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学者：论明清交替后“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5:07:57
本文摘自《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 作者：王元周
朝鲜在经历清朝入关前的两次入侵之后，出现了北伐论。北伐论的核心理论是宋时烈所倡导的尊周大义论。在尊周大义论的影响之下，朝鲜“小中华”意识大幅增强。这种思想到了近代直接与斥邪卫正思想相联系，成为近代韩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因此，近年来韩国学术界对于朝鲜后期的小中华意识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朝鲜中华主义”的概念。
虽然朝鲜中华主义概念已经广泛为韩国学者所采用，但是并没有十分明确的定义。这一概念最初是郑玉子提出来的。按照她的解释，大概包括这样的内容，即强调朝鲜在明朝灭亡之后，在将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视为夷狄的同时，以朝鲜为中华文化的保存者，中华复兴大任的担当者，儒家道统的继承者和中国正统的继承者，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
然而从郑玉子的上述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朝鲜中华主义”概念的提出也引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朝鲜中华主义概念的使用使中华相对化，那么这是否符合当时人的思维？从小中华意识推出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这是否是事实？郑玉子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朝鲜中华主义来增强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那么，中华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系统分析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发展的过程，具体讨论所谓“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一、北伐大义论与中华意识的发展
至少从“三国”时代起，朝鲜半岛就开始进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并积极吸收中国文化，逐渐成为藩属国中的模范，因此有“小中华”的美称。“壬辰倭乱”中明朝派兵救援，明朝的“再造之恩”进一步加强了朝鲜与中国的联系。但是在经历了清朝入关前两次入侵朝鲜，以及明朝灭亡和清朝入关的大变局之后，朝鲜为雪仁祖南汉城下之耻和报清朝灭南明之仇，出现了北伐讨清的主张。
虽然朝鲜的北伐并没有能够真正举行，但是由于宋时烈等人阐述的尊周大义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成为朝鲜后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宋时烈的尊周大义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在一般人所讲的北伐目的是为朝鲜本国雪耻和为皇明复仇之外，提出北伐的更为核心的价值是维护春秋大义。他强调“夷狄而不得人于中国，禽兽而不得伦于人类为第一义，为明复仇为第二义”。从此，北伐论与春秋大义、君臣大义结合起来，成为东亚传统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因而能一直维持到近代，直到中华秩序解体才最终消失。
然而，虽然当时朝鲜有很多人愿意北伐，但是朝鲜并没有挑战清朝的实力。其实宋时烈的本意也并不完全在于北伐本身，其主要政策方向集中在内修外攘上，而内修更是外攘的前提和条件。
宋时烈指出：“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之义于天下后世，凡有血气之类，莫不知中国之当尊，夷狄之可丑。”对于主张北伐的朝鲜来说，要确立朝鲜在春秋大一统中的地位，内修的内容，自然除了自强之外，还应使朝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所以宋时烈指出，中国人称朝鲜为东夷，名号虽然不雅，但是事在人为，如果朝鲜能出圣人贤人，自可以变为邹鲁，“土地之昔夷而今夏，惟在变化而已”。
然而宋时烈之后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更加激进，热衷于论证朝鲜早已由夷狄进于中华。如宋时烈的再传弟子韩元震(1682~1751)认为，朝鲜在当时的成就已经不亚于汉唐以来的中国，如果再进一步，即可与三代相媲美，所以说朝鲜已是华夏。与韩元震同时代的申维翰(1681~1752)则进一步强调指出，朝鲜人不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学周、孔、程、朱之学，而且衣冠制度也保存了华夏旧制，而清朝统治下的许多中国人不读四书五经，更不专攻程朱学，又剃头辫发，沾染胡俗，所以朝鲜人比中国人更有资格做中国人，不仅是中国人，更是洙泗人，是孔子之嫡传，所以朝鲜已是“诗书中国，衣带中国”。成大中(1732~1812)也说朝鲜乃“文明之乡”，“国家文治四百年，礼乐明备，几乎周矣”。
不仅强调在朝鲜王朝建立以后朝鲜半岛已经由夷狄进于中华，还有人进而强调自箕子用夏变夷以来就一直是中华。李种徽(1731~1797)就强调朝鲜人本为殷人，朝鲜本为“东夏”。中间新罗、高丽虽然又沦为夷狄，然而到朝鲜建国，又重新变夷为夏。新罗、高丽重新沦为夷狄的这段历史不能改变朝鲜自古以来就是东夏的事实。他的解释是：“罗丽之间，世变而俗稍陵夷，此犹春秋、战国、六朝、五季乱极之会，固不害于中国之为中国。及我朝启运，而上接箕圣之统，又如中国复为中国之治于汉、唐、宋、明之时，此我所有而人不及知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