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育德：“反动学生”被“劳教”的回忆

姚育德：“反动学生”被“劳教”的回忆时间:2010-07-15 09:27 作者:姚育德点击:773次
　　2009年4月号《炎黄春秋》刊登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的文章《文革前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勾起我悲痛的回忆，本人就像作者那样于1964年被打成反动学生，自那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至1981年平反，一直在农村劳动生活，于1987年返回母校工作。正如该文结尾所言：“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又说，“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一幕，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告知后人，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学生，走过这样一段路。”为此呈上一篇悼念文章以表哀思并纪念这段历史。
　　前年秋季，在校退管委组织去外省旅游途中，据知情者言，当年与我一起被打成“反动学生”的难友周森根业已去世，噩耗令我伤感不已。我俩先曾在一起接受劳动教养，后遭开除学籍各奔农村劳动谋生，由于他是名精神病患者，所受痛苦与磨难更难想象。所幸平反后他的境况大有改善，至少不再任人欺压打骂，直至孑然一身离开人世。他的死于我心有戚戚焉。
　　记得1964年在全校毕业生批判我俩“反动思想”的动员大会上，他定性的材料是为“三民主义”叫好，原本是他向政治辅导员主动“交心”，却被勒令作上纲上线的交代，此后便神志不清、谵呓不止而被送入精神病院。而我则因轻信一位文学老师诺言，将自己同情右派遭遇的习作交其过目而被告发，公安机关将我羁押二周，在寝室和家中搜得手稿、日记并口供，然后释放回校等待行政处分。动员会后就在班级批判会上，平时经常与班长不民主作派顶撞的同班柏君，因表态而与政治辅导员发生争执，说其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也被打成“反动学生”，与我一起被送劳教。柏君所以口出不逊，固是年轻气盛，更因他当时确实读有不少马列经典。--劫后余生，他在市总工会主办的一家杂志社任编辑兼记者期间，发表不少有关工运理论的研究文章且多次获奖。他的不幸应验了“文章憎命达”的宿命吧。
　　农村劳教的头年初冬，一天下午，我正挑担为大队饲养场出猪圈粪下田，路经公路时远远望见从车站那头走近来二个人，并排手提肩扛着箱子和铺盖，中等身材的那个面熟，系留校当政工干部的同届学生会主席，而矮个的经介绍才知是周森根，因他不和我同系。我原以为他会从轻发落，想不到出了精神病院就直接送来这儿市郊人民公社，仅迟到三个月。此时，他的体型已完全不像细瘦、精干的学生模样，明显虚胖，眼神忧郁，目光呆滞，惟在交谈时偶尔露出凄淡笑容，证明他尚有常人的思维。这些变化显然与他的疾病治疗有着关系--每次电疗他都会小便失控。初来乍到，时值冬季，日短夜长，他尚能应付劳动；待到开春后，由于头脑与动作反应迟钝而力不从心，但却仍要承受强度比农民有过之无不及的劳动。当夏日顶头，在酷热无比的田头挑担，他就像一只跛腿的旱鸭子撑命负重，此刻，同情有之，哄笑有之，扔石头的也有之。--这里圈禁着近40名男女“反动学生”，源自“文革”前上海各高校历届毕业或在校生。在长年无望的劳改生涯中，由于精神迷茫、思想苦闷、性压抑及学生间的告密与猜忌，性情变得压抑难耐而怪异，周森根难免成为他们的发泄对象。而精神病使他显得似乎有点另类，他只顾自己劳动、吃饭、睡觉，高兴时也会说笑。与众不同的是他每月须去上海精神病院复查，取回一种叫“奋乃静”药物。而我们至多去镇上或县城，那也是劳动需要，平时连法定假也难得休息。有次开会，管教干部当众批评他乘看病回校之机，溜到系教研室门口偷觑暗恋的同班女生--凭着优越的家庭背景，早就内定培养作留校教师。他顿时羞得面红耳赤形同犯罪似的。这不难解读为何他在田间偷偷哼唱苏联爱情歌曲时会情不自禁落泪。他自小失去母亲，幸赖年长许多的姐姐关爱、照顾；父亲很早退休，回农村老家定居以节省开支，他名“森根”意即“三房合子”。为此姐姐几乎每月从市区乘长途汽车赶来，帮助料理和洗晒日常衣被等，临别时掏心话肺。她身材比弟弟高出一头，经常穿着深颜色外衣，脸无表情而显性情压抑，--其与丈夫离异后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谋生。不久“文革”爆发，为表示对弟弟改造的诚心与企盼，她将其所有藏书从家里带来缴给管教干部；而嗜酒如命的后者将它们摊放桌上以致被我撞见。与书藉已绝尘缘的我不禁怦然心动，刺眼的是那两册深蓝色封皮的《孙中山选集》，内中伦敦蒙难的记述早先读来惊心动魄，如果作者当真被朝廷抓获，中国近代史不就要改写吗？此刻拿起它却觉烫手，周森根不就因其阐释的“三民主义”而遭难的吗？再拣那册精装版的《石头记》，却又嫌它厚重。而一本薄薄的小书顿令我“色”胆包天卷起就走，它散发着俄罗斯草原和童心气息，未开卷便闻清香。这本契诃夫中篇小说《草原》在随后十多年的安徽劳动生活中伴我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森根，我该怎么感谢您啊！
　　可是时隔不久，于他姐姐意愿相违乃至绝望的灾难接踵而至。时值江南插秧忙季，连天下着大雨，有天我正披着塑料薄膜在水田担土整地，远远有人喊话让我即刻回去开会。我把农具放置社员家中后，不及洗脚穿鞋便赤足踩着田埂赶去会场。由于从未有过劳动半途开会的先例，令我心觉蹊跷，想必会有大事。其时《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已遭报上公开批判，继又闻彭、罗、陆、杨“黑邦”被揪出，政治形势变得诡谲莫测。见会场人已到齐，管教干部掏出纸张照本宣科：“……经研究决定并报请上级批准，开除周森根学籍，迁送原藉监督劳动。”会场顿时死寂，随后便是表态，每个人不无例外地沉浸于对前途的幻想之中。而我的感觉近乎麻木，眼前这幕如此突然，犹如自己当初在毫无预感中突然被引出课堂投进监狱，于惊惶、恐怖中给出口供，继回学校接受所谓批判，然后“乖乖”就范去劳动教养。这一切都是“圈套”，同情、怜悯和幻想又有何用？不幸的是我才离开会场，恰巧碰见周森根被押解出隔壁办公室，泪流满面，形同绑赴刑场的悲怆，惟暴雨为他送行。何罪之有，何法之有啊！我装作没见，狠狠心，咬咬牙，顶着豆大雨点赶回去劳动。
　　他的遭遇是个谜，在难友们心中存疑，难道仅仅为“杀鸡儆猴”吗？为何偏偏选中他？后来流行的造反小报终于破解。原来迫害大学生致疯的现象并非孤例，激起师生的义愤和同情，为“造反派”批斗当权派提供罪证。是故周森根最终难逃被“灭口”的厄运。如果按原来行政处分处理--保留学藉，劳教三年期满，给予毕业或结业分配工作，他的命运当是另番景象。而又三年后，总共劳教已满五、六年的我们，几乎全部同他一样命运，开除学藉后被迁送原藉或安徽农村劳动。而我总算庆幸自己脱离这名副其实的圈地牢，去迎接新一轮人生挑战。
　　终生难忘那1967年的夏季，正当全国武斗盛行之际，混迹教育界的“造反派”，自恃行政与司法联姻特权，无视我们劳教早已期满理应恢复人生自由的正当权利，撕破面具，放下身架，扎扎实实玩了一把暴力“游戏”。他们唆使一批野蛮狂躁、无知无畏的大学生异类，臂戴“红卫兵”袖套，来我处几番血腥镇压，旷日持久暴行在当地造成极恶劣影响。继贫下中农哭求劝阻无效，又来大队干部交涉，于是他们将光天化日行凶改在晚间室内，暴力威慑我们交代并揭发他人反动思想，并具书面“罪证”，继续承受无限期劳教。施暴造成二名男女不堪毒打跳楼致残，另一名思想极度苦闷的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昏睡中又被夜半揪出继续施暴。--他本由公安劳教农场为体现所谓宽大政策转至我处作行政处分，原来期限二年却因文革拖延成六年仍未解除劳教。期间每月19.50元生活费仅够劳动伙食，衣服、零用包括抽烟全赖父母供给，年近30迁返原藉不久因肝腹水不治身亡。而他们所谓的罪状多因日记遭偷看或平时无意间的牢骚话被告发，如“我看见政治辅导员就怕，像条黑鱼精”、“毛主席没有贝多芬伟大”、“原子战争不能打，一打就要死许多人”之类等等。在阶级斗争为目的，斗争便是一切的畸形年代里，这些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社会人的恶也被推向极致，而为人师表者也自难免，风气堕落竟至于两名管教干部中，一名贪污食堂公款、奸污女生；另名好歹算是我校友--比我高几届的调干生，因专业不行改行--其劣迹被学校领导责询，他却若无其事，把责任推给上司。而被他们唆使的那批打手则推说自己年轻无知。行凶致伤、致残、致命者逍遥法外，被害者则终生衔冤受屈，阴错阳差，发人深思。惟恐历史重演，立此存照吧。
　　春风拂面，杨柳绽青。有次我随单位同事驱车吴地旅游，途中忽忆周森根曾言他家乡就在太湖边上，风景如画。下车急去寻找，果见他在广场驻足。他见面便直呼我姓名并问柏××好吗。惊愕于他的记性与对友情的笃诚，激动与喜悦让我一时语噎。瞧他神色尚可，为让他高兴，我便告诉他自己已返母校工作，而柏××早当了记者，还曾去当年劳教过的市郊采访乡办企业并受到欢迎，他早先就与那里的青年结下友谊。他听后笑得异常开心。我本欲再多说些平反后难友们在各自岗位发挥专长的动人故事，又怕伤他心而打住。此刻附近商店的营业员个个都说他的磨难终于一去不返，只是病根难断。此后我从学校行政后来对他的种种具体关怀中感悟到一种觉醒：人只有在尊重他人的条件下，其生命价值和意义才能得到体现。诚如二千多年前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达而达人”，这就是人权。
　　2007年12月6日，南方周末发表《法学界提请对劳教制度启动违宪宣审》一文，深得吾心。作为受害人，该制度于我造成的心理和生理的巨大伤害难尽述说，它不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且是劣币驱逐良币，摧残人才造成我国人才资源短缺的罪恶渊薮，——郭沫若的一个儿子不也就因劳教而自杀的吗？
　　（作者系上海某大学退休教师） 
 来源:炎黄春秋网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715134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