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凭什么？

是什么塑造了《南方周末》

回到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力量赋予了这份报纸独特的品格和坚持的勇气？在历史传承和社会环境中加以探求，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向度之一。

新闻传统与地缘优势

《南方周末》现任总编辑向熹认为，“追根溯源，是广东百年新闻传统在《南方周末》身上打下的烙印。”

他说：其一，广东毗邻港澳，有与海外交往的历史传统，在近代中国，风气先开，涌现了许多传媒人才，出生在广东新会的“维新变法”领袖梁启超是其中之一。作为近代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命运；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他继承文人论政传统将政论文体推上中国新闻史的高峰。他曾言，“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一百多年来，广东传媒人、广东传媒身上一直带着“爱国”的印记。

其二，1949年以前，广东由于地理位置独特，我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一方面要适应“白区”复杂多变的环境，另一方面又要推动统一战线的壮大，所以当时在广东、香港创办的报纸非常注意宣传的技巧，在具体办报活动中坚持深入贴近群众。1941年，党在香港创办《华商报》（《南方日报》前身）时，周恩来同志就有明确指示，“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1950年，《南方日报》创刊不久便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开展发行广告工作；提出“企业管理”的理念，并且在报上刊登广告。这段历史不经意间形成广东传媒的独特传统：办党报者会广泛听取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新闻宣传注意传播效果而不机械追求形式的统一，注重传媒的商品属性。

其三，改革开放使广东成为新闻多发地，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广东读者也因此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全国意识，相对少囿于地域色彩，广东报业因此获得了活力自由的土壤。

但对于一份报纸而言，新闻思想还是表象，做报纸首先是做人。这一点在《南方周末》25年的成长史中暗含着具有逻辑性的解释。

新闻理想主义者群集

《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也是办报人才大引进的开始。1995年前后，《南方周末》陆续聚集了一群中国最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其中不乏一些今天依然叱咤传媒江湖的大腕。“比较体面的待遇”无疑是吸引人才的一个原因，据说当年全国大多数党报记者还只拿每月几百元的工资时，《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们已经月收入八九千元了。但如果将人才云集仅仅理解为“重赏之下”的结果，则无疑差之千里。现《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1994年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南方周末》，由助理编辑一直干到经济部主任。在他的回忆中，《南方周末》在市场上最锋芒毕露的几年中，许多同仁住过不足7平方米的房子，写稿子到深夜的时候常有老鼠相对。所谓“月收入八九千”只是编制内的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以招聘形式投奔《南方周末》的只能拿三四千元。这种状况直到1998年5月报社开始逐步推行“同工同酬”改革才逐渐得以解决。但这丝毫不影响《南方周末》巨大的吸引力。现评论部主任郭光东加入《南方周末》之前是上海司法局的公务员，“级别已经快副处了”，看到《南方周末》招编辑，毫不犹豫奔了广州，因为“喜欢新闻，而且就此一家，其他的媒体不考虑”。

曾经在2001年初主持《南方周末》经济部的陈涛在一篇文章中对“南周”人做了充满感情色彩的描述：“一个典型的《南方周末》人是这样的：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有一个谈不上幸福的童年，曾经做过文学青年，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一点骄傲、有一点清高、有一点排斥庸俗、有一点显得有理想的样子；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这样的人，是新闻人中的儒家——千百年来，儒家的理想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些人来说，新闻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更是他们参与社会的途径”。伍小峰则在一份内部培训材料上这样告白：“我们每一个来到《南方周末》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怀着理想来的。我们之所以来这里，因为我们有种期待，我们相信这里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比如我们隐于新闻背后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的启蒙思想，正义、良知、理性和爱心。这永远是我们要坚守的底线。我们相信，如果这个底线都保不住，即使她能苟活着，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南方周末》了”。

正是被《南方周末》深切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吸引而来，一大批新闻人才共同打造了这张报纸的黄金时代，也拉开了中国新闻黄金时代的帷幕。

同仁办报的独特氛围

一群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在一起认真地做一件事，本来并不容易，但在一种业务平等的氛围里，好像一切都不再是问题。这种独特的氛围在每周的评报会上体现得最为彻底。《南方周末》的评报会是其内部的业务讨论会，对前一期的报纸的得失、优缺点进行讨论。在进行业务讨论时，与会者不仅讨论稿件的细节，甚至对选题、文章的结构、立意都提出直接的质疑，“言辞激烈，甚至互相‘攻击’，有时记者还会跟主编拍桌子。但会议结束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大家还是哥们。”郭光东感叹，“这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些本身气质比较弱的人进入这张报纸，也可能会在气氛的熏陶下加强这种气质。这种场的效应实在是太强了”。

给大家比较宽松的空间，使记者和编辑能够自由地发挥，这是《南方周末》成为一个上品的关键。而这种独特氛围的形成，与历届《南方周末》领导层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南方周末》的创办者之一左方，从1984年报纸创办到1998年结束返聘，一直是《南方周末》的灵魂人物。在谭军波的回忆里，有点口吃、说起话来总是“这个这个这个”的“老左”，对每一位新进员工都会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灌输”其新闻理想，并手把手传授基本的采编业务技能。他对每一位新进来的年青同志都强调《南方周末》的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另一个原则是：认稿不认人，认报不认钱。放弃发稿权，是防止主编的权力被滥用；掌握抽稿权，是防止记者编辑的权力被乱用。这两条原则至今还是《南方周末》任何人都不可逾越的底线。

左方的继任者江艺平，其亲和力同样让“南周”人感佩。原《南方周末》记者李玉霄曾对媒体这样描述江艺平：从不隔着障碍物跟人说话，她总是与对方并排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平等地进行交谈，哪怕这个人是她的下级或者明显有求于她。在她看来，平等不仅仅体现在那些所谓的大事上，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而这份“宽容”、“平等”、“自由”不仅遍布在《南方周末》，更与南方报业“和而不同”的大气场一脉相承。一位子报总经理在聊到南方报业前社长范以锦时有句话，“他喜欢内部人才流动换岗，从不强迫有才华的人干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宽厚、温和”、“海纳百川、从善如流”是中层员工对范以锦的一致评价。而现任社长杨兴峰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谁有什么意见、想法或是建议，随时都可以径直闯进社长办公室找他聊聊。

2001年底，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南方周末》面临高峰后的第一次低谷。总编易人，一批人员出走。之后起起伏伏，声誉在业界受到影响。这时南方报业对人才的宽容态度给《南方周末》带来了好处：数年间游走江湖的原《南方周末》的一批重量级人物纷纷回巢，于2004年6月创刊《南方人物周刊》。徐列、李玉霄、刘天时、万静波……这些人中不乏当年名忝辞职名单、曾参与创办外报挑战《南方周末》者。曾经有人这样描述：南方报业大楼的4或者12层，《南方周末》的办公室坐落其间。灰暗的楼层内分布着各个大小办公室，显示这是一个大的报业集团。“南周”人才走的有，进来的也不少。在晦暗不明中，某个暂时遇挫的南周人可能藏身在某间小办公室，蛰伏起来，然后说不上什么时候又折腾出什么东西来，令江湖侧目。

摒弃理想化，致力专业性

《南方周末》这座铁打的营盘，其间的“南周”人来来去去，或者来而复往，《南方周末》依然是《南方周末》，维系它的除了业务平等的氛围，更有人尽其才的技术职业发展通道制度、科学合理的考核与激励约束机制。

相当多的中国媒体人一旦年近中年，就会因未得到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根源之一就是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而在《南方周末》，“大家更崇拜的不是总编辑而是高级记者、资深记者。我们更看重内部职称。主要不是利益的考虑，而是荣誉的考虑。” 国际新闻编辑郭力说。

《南方周末》为采编人员建立了技术职业发展通道，其中记者分为普通记者、资深记者和高级记者，普通记者又分甲乙丙三等。高级记者每年至少有若干条见报A稿、若干条见报B稿，每年若干次业务主体主题报告和辅导编委会指定的新人；资深记者每季度至少完成若干条见报稿，每年有若干条是B等级以上的见报稿；记者每季度至少完成若干条见报稿。记者的职称不是终身制，而是建立了能上能下的用人制度。在考核周期上，高级记者实行年度考核，资深记者和记者实行的是季度考核。为了避免管理职业通道的人员占据技术职业通道位置的现象，《南方周末》还规定处于管理职业发展通道中的人不能同时进入技术职业发展通道，通过在两种职业发展通道中建起铁墙，完全割断二者之间的联系。通过技术职业发展通道的建立，极大地调动了记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促进了优秀的有潜质的人才快速成长。

此外，为了维护新闻专业主义在《南方周末》的绝对地位，《南方周末》相继出台了《南方周末新闻职业规范》、《南方周末编辑记者绩效考核办法》、《南方周末关于规范新闻性报道（版面）的通知》；成立了《南方周末》新闻职业规范委员会，对报社所有采编人员在新闻职业方面的表现进行独立调查并给予相应处理。2006年11月23日，《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组对刚刚辞职的央视原足球解说员黄健翔的采访报道。该期报纸面世不久，黄健翔就连发博客表示不满，由此引发了较大的社会争议。《南方周末》职业规范委员会迅速启动调查程序，对这一报道操作的整个业务流程进行了解、核实，并从报道动机、消息源、技术水准以及社会争议涉及的问题四个方面，形成了书面意见，在亮出黄健翔报道真实且并非不道德的结论时，也明确指出编辑和特约撰稿人在工作中存在的瑕疵，提醒报纸编辑记者以此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