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答问

关于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答问
发表于 2009-12-05 09:50:03
关于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答问
对知识的轻视与伪重视
《长江商报》：您最近在一个“青年发展”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到“对知识的轻视与伪重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说对“知识的轻视”？何谓“伪重视”？
鄢烈山：我这个演讲的题目叫《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梳理自鸦片战争160多年以来特别是60多年来的文化思潮，其中一个重要侧面就是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消长。毛主席讲过，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知识分子不过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的“毛”；新中国成立后直到开放改革时代，知识分子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团结、利用、改造的对象。这一点在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得很清楚。19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主要也是整知识分子的。对知识的轻视在毛时代是毫不讳言的，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所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种轻蔑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上初中的“知识青年”也必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中专学校里则有工（人）宣（传）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领导。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决裂》。“决裂”取意《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两个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决裂，同传统的思想观念决裂。在这部电影中，讲到了上大学的资格。什么是资格？有一个画面，是举着手掌喊：“这（老茧）就是资格！”而葛优他爹扮演的教授则是一个被奚落的对象，他讲畜牧学居然讲到“马尾巴的功能”！知识在那个年代就是原罪，有知识的人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其实，中国文化传统是精英主义的。儒家强调精英的作用，什么“唯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直到近代，孙中山强调“先知先觉”者的作用；所谓“以先觉觉后觉”类似于说“启蒙”。西方的启蒙运动也是如此，重视先知者，重视精英的作用。毛泽东其实也是很重视精英重视知识重视先觉者作用的。共产党历来讲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国后毛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呢。发动者、教育者当然是比较有知识有觉悟的精英。毛主席自己精英意识极强，他利用个人崇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之后，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讨厌林彪的“四个伟大”的提法，但愿意保留一个“伟大导师”。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全国人民“导师”的。毛主席自己是手不释卷的人，不过读的是《资治通鉴》、《红楼梦》之类东西罢了。
对知识的轻视，有两个原因。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本身，强调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一般是有产阶级，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在夺取政权时，知识分子的革命造反愿望和战斗精神确是不如无产者。二是在革命胜利后执掌政权阶段，中国历代的统治术是“愚民政策”，即孔夫子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林彪讲的对领袖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知识分子有知识，有思想，喜欢问为什么，必须给他们加个紧箍咒，不时敲打他们，让他们懂得服从领导，“夹起尾巴做人”。这是上世纪知识不断被贬低知识分子不断被敲打的真实缘由。
所谓对知识的“伪重视”，当然说的是“文革”后，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后。“伪重视”有两层意思。一是居高临下的重视，人主对人才的重视，刘备对诸葛亮的重视，朱元璋对刘伯温的重视，让有知识的人为他所用，而不是把知识拥有者当成平等的独立的主体。要用你就是人才，不要用你就可以整死你。我们常用的“人才”一词，本来是写成“人材”的，你就是他的一份材料，一个工具，一件器物。晚清“中体西用”的思想，就有这种“伪重视”，对知识在器物制造层面的重视。建国后，钱学森这样的理工科的特别是尖端武器制造方面的大知识分子，比社会科学方面的大知识分子受的冲击少得多，就是这个道理。“文革”中，毛主席讲到“大学还是要办的”时，特别强调是理工科大学。
其实，文理一样，创造性的知识要有开放的思维，需要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需要自由交流，需要自主发挥的环境。否则，别想出什么大师。钱学森对此倒是很清醒的。12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报道：《钱学森关于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1988年4月30日上午，钱学森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的谢韬在国防科工委钱的办公室进行了一次谈话，对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有坦率的批评与建议。”钱学森说：“我们的体制就是这样，我们在机关也是如此，工作人员都听首长的，泯灭、消耗了自己的创造力，全都变成了机器。”他谈到了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官本位，知识分子只有服从领导的份，独立意志、自主精神缺失，人变成了机器，能有多大的创造性？
对知识的“伪重视”另一层意思，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拿来“装幌子”。这一点不用多解释。一些政府的决策都“走”了论证、听证、鉴定的“程序”，请来了专家、学者；但所请的多是“举手派”，装样子，哄老百姓的，否则不请你或者再也不请你。还有，那么多官员热衷戴“博士帽”，与过去的以“大老粗”为荣大相径庭。其实，这个热衷的理由，大家心知肚明，哪是什么“尊重知识”呢？
泛政治论与专业主义
《长江商报》：您同时提到了“专业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能不能具体说一下，什么是您所说的“专业主义”？我们能褒义地理解吗？
鄢烈山：我这个“专业主义”，是相对于泛政治论而言的，也许叫“专业精神”更贴切一些。众所周知，30年前好长一个时期，都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标准第一”，那是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而强调“专业”，就要被扣上“白专”道路的政治帽子，让你抬不起头；最多就是说一下“又红又专”，“红”是前提。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基本上否定了这一套。比如教育方针由从前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改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文艺方针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改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都是大大淡化了政治色彩。这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的明智选择。实践证明，政治是因时制宜，不断变化的，党和政府的政策也在不断修正，“建国”后犯的错误不少，文艺、教育和别的思想文化工作者不应该“紧跟”政治，随政策起舞。
但是，“政治挂帅”的旧思维仍然存在，甚至有时很有影响。现在新闻界强调新闻专业主义，这个“专业主义”就是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新闻事业。
懂点新闻史的人知道“政治家办报”的出处。1957年初，大鸣大放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社长，他阻止报社一些人卷入鸣放的浪潮，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毛主席于1957年4月10日在中南海召见了人民日报编委，听邓拓汇报。毛多次插话毫不留情地批评邓拓：“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后来邓拓只好辞职。“政治家办报”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是要支持“阳谋”，以后又是支持“大跃进”浮夸风，放亩产万斤粮的卫星。
现在新闻界人士讲专业精神，也是对“政治挂帅”的拨乱反正。你看《新京报》的口号，“负责任报道一切”，这就很有代表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要负责，对谁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报道对象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最根本地是忠实于新闻事实的真相，为读者提供真实而非虚假的信息。不是对权贵“负责”，不是对老板“负责”。
在新闻界所谓专业主义、专业精神，就是坚决唾弃“替谁说话”的立场预设，忠于事实真相，忠于职业良知，不被任何势力收买。这就要有独立人格、职业尊严。拿“封口费”也好、“开口费”也好，都是没有专业精神的小人，能有什么尊严？
真相也好，真理真知也好，都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逼近的过程。有专业精神当然包含不断修正自己的偏差和错误。
我想，所谓“专业主义”，核心意识是祛除泛政治观，它自然有一种要求，就是“敬业”。这个“敬”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敬重，不要瞧不起你做的这一行，不把它当做无可奈何屈就的谋生的饭碗；二是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做到最好。自重又自强，行行出状元，我在这行做得好，我因此感到自豪。因此，它又与“平民主义”是相联系的。所以，我所说的“专业主义”是褒义的。
对立的精英与草根？
《长江商报》：谈到对知识的轻视态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前社会的一种现象，即精英、草根在情绪上的对立。您在演讲里也谈到了“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这样一个话题，能不能具体说说您对精英与草根的看法？
鄢烈山：精英主义与草根主义，都要不得。这里所谓的“主义”，并不是一种思想体系，而只是一种意识，一种偏向。
所谓“精英主义”，有些人以精英自居，对大众有优越感，这种态度不可取。但是，任何社会是需要精英的。可以分三个层面讲。一，人的悟性有高低、知识有多寡，认识能力、判断力、组织力、执行力都有差别，这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确有精英与非精英的区别，人生下来，基本的智商差不多，但是后天的“习得”是不一样的。现代世界，人受教育的环境和社会化的背景，对人的成长非常重要。
第二，从社会结构而言，社会再怎么民主化，也存在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当然，这些治理者是被选出来的。为什么选他不选我，当然是承认他比较强。社会治理需要精英，知识理论的发展需要精英，即便对于草根阶层而言，民间社会也存在组织者或号召者，这样的组织者也是精英。
第三，从社会发展而言，“民主化”就是不断地从精英推及大众的过程。从历史来看，民主的发展经过了贵族式的，城邦公民式的，再到后来的第三等级，有性别、有文化程度、有财产条件等限制……直到如今，发展成一人一票的民主。这是一个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过程。
不能否认，社会需要精英，但精英主义是不可取的。少数人自以为可以替别人做主，把公众当阿斗。说到这里，我想起前几年在国企改制问题上我对张维迎的批评。我当时批驳他，提到了他的精英主义，好像只有政治精英（官员）、经济精英（国企高管，私企老板）和他这样的知识精英才有理性，才能科学地做出决策，才代表了工人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国企改制中，他这样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的老板，和地方政府官员，在利益攸关的职工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就把改制方案给定了，连对公众的基本说服工作都没有做。这也太专制了。
从这个意识上讲，精英主义就是专制主义。
民粹主义，把普罗大众抬升至精英的对立面，这也不可取。
解放后，搞社会主义改造，工农兵被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知识分子则是改造的对象。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要当主人，其实他们只是政治工具。当然，工人农民的当前的政治地位确实不高，表现最明显的是话语权（表达权）太少。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五条：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管制经济转到市场取向；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转为对外开放、加入WTO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科技进步；再加农民的“奉献”（对外，以低福利低工资为条件实现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对内，地方政府的财富积累大头来自对农民土地的超低价征用）。
这个科技的进步，当然主要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贡献（包括全世界的知识积累，给了我们后发优势，即引进技术和人才）。造一座长江大桥，当初多么了不起，如今好玩一样。过去修铁路修堤靠人海战术，如今呢？
《长江商报》：现在参与公共决策的专家，在网上老被人戏称为“砖家”，这给人的感觉是，大众对专家的身份没有信任感，甚至是对“精英”存在敌意。
鄢烈山：你说的对“砖家”的鄙视，有些是应该的，有些则是盲目的。
不可否认一个现实，参与公共决策的一些专家，往往是被选好了的，立场已经预设了，这些专家或是地方政府雇用的，或是老板收买的，只能算是“幌子”和“门客”。像钟南山这样的专家，就很难得，敢于说真话。
要明白，专家被收买，不完全是中国特色。美国人写的《寂静的春天》这本环境保护名作，就谈到美国科学家被资本收买，为利益集团欺骗公众的。不过，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些。
这些天广州的媒体正的深揭鼓吹垃圾焚烧发电的官员和专家的内幕，原来“主烧派”或他们的子弟就是有关公司的，其中清华教授是否清白很有疑问。
我觉得“精英与民众”问题，可以换一种说法，就是“知识与常识”。就专业知识而言，尊重精英；就常识而言，尊重普罗大众。在民主国家，你是大学教授，或者是文盲，还不是一样每人都拥有一票权？所谓常识，是建立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的。人生下来他的天赋本性就是渴望自由、平等的。谁生下来就想被人压制？传统社会，有所谓的“忠仆”，但现代社会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天赋人权”的观念就是一个常识。你可能生来就穷，但并不低人一等。以前讲“斗私批修”，这是违背人性的。市场经济则是承认人的欲望和自利的本性，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不期望“改造”人就不会相信乌托邦。普通人就是凭着自利的本性和直觉、直接和间接经验来作出判断的。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普通人都可以、都应当参与，这不需要专业知识，凭本能而已。然后是利益平衡问题。至少，可能损害他当前利益的，要与他商量，让他权衡得失。
也谈公共知识分子
《长江商报》：您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能不能请您谈一下对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种身份的看法？
鄢烈山：说起公共知识分子，我想到了韩寒，最近不是很多人都在讨论韩寒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吗？11月19日，韩寒应区政府之邀在嘉定世博会论坛上有个发言。一出现题目《在城市让生活更糟糕》，网上信号就全被掐了。这是不尊重人啊，我觉得很过分。
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了。知识分子，可能就是知识多一点，他可能是技术员，可能是某行业的专家。但是，公共知识分子首先要面向公共领域、公共事务进行发言。
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和普罗大众有何不同呢？公共事务，公民都要参与，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程度可能并不比普罗大众高。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参与、在发言的深度上肯定要比普罗大众深刻一些。
现在还有一个说法，叫意见领袖，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非同一般。一般来说，意见领袖应该也算公共知识分子。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仰赖于环境的，至少，能有在新旧媒体上发言的机会。
我认为钟南山大夫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尽管他也可能说错话。他是医生，是科学家，在公共事务上敢于直抒己见。南方日报12月4 日介绍他说，从非典、禽流感到甲流,经历了一次次公共卫生事件,钟南山院士屡屡在风雨之中挺身而出。这次他提醒大家甲流死亡人数可能有瞒报漏报，等等。他认为，“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我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就会达到国富民强。”这是政治与专业的关系。他又说：“在医务界,假如说医疗体制、医疗人文方面,我还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一些事,很多公共事件也需要有人来发言,做一些推动。”中国多些钟南山一样的专家，局面会好得多！
《长江商报》：知识背景呢？
鄢烈山：公共知识分子的背景可能是模糊的。你看，韩寒的背景是什么？他是赛车手，也是作家。很多人没有很高学历，但也可以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没有特定的标准。
2009/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