读书室、写作室、编辑室（邓广铭当时担任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的执行主编）”，“它使我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1932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在此之前，他在某刊物发表了《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胡适正巧与此刊物的主编凌某在去南京的途中偶遇，闲谈间隙胡适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就问：“千家驹是谁的笔名？”凌某说：“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适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某回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适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锐见大为惊异，回到北平，就让千家驹的同乡吴晗找到千家驹。胡适问千家驹毕业后准备去哪儿工作，当千家驹告诉他尚未有着落，胡适便自告奋勇介绍他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私下打听了一下，得知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头头，著名的捣乱分子，说不准还是共产党，心里便有些踌躇。他跑去问胡适，胡适则回答说：“捣乱和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于是，千家驹就进了研究所。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从北大毕业才两年，资历尚浅，而且又嫌千家驹思想过于左倾，怕惹出什么乱子来，他不好担待，不肯同意此事。千家驹为此事写信给胡适大发牢骚，最终在胡适的坚持下，赵乃搏只得妥协。1936年1月1日，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请胡适做证婚人，胡适致贺时打趣地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胡适对于青年学人的提携，他总是毫不吝惜、全心全意的帮助处于困境的年轻学子，甚至在赴台之后他自己生活尚且周转不灵的状况下，李敖生活困苦漆倒给胡适写了封信诉苦，他随即奉上一千元支票，李敖在回忆录中感慨“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只有胡适愿意“收买人心”，而没有“别的老先生”愿意“收买人心”，这足以发人深思，站着说话是不怕腰疼的，风凉话不是谁都可以说的，尤其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尽管胡适自己十分推崇清代学者李恕谷的一句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但我们感觉胡适帮助青年学生并不像是为了“自大其身”，也不是想让他们为自己在外头宣传“求此身之不朽”，退一万步说，即使胡适的最初动机的确如李恕谷所说，但他在日常的帮助和提携下，“但开风气不为师”，实际上最终却成就了如周一良、邓广铭、吴晗、杨联阩、何炳棣、罗尔纲、周汝昌这些为后来人所景仰的学者，这也不值得大家钦佩吗？这样令人心向往之的师长，这样令人仰之弥高的精神气质，也只有民国时大学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大环境才能造就。
胡适对于自己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独到的成就，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经常在给大一学生上课时提及丁声树、陶元珍、吴晓玲三君，不过从来不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称“我的学生某某某”，而是客气的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大有韩文公《师说》中所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气魄。1947年时为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的红学家周汝昌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了《曹雪芹生卒年新推定》，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两人多次通信讨论红学问题，胡适藏有海内孤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周汝昌便提出要借阅参考，胡适毫不吝惜，便慷慨地借给了他。要知道《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学术上的价值，决不能用金钱去衡量，胡适离开大陆从诸多藏书中只带走了两部，一部是他一直在考订的《水经注》，另一部便是这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见胡适对其的看重，对一个并不深知的青年如此信任，借其海内无双的珍本，又多次为其借书奔忙，最终促使周汝昌写就了现代红学研究巨著《红楼梦新证》，这让我想起了胡适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几十年后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这样叹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胡适与钱穆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大哲学系主讲中国哲学史，而钱穆刚刚写完了现代学术史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两人对于老子的生卒年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产生了分歧，胡适认为老子与《老子》均现于春秋末年，略早于孔子；而钱穆则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两人为此争执不下，经常在自己的课堂上对对方观点大肆抨击。两人有一次相遇于教师休息室，钱穆开口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则幽默地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二人一笑而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是胡适对于钱穆的学问还是相当佩服，尤其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大加褒扬，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
钱穆之所以能进北大，也与胡适颇有关系。察阅钱穆学术回忆录《师友杂记》，钱穆此前在苏州中学任国文教师，顾颉刚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因家住苏州，故停留数日，经东吴大学陈天一推荐，见到钱穆，大为赏识，又借其《先秦诸子系年》书稿阅读，推荐他去朱家骅掌校的中山大学任教，因故未遂，后顾颉刚又以钱穆在他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向燕大监督司徒雷登（燕京是教会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徒挂虚名，主其事者为美国教会所派之监督）及校长吴雷川力荐，钱穆因此于1930年秋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钱穆原本不过是乡间小学的冬烘先生，靠自学苦读最终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于英文西学极少涉猎，而身在教会学校，人多轻之，工作生活始终不太顺心，倍受排挤。顺便说一句，现在北大所在地是燕大旧址，未明湖之所以得名是由钱穆提议司徒雷登命名的。1931年胡适应蒋梦麟邀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改任北大校长，并得到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00万元的研究合作经费，遇事相当有魄力，敢作敢当，又不满于当时北大浙江派某些守旧教授的言行，他对胡适等文理法三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正巧此时钱穆在燕京大学一年期满，燕大没有续聘，钱穆回到苏州，胡适得悉立刻寄去聘书，聘其为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胡适与钱穆早在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就曾结识，胡适当时应苏州女子师范及苏州中学邀请前去演讲，此前陈天一修书向胡适推荐钱穆，钱穆当时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论及《史记.六国年表》，钱遍觅不得，而胡适为海内藏书大家，便向其询问。没想到胡适也一无所知。钱穆书呆子气十足，不识人间世故，与胡适初次见面，就以生僻之书询问，近似刁难。胡适为此似乎也有几分不快，当日演讲过后，未加逗留，下午便乘火车回上海了，钱穆也为自己的失礼而十分懊悔。但胡适之毕竟是胡适之，不久就释怀于心，回到上海就给钱穆写了一封信，告诉钱穆前番与其谈话未能尽意，非常遗憾，有机会一定请钱穆到沪上一叙。钱穆得书之后大为感动。钱穆到燕京授课之后，在《燕京学报》发表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胡适看到以后写了一封信交给顾颉刚，让顾转呈钱穆，请他到家中见面。胡适与钱穆畅谈半日，多是有关老子年代的话题，两人意见相左，但谁都驳不倒对方。所以钱穆未进北大，就与胡适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老子之争。当有学生问胡适，他与钱穆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他则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其实关于老子的年代之争，似乎还是胡适笑到了最后，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墓出土的郭店楚简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购回的另外一批与郭店楚简一同出土被盗的竹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前后。内有《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等重要的先秦思想学术典籍。楚简中的《老子》有甲、乙、两三本，足证老子其人再怎么也晚不过战国早期，《老子》的最初版本最迟也至少出现于战国中期。钱穆是依据他所见所知的文献对老子年代进行爬梳考据，从传统的文献学的角度出发他当然是没有错，可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主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结合。钱穆于1990年以95岁的高龄去世，他当然不可能看到三年以后才出土的郭店楚简，但出土文献却最终证明了胡适关于老子年代的观点，但这毕竟是孤证，对于老子的具体年代问题，还有待于未来更多地下文献的出土来为其佐证。
胡适与林损
这里顺便给胡适翻一件旧公案，林损（字公铎）和许之衡是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1931年北大改组，蒋梦麟担任校长，1934年4月让文学院长胡适兼中文系主任，林许二人遭到解聘。许多人都认为胡适从中作梗，排斥老教授。原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1934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掌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朱氏此语，大加讥讪，颇有责难之意。老北大聘任教员，头一年为试用期，如果没问题，第二年受聘者会收到正式的聘书，并无聘任年限的规定，除非一方提前解约，否则终身有效，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美国大学内实行的终身教职制度。到了1929年，则改为每年一聘，学年末倘若没有收到聘书，就算被学校解聘了，该教授可以自谋出路，另求他就。
被解聘毕竟不太光彩，一般人都不会大肆声扬，林损则不同。他先是在给蒋梦麟、胡适写信破口大骂，林损致蒋梦麟信中内有“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者交相责难，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之语，近似谩骂；他给胡适的信虽然没有骂娘，但写得皮里阳秋，阴阳怪气。现录于下“适之足下：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之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林损。”石勒李阳“尊拳毒手”典出于《晋书.载纪第五.石勒下》“勒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既至，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初，勒与李阳邻居，岁常争麻池，迭相驱击。至是，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沤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雠匹夫乎！乃使召阳。既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林胡二人均为卯字号四小兔之一，林主文言，胡适提倡白话文，二人遂道不同不相为谋，林损此言说的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此番被校方辞退，乃是胡适暗中打击报复，又有“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大概指的是马幼渔被撤去国文系主任，由胡适兼任。胡适得函后，于给林复信，非但没有恼怒，语气还是相当地客气，现录于下：“今天读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匆匆奉复，敬问。晚安”。林损得函后，在《世界日报》复作一书，“蕞尔胡适，汝本礼贼”，“盍张尔弓，遗我一矢”终于开骂了，斯文扫地，对于这样的挑衅，胡适根本不屑于回应，早在1930年4月，胡适在致杨杏佛书，就曾说过“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而当时的舆论经过此事之后，对林公铎的遭遇由最初的同情而转向厌恶，此事不久就不了了之。
林损遭到解聘，胡适是当事人，不管蒋梦麟有没有说过“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身为文学院长，必然身与其事。为什么要解聘林损呢？前人的回忆，大多不外乎林损不离杯中物，醉后就骂人，他与胡适因为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而产生嫌隙，胡适借机报复，似乎是理屈在胡适。那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北大自蔡元培担任校长，提倡“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一方面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主张白话文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也因陈独秀陆续进入北大，另一方面蔡先生延请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章太炎大弟子小学大家黄侃、精通英国文学却是顽固保皇派的辜鸿铭在今人看来落后守旧的人物在北大授课，一时间北大新旧人物云集，按理说这样新旧结合、百家争鸣，对于学术是有推动作用，但是实际上北大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学术上取得的建树屈指可数，以至于胡适在1920年的一次演讲中不无调侃地说道：“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他的话绝非是危言耸听，北大自1918年至1920年，两年间全校只出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这种情况一直未能得到改观，1922年北大成立25年校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他说：“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当时北大校政掌握在浙系学人手里，而章门弟子几乎控制了北大的文科，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国文系主任马幼渔、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另外还有他们的“军师”素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1919年陈独秀就是受到沈尹默等人排挤离开北大的。与林损辞退时一同被撤去国文系主任职务的马幼渔，十年不作一文，这样的尸位素餐的“名教授”，能说称职吗？就这样，蒋胡也不敢拿他怎么样，虽说是被撤职了，教授名分依旧保留。北大口口相传了许多名教授的趣闻轶事，如沈兼士的兄长沈士远在北大预科授课，讲《庄子》，一学年下来只说了一个《天下篇》，所以学生送上一个外号“沈天下”，另有咱合肥老乡刘文典，他教《文选》，一年只讲了一篇《海赋》，这样脍炙人口故事的流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当时的教学水平，教师完全不按教学计划授课，只是据自己研究自说自话，正常的教学任务根本完成不了，学生所能学到知识微乎其微，难怪当时有那么多学生不乐意上课。而林损本人授课，一学年下来，只讲了《周易.系辞》，照他的进度，学生运气好的话，有望在40岁之前上完《周易》，不过没听说过哪个大学开课是十年二十年的。这样的师长，能不激起学生的反感吗？1929年，北大学生召开会议要求校方处理朱希祖、马幼渔，理由是“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说白了，就是说他俩个是学阀，在学术上嫉贤妒能，排除异己，自己作大。吴承仕与朱马同为太炎弟子，黄季刚（侃）生前虽与其交恶，但是对于吴的学问还是能持平议，“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承仕）、钱玄同外，余（嘉锡）、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而吴余杨这三人正是最受朱马二人排斥的，杨树达曾请马幼渔让吴承仕来北大任教，马则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杨树达只好作罢，几十年之后他在自己的学术自传《积微翁回忆录》道出了实情：“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媢嫉之故。”1930年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列其罪状三大纲十四条，这回朱希祖没再好意思恋栈权位，拍屁股走人，而马则一直待到蒋梦麟让胡适代理他的职务。之所以开头所引朱希祖日记为何会对胡适有讥讪之语，而对林损惺惺相惜，大家也不难理解了吧。
胡适思想的意义
有一次北大召开一次佛学研讨会，胡适认为自己对佛学研究不太在行，不便发言，但是碍于他文学院长的身份，还是被推到讲台，演讲是胡适的专长，正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台下忽有位姓韩的同学站起来气冲冲大声的打断了他的演讲“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并没有自己的演讲被人打断而发火，而是和声悦色地对那个韩同学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这是北大红楼的传统，坚持己件，也容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回忆，“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由此也可见胡适的气量的确是海纳百川，不管你的观点对与错，不管你的身份是学生还是老师，我都尊重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前提是你也得相应的尊重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让我们想起伏尔泰那句流传已久的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尽管这句话不是伏尔泰本人说的，而是他的传记作者后来加的，但是这种尊重对方意见，但自己仍有所保留的宽容态度除了在胡适他们这批民国留学英美的学者，我们很少在鲁迅、郭沫若这批负笈东洋的学者身上看到，我们在鲁迅、郭沫若他们身上看到更多的是求全责备的不宽容，这恐怕是研究民国学术思想史的学人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横眉冷对千夫指”式的金刚怒目固然令人敬服，但“宽容比自有更重要”式的菩萨低眉也未尝不可，人情练达即文章。不由让人想起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本来是左翼文学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最后却同室操戈，郭沫若甚至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发表题为《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的文章，且看他是如何给鲁迅下政治结论的：“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针对鲁迅在《我的态度和气量》（发表于1928年5月7日出版的《语丝》第四卷第十九期）“我与西滢长虹战，他（指创造社中人）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出现了”，郭沫若则说：“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但是猩猩要同人战，帝国主义要同弱小民族战，那就不同，”郭还说“在我们看来鲁迅先生所罗列的一篇伤心话，可怜只象一个歇斯底里女人的悲诉，无怪乎弱水先生要说他‘态度太不兴，气量太窄了。”我们姑且不论鲁迅与创造社论争的孰是孰非，郭沫若的三段论推导是否成立，这位骂鲁迅是“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将鲁迅比作“猩猩”“歇斯底里女人”的“杜荃”日后却成了二十世纪文人无行的代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这场论战给鲁迅内心的伤害之大也可想而知，以至于他后来很多次使用“封余”“丰之余”作为笔名。由此我们更应意识到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一精神的可贵之处。性格决定命运，至于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留美留日学者他们今后彼此人生轨迹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也不难理解，的确是在情理之中。
现代人对于胡适的思想一直存有误解，一提到自由主义似乎就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拉上关系，以至于一提到胡适就蹙眉疾首，从而使我们很少去真正理解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谛，对关于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学理都没有辨清辩明，就急于将其打入另册，这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常听人说“真理不辨自明”，我听来觉得大有禅宗“不立文字，尽得风流”的意味，其实这是懒汉的说辞。真理从来是越辨越不明，因为人的意识随着认识的深入而随之发生改变，所以说只有相对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绝对不是真理，当然你不辨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老乡们有句大白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这话糙理不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凡事必欲除旧立新，激进主义从来就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而唯独缺少了保守主义者的声音。鲁迅曾经就挪威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给女师大学生演讲时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我们换个角度同样从这个命题出发，不禁要问“革命之后怎么办？”，革命固然是富有理想主义激情、不乏浪漫主义色彩的，但是破坏了总得要建设，砸烂了“孔家店”容易，建设新的传统却是难上加难！正是这种“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指导思想，才使20世纪的思想史上演了这许多幕悲喜剧，究其原因，还是我们太不宽容。传统和现代化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进步人士”如鲁迅之流说他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现在回过头想想，胡适说错了吗？没有，可是他的意见并没有成为主流，中国内忧外患，日本在东北虎视耽耽，觊觎已久，救亡成了那个纷乱时代的主旋律，压倒了一切理性的声音。李泽厚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救亡压倒了启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我们想想胡适在30年代华北事变之后对北大学生所说，也被后人一直诟病的那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现在心平气和地想想，他说的错了吗？而为了救亡图存而抛头颅、撒热血的爱国学生错了吗？他们都没错。只是我们要想想，学生的义务是什么，读书啊，在战场跟鬼子拼刺刀的应该是谁啊，战士啊！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评价，姑且引一段陈垣先生在1935年11月20日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时说过的话，陈援庵先生是近代史学四家之一，北师大前身辅仁大学的校长，当时日本正在积极筹划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在北大历史系授课的陈垣先生就学生之请对时局发表了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想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风雨飘摇的抗战八年，在祖国西南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在物质条件极度艰苦的情况下，悉心学术，涌现出杨振宁、黄昆、王瑶、何兆武、王浩、张守廉、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殷海光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他们似乎正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印证了陈垣和胡适的话。胡适晚年弟子咱们合肥老乡唐德刚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一文的最后振聋发聩地说道：“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去心头的人影……
彭杰于2007年1月4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从胡适的气度说起
《北大旧事》是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于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编订出版的一部校史资料集。虽说是一本七八年前出版的老书，但是我从不同时代各色人物的回忆和追述中，淘沥出不少关于胡适先生生平的资料，对于很多不切实的传闻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去伪存真，集合这几年所读过的各种胡适传记、回忆录、研究专著、日记、年谱，写成此文。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以为，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胡适先生，下仅从胡适先生生平几个侧面缩影去演绎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举足轻重的人物波澜壮阔的一生。
胡适的气度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后成为一代宋史大家的邓广铭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教，主要工作是整理北大从缪荃孙艺风堂购置的历代拓片，并且每天下午帮助钱穆先生整理、点校当时钱穆在北大所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所需的古籍资料。当时北大图书馆为文、法院长及两院系主任设置了专门的阅览室，但是实际上利用的人并不多，如文学院长胡适当时在米粮库胡同四号家中的藏晖室，整整三大间的书房，据朱海涛抗战时回忆，他在西安几家公立图书馆看到的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胡适家中藏书一半的，胡适自然不大会去使用那间专属于他的阅览室，于是邓广铭便鼓足勇气向胡适提出，让他使用那间阅览室，胡适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随即便给北大图书馆的负责人打电话，让那人把阅览室的钥匙交给邓广铭，从此以后这间阅览室便成了邓恭三先生的“读书室、写作室、编辑室（邓广铭当时担任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的执行主编）”，“它使我真正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乐趣”。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1932年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在此之前，他在某刊物发表了《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和中国工业化问题》一文。胡适正巧与此刊物的主编凌某在去南京的途中偶遇，闲谈间隙胡适无意间看到这篇文章，就问：“千家驹是谁的笔名？”凌某说：“这不是笔名，他本姓千。”胡适又问：“千在哪儿工作？”凌某回答：“千是北大学生，还没有在大学毕业，”胡适为一个大学生有这般锐见大为惊异，回到北平，就让千家驹的同乡吴晗找到千家驹。胡适问千家驹毕业后准备去哪儿工作，当千家驹告诉他尚未有着落，胡适便自告奋勇介绍他去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陶孟和私下打听了一下，得知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头头，著名的捣乱分子，说不准还是共产党，心里便有些踌躇。他跑去问胡适，胡适则回答说：“捣乱和做研究工作是两码事，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况且一个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于是，千家驹就进了研究所。1934年胡适又主动介绍千家驹去北京大学兼任讲师。当时北大经济系主任赵乃搏认为千家驹从北大毕业才两年，资历尚浅，而且又嫌千家驹思想过于左倾，怕惹出什么乱子来，他不好担待，不肯同意此事。千家驹为此事写信给胡适大发牢骚，最终在胡适的坚持下，赵乃搏只得妥协。1936年1月1日，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请胡适做证婚人，胡适致贺时打趣地说：“千先生是北大著名的捣乱头儿，但看今天的婚礼却一点革命气息都没有，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
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胡适对于青年学人的提携，他总是毫不吝惜、全心全意的帮助处于困境的年轻学子，甚至在赴台之后他自己生活尚且周转不灵的状况下，李敖生活困苦漆倒给胡适写了封信诉苦，他随即奉上一千元支票，李敖在回忆录中感慨“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为什么只有胡适愿意“收买人心”，而没有“别的老先生”愿意“收买人心”，这足以发人深思，站着说话是不怕腰疼的，风凉话不是谁都可以说的，尤其是当你做不到的时候。尽管胡适自己十分推崇清代学者李恕谷的一句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但我们感觉胡适帮助青年学生并不像是为了“自大其身”，也不是想让他们为自己在外头宣传“求此身之不朽”，退一万步说，即使胡适的最初动机的确如李恕谷所说，但他在日常的帮助和提携下，“但开风气不为师”，实际上最终却成就了如周一良、邓广铭、吴晗、杨联阩、何炳棣、罗尔纲、周汝昌这些为后来人所景仰的学者，这也不值得大家钦佩吗？这样令人心向往之的师长，这样令人仰之弥高的精神气质，也只有民国时大学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大环境才能造就。
胡适对于自己学生在学术上取得的独到的成就，从来不吝赞美之词，经常在给大一学生上课时提及丁声树、陶元珍、吴晓玲三君，不过从来不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式的称“我的学生某某某”，而是客气的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大有韩文公《师说》中所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的气魄。1947年时为燕京大学西语系大三学生的红学家周汝昌在《天津民国日报》发表了《曹雪芹生卒年新推定》，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两人多次通信讨论红学问题，胡适藏有海内孤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周汝昌便提出要借阅参考，胡适毫不吝惜，便慷慨地借给了他。要知道《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学术上的价值，决不能用金钱去衡量，胡适离开大陆从诸多藏书中只带走了两部，一部是他一直在考订的《水经注》，另一部便是这部《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可见胡适对其的看重，对一个并不深知的青年如此信任，借其海内无双的珍本，又多次为其借书奔忙，最终促使周汝昌写就了现代红学研究巨著《红楼梦新证》，这让我想起了胡适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几十年后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一书这样叹道：“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陈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先生能够称得上一个‘大’字。”
胡适与钱穆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大哲学系主讲中国哲学史，而钱穆刚刚写完了现代学术史巨著《先秦诸子系年》，两人对于老子的生卒年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产生了分歧，胡适认为老子与《老子》均现于春秋末年，略早于孔子；而钱穆则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两人为此争执不下，经常在自己的课堂上对对方观点大肆抨击。两人有一次相遇于教师休息室，钱穆开口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则幽默地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二人一笑而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同，但是胡适对于钱穆的学问还是相当佩服，尤其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大加褒扬，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
钱穆之所以能进北大，也与胡适颇有关系。察阅钱穆学术回忆录《师友杂记》，钱穆此前在苏州中学任国文教师，顾颉刚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因家住苏州，故停留数日，经东吴大学陈天一推荐，见到钱穆，大为赏识，又借其《先秦诸子系年》书稿阅读，推荐他去朱家骅掌校的中山大学任教，因故未遂，后顾颉刚又以钱穆在他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向燕大监督司徒雷登（燕京是教会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徒挂虚名，主其事者为美国教会所派之监督）及校长吴雷川力荐，钱穆因此于1930年秋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讲师，钱穆原本不过是乡间小学的冬烘先生，靠自学苦读最终成为一代史学大家，于英文西学极少涉猎，而身在教会学校，人多轻之，工作生活始终不太顺心，倍受排挤。顺便说一句，现在北大所在地是燕大旧址，未明湖之所以得名是由钱穆提议司徒雷登命名的。1931年胡适应蒋梦麟邀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改任北大校长，并得到蔡元培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100万元的研究合作经费，遇事相当有魄力，敢作敢当，又不满于当时北大浙江派某些守旧教授的言行，他对胡适等文理法三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正巧此时钱穆在燕京大学一年期满，燕大没有续聘，钱穆回到苏州，胡适得悉立刻寄去聘书，聘其为北大历史系副教授。胡适与钱穆早在钱穆在苏州中学任教就曾结识，胡适当时应苏州女子师范及苏州中学邀请前去演讲，此前陈天一修书向胡适推荐钱穆，钱穆当时正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论及《史记.六国年表》，钱遍觅不得，而胡适为海内藏书大家，便向其询问。没想到胡适也一无所知。钱穆书呆子气十足，不识人间世故，与胡适初次见面，就以生僻之书询问，近似刁难。胡适为此似乎也有几分不快，当日演讲过后，未加逗留，下午便乘火车回上海了，钱穆也为自己的失礼而十分懊悔。但胡适之毕竟是胡适之，不久就释怀于心，回到上海就给钱穆写了一封信，告诉钱穆前番与其谈话未能尽意，非常遗憾，有机会一定请钱穆到沪上一叙。钱穆得书之后大为感动。钱穆到燕京授课之后，在《燕京学报》发表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胡适看到以后写了一封信交给顾颉刚，让顾转呈钱穆，请他到家中见面。胡适与钱穆畅谈半日，多是有关老子年代的话题，两人意见相左，但谁都驳不倒对方。所以钱穆未进北大，就与胡适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老子之争。当有学生问胡适，他与钱穆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他则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其实关于老子的年代之争，似乎还是胡适笑到了最后，1993年冬在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墓出土的郭店楚简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在香港购回的另外一批与郭店楚简一同出土被盗的竹简，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00年前后。内有《老子》、《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等重要的先秦思想学术典籍。楚简中的《老子》有甲、乙、两三本，足证老子其人再怎么也晚不过战国早期，《老子》的最初版本最迟也至少出现于战国中期。钱穆是依据他所见所知的文献对老子年代进行爬梳考据，从传统的文献学的角度出发他当然是没有错，可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主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以及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结合。钱穆于1990年以95岁的高龄去世，他当然不可能看到三年以后才出土的郭店楚简，但出土文献却最终证明了胡适关于老子年代的观点，但这毕竟是孤证，对于老子的具体年代问题，还有待于未来更多地下文献的出土来为其佐证。
胡适与林损
这里顺便给胡适翻一件旧公案，林损（字公铎）和许之衡是北大中文系的老教授，1931年北大改组，蒋梦麟担任校长，1934年4月让文学院长胡适兼中文系主任，林许二人遭到解聘。许多人都认为胡适从中作梗，排斥老教授。原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1934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忆民国六年夏秋之际，蔡孑民掌校，余等在教员休息室戏谈：余与陈独秀为老兔，胡适之、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余与独秀皆大胡等十二岁，均卯年生也。今独秀被捕下狱，半农新逝，叔雅出至清华大学，余出至中山及中央大学；公铎又被排斥至中央大学。独适之则握北京大学文科全权矣。故人星散，故与公铎遇，不无感慨系之。”朱氏此语，大加讥讪，颇有责难之意。老北大聘任教员，头一年为试用期，如果没问题，第二年受聘者会收到正式的聘书，并无聘任年限的规定，除非一方提前解约，否则终身有效，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美国大学内实行的终身教职制度。到了1929年，则改为每年一聘，学年末倘若没有收到聘书，就算被学校解聘了，该教授可以自谋出路，另求他就。
被解聘毕竟不太光彩，一般人都不会大肆声扬，林损则不同。他先是在给蒋梦麟、胡适写信破口大骂，林损致蒋梦麟信中内有“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者交相责难，瘖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之语，近似谩骂；他给胡适的信虽然没有骂娘，但写得皮里阳秋，阴阳怪气。现录于下“适之足下：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之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林损。”石勒李阳“尊拳毒手”典出于《晋书.载纪第五.石勒下》“勒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既至，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初，勒与李阳邻居，岁常争麻池，迭相驱击。至是，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沤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雠匹夫乎！乃使召阳。既至，勒与酣谑，引阳臂笑曰：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林胡二人均为卯字号四小兔之一，林主文言，胡适提倡白话文，二人遂道不同不相为谋，林损此言说的是“明枪易挡，暗箭难防”，此番被校方辞退，乃是胡适暗中打击报复，又有“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大概指的是马幼渔被撤去国文系主任，由胡适兼任。胡适得函后，于给林复信，非但没有恼怒，语气还是相当地客气，现录于下：“今天读手示，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匆匆奉复，敬问。晚安”。林损得函后，在《世界日报》复作一书，“蕞尔胡适，汝本礼贼”，“盍张尔弓，遗我一矢”终于开骂了，斯文扫地，对于这样的挑衅，胡适根本不屑于回应，早在1930年4月，胡适在致杨杏佛书，就曾说过“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而当时的舆论经过此事之后，对林公铎的遭遇由最初的同情而转向厌恶，此事不久就不了了之。
林损遭到解聘，胡适是当事人，不管蒋梦麟有没有说过“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身为文学院长，必然身与其事。为什么要解聘林损呢？前人的回忆，大多不外乎林损不离杯中物，醉后就骂人，他与胡适因为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而产生嫌隙，胡适借机报复，似乎是理屈在胡适。那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北大自蔡元培担任校长，提倡“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一方面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主张白话文的钱玄同、刘半农、胡适也因陈独秀陆续进入北大，另一方面蔡先生延请了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章太炎大弟子小学大家黄侃、精通英国文学却是顽固保皇派的辜鸿铭在今人看来落后守旧的人物在北大授课，一时间北大新旧人物云集，按理说这样新旧结合、百家争鸣，对于学术是有推动作用，但是实际上北大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学术上取得的建树屈指可数，以至于胡适在1920年的一次演讲中不无调侃地说道：“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他的话绝非是危言耸听，北大自1918年至1920年，两年间全校只出5期月刊，5种著作、1种译著，这种情况一直未能得到改观，1922年北大成立25年校庆，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他说：“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岁！’的欢呼。”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当时北大校政掌握在浙系学人手里，而章门弟子几乎控制了北大的文科，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国文系主任马幼渔、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另外还有他们的“军师”素有鬼谷子之称的沈尹默，1919年陈独秀就是受到沈尹默等人排挤离开北大的。与林损辞退时一同被撤去国文系主任职务的马幼渔，十年不作一文，这样的尸位素餐的“名教授”，能说称职吗？就这样，蒋胡也不敢拿他怎么样，虽说是被撤职了，教授名分依旧保留。北大口口相传了许多名教授的趣闻轶事，如沈兼士的兄长沈士远在北大预科授课，讲《庄子》，一学年下来只说了一个《天下篇》，所以学生送上一个外号“沈天下”，另有咱合肥老乡刘文典，他教《文选》，一年只讲了一篇《海赋》，这样脍炙人口故事的流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大当时的教学水平，教师完全不按教学计划授课，只是据自己研究自说自话，正常的教学任务根本完成不了，学生所能学到知识微乎其微，难怪当时有那么多学生不乐意上课。而林损本人授课，一学年下来，只讲了《周易.系辞》，照他的进度，学生运气好的话，有望在40岁之前上完《周易》，不过没听说过哪个大学开课是十年二十年的。这样的师长，能不激起学生的反感吗？1929年，北大学生召开会议要求校方处理朱希祖、马幼渔，理由是“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说白了，就是说他俩个是学阀，在学术上嫉贤妒能，排除异己，自己作大。吴承仕与朱马同为太炎弟子，黄季刚（侃）生前虽与其交恶，但是对于吴的学问还是能持平议，“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承仕）、钱玄同外，余（嘉锡）、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而吴余杨这三人正是最受朱马二人排斥的，杨树达曾请马幼渔让吴承仕来北大任教，马则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杨树达只好作罢，几十年之后他在自己的学术自传《积微翁回忆录》道出了实情：“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媢嫉之故。”1930年北大史学系学生散发《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列其罪状三大纲十四条，这回朱希祖没再好意思恋栈权位，拍屁股走人，而马则一直待到蒋梦麟让胡适代理他的职务。之所以开头所引朱希祖日记为何会对胡适有讥讪之语，而对林损惺惺相惜，大家也不难理解了吧。
胡适思想的意义
有一次北大召开一次佛学研讨会，胡适认为自己对佛学研究不太在行，不便发言，但是碍于他文学院长的身份，还是被推到讲台，演讲是胡适的专长，正滔滔不绝说个不停，台下忽有位姓韩的同学站起来气冲冲大声的打断了他的演讲“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并没有自己的演讲被人打断而发火，而是和声悦色地对那个韩同学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这是北大红楼的传统，坚持己件，也容许别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张中行先生在《负暄琐话》回忆，“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由此也可见胡适的气量的确是海纳百川，不管你的观点对与错，不管你的身份是学生还是老师，我都尊重你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但前提是你也得相应的尊重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这让我们想起伏尔泰那句流传已久的名言“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用生命来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力”，尽管这句话不是伏尔泰本人说的，而是他的传记作者后来加的，但是这种尊重对方意见，但自己仍有所保留的宽容态度除了在胡适他们这批民国留学英美的学者，我们很少在鲁迅、郭沫若这批负笈东洋的学者身上看到，我们在鲁迅、郭沫若他们身上看到更多的是求全责备的不宽容，这恐怕是研究民国学术思想史的学人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横眉冷对千夫指”式的金刚怒目固然令人敬服，但“宽容比自有更重要”式的菩萨低眉也未尝不可，人情练达即文章。不由让人想起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本来是左翼文学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最后却同室操戈，郭沫若甚至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10日）发表题为《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的文章，且看他是如何给鲁迅下政治结论的：“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针对鲁迅在《我的态度和气量》（发表于1928年5月7日出版的《语丝》第四卷第十九期）“我与西滢长虹战，他（指创造社中人）虽然看见正直，却一声不响，今和创造社战，便只看见尖酸，忽然显战士身出现了”，郭沫若则说：“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但是猩猩要同人战，帝国主义要同弱小民族战，那就不同，”郭还说“在我们看来鲁迅先生所罗列的一篇伤心话，可怜只象一个歇斯底里女人的悲诉，无怪乎弱水先生要说他‘态度太不兴，气量太窄了。”我们姑且不论鲁迅与创造社论争的孰是孰非，郭沫若的三段论推导是否成立，这位骂鲁迅是“二重反革命”“封建余孽”、将鲁迅比作“猩猩”“歇斯底里女人”的“杜荃”日后却成了二十世纪文人无行的代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而这场论战给鲁迅内心的伤害之大也可想而知，以至于他后来很多次使用“封余”“丰之余”作为笔名。由此我们更应意识到胡适“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一精神的可贵之处。性格决定命运，至于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留美留日学者他们今后彼此人生轨迹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也不难理解，的确是在情理之中。
现代人对于胡适的思想一直存有误解，一提到自由主义似乎就要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拉上关系，以至于一提到胡适就蹙眉疾首，从而使我们很少去真正理解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真谛，对关于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学理都没有辨清辩明，就急于将其打入另册，这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常听人说“真理不辨自明”，我听来觉得大有禅宗“不立文字，尽得风流”的意味，其实这是懒汉的说辞。真理从来是越辨越不明，因为人的意识随着认识的深入而随之发生改变，所以说只有相对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绝对不是真理，当然你不辨是永远都不会明白的。老乡们有句大白话说的好“是骡子是马？先拉出来遛遛”，这话糙理不糙。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凡事必欲除旧立新，激进主义从来就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而唯独缺少了保守主义者的声音。鲁迅曾经就挪威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给女师大学生演讲时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我们换个角度同样从这个命题出发，不禁要问“革命之后怎么办？”，革命固然是富有理想主义激情、不乏浪漫主义色彩的，但是破坏了总得要建设，砸烂了“孔家店”容易，建设新的传统却是难上加难！正是这种“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的指导思想，才使20世纪的思想史上演了这许多幕悲喜剧，究其原因，还是我们太不宽容。传统和现代化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出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进步人士”如鲁迅之流说他是在“开历史倒车”，我们现在回过头想想，胡适说错了吗？没有，可是他的意见并没有成为主流，中国内忧外患，日本在东北虎视耽耽，觊觎已久，救亡成了那个纷乱时代的主旋律，压倒了一切理性的声音。李泽厚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救亡压倒了启蒙”，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我们想想胡适在30年代华北事变之后对北大学生所说，也被后人一直诟病的那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现在心平气和地想想，他说的错了吗？而为了救亡图存而抛头颅、撒热血的爱国学生错了吗？他们都没错。只是我们要想想，学生的义务是什么，读书啊，在战场跟鬼子拼刺刀的应该是谁啊，战士啊！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评价，姑且引一段陈垣先生在1935年11月20日在北大给学生上课时说过的话，陈援庵先生是近代史学四家之一，北师大前身辅仁大学的校长，当时日本正在积极筹划在华北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在北大历史系授课的陈垣先生就学生之请对时局发表了看法“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想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风雨飘摇的抗战八年，在祖国西南一隅的西南联大师生在物质条件极度艰苦的情况下，悉心学术，涌现出杨振宁、黄昆、王瑶、何兆武、王浩、张守廉、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殷海光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学者，他们似乎正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印证了陈垣和胡适的话。胡适晚年弟子咱们合肥老乡唐德刚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一文的最后振聋发聩地说道：“不肯定胡适的大方向，中国便没有前途！但是不打破胡适的框框，中国学术便没有进步！”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去心头的人影……
彭杰于2007年1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