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政治改革，最大成就是什么？

              --半夜十二点摘自颜昌海博文  2009年2月15日，委内瑞拉人以54%的支持率通过了查韦斯主导的宪法修正案，使查韦斯的“终身总统梦”得以实现第一步的情况。文章说，该修正案意在取消选举产生的各级官员和议员的连任次数限制，意味着担任总统近10年的查韦斯将有可能成为该国的终身制总统。

为达此目的，查韦斯不折不挠。他自1998年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曾就宪法中有关总统连任、任期和权限等限制多次提出修正案。1999年12月，他曾组织召开“全国制宪大会”，否定了1961年宪法中总统不得连任的规定；查韦斯随后在2000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连任。2007年8月，查韦斯再次向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修宪提案，要求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但该修正案在当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遭否决。这次，他终于成功了。

客观公正而言，查韦斯的治国能力有目共睹，不可否认。查韦斯上台后，推行了资源国有化等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措施，使得委经济连续20个季度保持增长，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公共债务则由1998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3.5%下降到2008年的14.4%；赤贫困人口从42%减少到9.5%，失业率从50%下降到了约6%；通货膨胀率则由三位数降到不到20%。此外委内瑞拉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障和妇女权益也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些改革使得广大普通民众直接受益，因而深得民心。

2007年12月遭否决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从中可见反查韦斯者实力的消退、查韦斯及其支持者力量的增长。这和美国力量因金融危机导致衰退有莫大的关系，“反美斗士”查韦斯在和美国的斗争中，暂时占了上风。宪法修正案全民公决前几天，查韦斯就警告奥巴马不要学布什支持委内瑞拉“法西斯式的反对派”，不要破坏委内瑞拉的安定局势。查韦斯推崇卡斯特罗，要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玻利瓦尔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但卡斯特罗年迈，不得不交权交给76岁的弟弟；而查韦斯还只有55岁，可以指挥委内瑞拉很多年。

这分明是一件“个人野心”重于“社稷前途”的丑事。即便查韦斯本人的决策永远“英明正确”，身体也如卡斯特罗那般坚挺直到不能视事的80多岁，但是如何保证其后的接班人也将如此“英明”“健康”呢？国家前途，岂能系于某个领导人的身上？！

修改宪法有利于查韦斯的“终身总统梦”，却给委内瑞拉埋下大隐患。那些恋栈之徒将会竭尽全力，用尽手段保住位子，并采取“卑鄙无耻”的方式。因此，查韦斯此举无疑是在开历史和民主的倒车。现在他暂时得逞了，但他将步津巴布韦穆加贝后尘，终被人民唾弃。

昨日，笔者发表《津巴布韦遍地“亿万富翁”，昔日英雄今成暴君》的文章，介绍今年84岁的津巴布韦穆加贝总统，从上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信徒、60年代领导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并为此坐牢达10年之久的昔日“民族英雄”，堕落成今日的“独裁者”、“暴君”；在举国民众倾家荡产成为穷光蛋的“亿万富翁”时，惟有他和自己身边的人是真正的亿万富翁，将国家银行当私人金库，在国外买豪宅、办实业，老婆一个手袋就价值2000英镑的情况，就是为了说明查韦斯“终身总统梦”对国家民族将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穆加贝的案例，查韦斯的行为，让笔者思考中国的情况，也回忆起中国1958年至1978年中国的惨痛教训。中国改革开放30年，其中有一项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就，就是关于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任期的改革，即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因为我们正享受它的成果，就几乎被人遗忘。这是国家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刘军宁先生的观点，英国BBC日前并在“点评中国”栏目中做了重点推介。

刘军宁先生指出，去年，中国各界为改革开放30周年作了各式各样的纪念活动与回顾。但其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总结少之又少，造成外界认为中国的改革几乎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同义语的误解。

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改革，中国开始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还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统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许，纪念活动中无视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似乎看不到什么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意上述看法的人会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没有停止：早年的党政分开，后来的村民自治，现在的党内民主，以及每五年一次的政府机构改革。刘军宁先生说，如果让我来概括过去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结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总体上没有发生性质的变化，没有启动根本性举措。虽然有大量的枝节性尝试，但大多数改革措施只听雷，未见雨。尽管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有一项重大的改革，甚至非常重要的改革：从终身制走向限任制。

限任制对权力是一个较为有效的限制，尤其是对专制者的权力是一个很有效的限制，否则，专制者的权力只受到其寿命的限制。这样的话，其危害的时间就会大幅延长。如果毛泽东时代实行限任制，他就要在1959年退休；从1954年第一部宪法生效算起，他也要在1964年退休。不论在两年中的哪一年退休，他都不可能在1966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现代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执政者的有序更迭。更迭的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另一种是最高领导人的定期更迭。中国虽然还没有第一种，但是毕竟有了第二种。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有了第二种更迭，第一种更迭也不会太久远了。毕竟，按规则更迭的大门已经打开。刘军宁先生指出，有限任制不等于有宪政，但是宪政离不开限任制。

实行限任制有效地阻断了执政者通向个人崇拜之路。实行限任制之后，像毛泽东被捧为神的领导人在中国已经难有再现的机会。关键是，一旦限任制能够在民众的政治文化中间扎根，他们就不会把任何领导人真心当作神了。在限任制下的民众看来，这些领导人，其实与他们一样，任期满了，也要离职。国家最高领导职位甚至比一般领导职位更受任期限制。实行限任制等于宣布，任何领导人都是凡人，会犯错误，会衰老，因此不能让他们永远执政。

限任制在中国成功的法律化和制度化，得益于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坚决推动。他在1980年8月18日一次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在他的主导下，1982年5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首次明文规定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不过，也应该指出，邓小平虽然主张废除终身制，但是他在态度和做法上是很不彻底的，即限任制不适用于他当时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也没有把限任制引入中共党章。然而，按照现在的宪法惯例，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都通常由一人担任，这导致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带适用于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职位。

从终身制向限任制的转变，是中国从极权主义政体走向后极权主义政体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限任制已经成为现行政治制度非常重要、非常稳定的组成部分。这一制度迄今没有受到实质性的重大挑战。随着这一制度日益深入人心，未来僭越者若要挑战该制度，其所面临的难度无疑将更大。

笔者以为，限任制的确立，为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推动民主化进程打下了厚实的基础。3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经济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正如2009年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的专访时所说的，“其实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然而，国内就是有那么一批人，见到“民主”二字，就恼羞成怒，就破口大骂，就找种种理由在民主前面冠上“西方”的。笔者日前，倒真看到一个“西方”人怎样呼唤中国的民主政治。获得法国总统颁发的最高国家荣誉奖“法国荣誉骑士勋章”的法国女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认为，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化，但由于来得太晚，现在已经开始承受各种恶果。

多年来，侯芷明教授一直关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针对中国某些当权者一直以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文化为理由，拒绝实行民主和遵守世界各国都遵循的人权原则，侯芷明教授说，“1975年的时候到了中国，我马上发现，总有一天中国会实现民主；因为我发现中国民众的基本要求和我们法国人的基本要求是完全一样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曾经就共产党国家的改革说过一句非常着名的话，谁来得太晚，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那么中国是否要承受各种恶果，对此侯芷明教授说，“恶果已经是各种各样的了。最明显的当然是这个环境的污染。这个现在不过是个开始；为你如果是个婴儿，要等到你十岁的时候才能发现你有癌症。但是这个癌症跟现在的污染有直接的关系。”

她强调说，这个污染和政治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为什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污染？这不过是一个腐败和政治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有正常的新闻自由，每次发生污染的灾难，马上就会有记者去报道，马上有人去修正。现在呢，没有。死了几万人，几万只鸡，你才发现有些小婴儿也开始死了。这是很糟糕的情况，是最大的惩罚。这种污染和腐败绝对不会局限于环境，“是道德和信仰的问题”。因为三鹿公司等等牛奶的大灾难，这不是环境污染的问题，是这些厂长腐败和缺德的问题；居然缺德到这个地步，是非常少见的。我们在西方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每次都是个人的情况，“而这次在中国居然有20多个工厂都同样做这种非常恶性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我觉得这在人类社会中都是非常少见的那么可恶的行动！”

侯芷明教授最后说，如果2009年前后，中国还没有大的变化，那么后果将会更加残酷。

穆加贝自己执政失败，但总归咎于“西方严厉制裁”和几十年前就已结束的“少数白人管治”，甚至连霍乱也说成“西方阴谋”，欺骗国内人民。这和中国某些官员的心态何其相似！

2009年2月1日，温家宝在伦敦回答英国《金融时报》主编巴伯关于“在十年内实现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直选？”问题时，温家宝坦然地回答，“我一直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好像怕民主、怕选举，其实不然”；“我坚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温家宝还斩钉截铁地说：“一个政府不应该怕人民，应该创造机会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所以，笔者以为，如果前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大、最重要的成就是限任制的确立，那么后30年的成果，将一定是民主直选、执政党的交替更迭和公权力的监督制衡。不管是什么人，也不管其现在说得多么堂皇和强硬，都无法阻挡这个历史进程。

当然，民主直选也不是彻底的治世良药，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的例子就说明这一点。所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成为了必要的补充，全民的政治道德和官员的政治情操，也成为国强民丰的必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