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百年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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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留下无穷落寞。这份落寞不仅来自于生前的被批判、被“围剿”,身后的被抹煞、被虚化,也来自于他本人内心深处的困惑与彷徨。
  胡适自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晚年陷入了严重的“认同危机”。一方面,胡适坚信自由民主制度是大趋势,极权的猖獗不过是“小小的逆流”;另一方面,用自由主义的立场观照,红色大陆固然处在“逆流”,困守台岛的国民党政权却也并非“主流”。面临这个困境,胡适的态度是撑住一个幻想。
  有两件事,把这种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一是“吴国桢事件”。吴国桢感愤于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尤其“太子”蒋经国视他这个省主席如无物,滥捕滥杀所谓“匪碟”,赴美后予以公开谴责。一时舆论喧腾。整个事件中胡适始终为台湾当局辩护,指责吴国桢不顾实际情况,抹黑政府,影响了“反共大业”。
  其二,《自由中国》杂志质疑“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胡适当即致函表示,“反攻大陆”这块“无数人希望的象征”不应被戳破,否则要大家魂归何处呢?
  胡适并非没看透台湾当局的性质,而是寄希望于国民党能改造好,尽管他似乎不真相信。雷震、殷海光可以对国民党弃如敝屣、彻底“断尾”,承担由此而来的孤绝;胡适垂垂老矣,这样的孤绝对他而言,太残酷。那一句“无数人希望的象征”,“无数人”里正包括他自己。
  然而,建筑于幻想之上的希望,又怎会牢靠?从孙立人事件、吴国桢事件,到雷震案、蒋介石违宪连任“总统”,胡适一次次失望、一次次遭打击,逼仄得苦痛不堪,唯有用乐观的余烬勾勒生命线的延续。
  越痛苦就越逃避,胡适将余生倾情投入《水经注》考证,一心为同乡戴震洗刷冤屈。自己,则在“洗刷”中沉入冤屈。仍有人劝他担当“领袖”之责,可胡适真的老了、累了。
  胡适终于死了,倒下犹如首挽歌,或许所有人都该吁口气;爱他者欣慰他的解脱,恨他者庆幸他的毁灭。读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深深佩服胡适待人的体贴,同时又嘀咕,体贴背后,究竟有多少人咀嚼得出胡适的心魂所系呢?
  万人空巷的葬礼增添了哀荣,更映衬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百年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