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普列汉诺夫论列宁与布尔什维克

格．瓦．普列汉诺夫论列宁与布尔什维克

我，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将几乎整个有意识的一生献给了俄国和欧洲的革命运动，不仅目击和参加了祖国矛盾冲突极为激烈的种种事件，而且依照许多人的看法是造成这些事件的直接祸首，在结束生命之前不能不说出我对这些事件的态度。在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之后，四面八方对我的痛斥纷至沓来。我虽然并不认为有必要分辩，但仍应指出，我的罪过并没有像切尔诺夫先生及其志同道合者以为的那么大。正如不能因为人们滥玩火而责难普罗米修斯一样，不应该因为列宁狡猾地把我的想法用来加强其错误的结论和有害的行动而责怪我。

我在一生中像每一个人一样犯过不少错误，但我主要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犯在列宁身上。我对他的能力估计不足，没有看清他真实的目标和对目标的狂热追求，对他的最高纲领主义持宽容和嘲弄的态度。我把列宁带进了欧洲著名的、有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圈子中，照顾他，全面帮助他，从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来。不仅如此，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同马尔托夫争论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当时我以为，我能够逐渐软化列宁的立场，在必要的方面影响马尔托夫，从而维护党的团结。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团结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与列宁意见不合的看法都无权存在。列宁主张团结．但要在他的领导下，服从他的目标，采用他的策略和口号。布尔什维主义一旦产生．开始迅速壮大，部分是由于它的策略和口号对于不甚成熟的俄国无产阶级有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列宁异乎寻常地执着，有着惊人的工作能力。遗憾的是，已经无法纠正我的错误了。切尔诺夫先生因此才断言说，布尔什维克是我的孩子。维克多.阿德勒就我与列宁的“父子关系”开的玩笑不是没有根据的。我的错误过去和未来都使俄国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个错误对我本人来说也是致命的。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极左派别产生于1903年，在战前年代迅速壮大，目前是一支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力量。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出现和方兴未艾的客观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失去阶级特性的分子人数众多，俄国人不识字、没有文化。主观原因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但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思潮。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早就萦回于革命者的脑际。雅各宾党人、布朗基、巴枯宁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巴黎公社的许多参加者在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发达资本主义的伴生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关于布尔什维克及其策略和意识形态的文章写了不少，其中也有我写的，因此我只简单谈一下。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从圣西门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口号，是侈谈马克思主义的高调。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为补充的布朗基策略。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充实了”以多梅拉.纽文胡斯为鼻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思想的巴枯宁意识形态。依照巴枯宁的说法，这一意识形态以“野蛮的、饥饿的无产阶级”、“肆无忌惮的干粗活的贱民”为取向。对人民的智慧、主动精神和自我组织能力估计过高，对无产阶级独立搞好生产和实行监督的能力的信念，这是巴枯宁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毛病所在．

“和平!”、“劳动！”、“幸福!”、“平等!”、“博爱!”，这是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采用的口号)、“给工人以工厂！”、“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农民以土地!”，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逐渐消亡”，这是马克思的思想。因此，布尔什维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和无政府工团主义难分难解的布朗基主义。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彻底的反对者。布朗基分子和巴枯宁分子被第一国际开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被第二国际开除。因此，听取列宁忏悔的神甫在策略方面是布朗基，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巴枯宁和多梅拉.纽文胡斯。“失败主义者”采用的纽文胡斯的思想对俄国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多梅拉.纽文胡斯、古斯塔夫.爱尔威、罗伯特.格里姆、列宁——这是任何一个实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国际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的族谱。

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但是欧洲社会民主党早就否定并谴责了阶级恐怖，更不用说不受限制的阶级恐怖。阶级恐怖作为实行布尔什维克十分倾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在俄国现有的条件下阶级恐怖很容易变为全面的全国恐怖。我们——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我们的敌人——一贯断言说，社会主义是人道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因此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正如在恶的基础上创造的善包含着更大的恶的幼芽一样，建立在欺骗和暴力之上的社会将带来恶、仇恨，因而也带来自我毁灭的装药。

关于空想主义者的口号没有必要去谈。“给各国人民以和平!”、“给工人以工厂!”、“给农民以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引人入胜，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没有实现国内和平，反而将把俄国推入极其残酷的国内战争之中，这场战争眼看就将爆发，就要血流成河；他们将把俄国推入没完没了的阶级恐怖之中。布尔什维克需要一场血腥的、惨无人道的国内战争，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能保住政权，并将其巩固。但布尔什维克连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证。一旦他们胜利，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不去尝试消灭轻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

在列宁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将从资本家的雇工变成国家—封建主的雇工，而通过这样或那样途径将得到土地、必然承担起国家振兴工业全部重担的农民，将变成国家一封建主的农奴。众所周知，列宁的“没有兼并和赔款的和约!”这个口号导致什么结果——导致缔结大量兼并和赔款的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列宁竭尽所能地瓦解俄国军队，后来又把它解散，而现在他要大家相信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却痛苦地喊道：“大家要明白，我们没有有战斗力的军队!”列宁要是还有一点点爱国主义的话，就应在夜间向上帝(或者是魔鬼一一我不知道他崇拜哪一个)祈祷，祈求打败德国，否则俄国就将失去经济上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独立，而复辟的君主将成为德国的傀儡。同样众所周知，在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是如何实现欧洲社会民主党“民族自决权”这一原则的——列宁把关于芬兰独立的法令给了反动分子和刽子手斯温胡武德，甚至不问一下芬兰工人和农民对此有何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这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近来激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有觉悟党员人数的增加，因为绝人多数入党者甚至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宁的思想和布尔什维克的许诺，将成为他们领袖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另一些人入党是为了及时从“革命的馅饼”上捞到一块大一点儿的，他们将只会投“赞成票”，此后将变成党的官僚。他们将比沙皇官吏还要可怕，因为执政党的官员将干预一切，而所干下的一切只对“党内同志”负责。

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宁把他的“理沦发现”变成法令，认为无需用最起码的论据加以论证。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丝毫概念，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罪行，甚至没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为。

例如，他们所进行的剥夺是令人发指的违反法纪和践踏文明的行动，是没有监督的掠夺(如私有银行的例子)。这样的剥夺必然导致全面的经济混乱，养成一大帮不干活、“扯着嗓子喊”的人，他们依靠步枪和革命口号来动手抢走农民手中最后一只母鸡。

列宁实现了政变，把它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历史引向错误的死胡同。俄国的发展将因此落后许多年，也许几十年。现在要严谨地论证这一点既无力量，也无时间。但是我考虑到这一论断十分重要，考虑到俄国人文化异常低下，尤其不懂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仍然不得不谈几个逻辑前提。我不止一次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以及迷恋于他们的空活和错误口号的人，在革命行动中不要仓猝行事，不要犯冒险主义。我过去和现在都说：俄国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以及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还没有作好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因此列宁设想的社会实验必然要失败。拥护列宁的人或“半列宁分子”会问我说：“不错，但是难道不能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消灭文盲，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自觉，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数和发展生产力吗?”我回答说：不，不能!首先，不能破坏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这样做不会不受惩罚。其次，群众的文化和自觉是社会因素，完全取决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当然也存在反馈作用。第三，列宁宣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后，把生产力远远抛在后面，从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势。只有现有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中才不会有对抗性矛盾。类似的不适应产生了新的、前所未见的矛盾，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第四，俄国历史的现阶段政权不可能属于也不会属于无产阶级。19l7年10月积极支持列宁的人不超过俄国人的1％，因此，每一个了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会承认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变，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样的政变要求其组织者实行必然的专政，而任何一种专政都与政治自由权利和公民自由权利不相容。我不想充当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列宁很清楚这一点。既然如此，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但是通过恐怖、欺骗、恐吓和强制能否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建成公正的社会呢?当然不能!这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在自由的、自觉的和结合个人利益的劳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但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皇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实行了“粮食专卖”，提出了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的问题，还有什么劳动自由和结合个人利益可言呢?

布尔什维克力图进行激进的变革，不负责任地加速事变的进程，急剧地向左转，但是他们沿着封闭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变成反动的消极力量。人们很少从各种可能的后果来全面评价自己的行动。列宁通过其活动已经给俄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担心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某一阶段这一危害将达到危机的程度。如果列宁及其追随者能长期维持其政权，那么俄国的未来将是悲惨的，等待它的将是印加帝国的命运。以“严酷的迦太基摧毁者”自居的“人民委员”们破坏的不是旧世界，而是自己的祖国，他们许诺的“莫里索诺夫药丸”原来是毒药。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则是对社会主义声誉的破坏．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列宁得出这一结论决非偶然。因为他需要这个结论来鼓舞布尔什维克。

列宁指望西方无产阶级会响应俄国的革命，这一指望是错误的。欧洲不可能出现什么重大事件，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今天几乎如马克思时代那样远离社会主义革命。

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不管怎么样，是短还是长，不可避免地因篡改历史、犯罪、撒谎、蛊惑人心和行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刨根问底的人现在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短短的执政史中找出不少引入深思的疑点。例如，当布尔什维克政权危在旦夕的危急时刻，列宁的瑞士朋友弗.普拉滕之流来到彼得堡有何目的?为什么列宁急于对私营银行实行“国有化”?难道是为了在立宪会议开幕前不久同惟一的盟友一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吵翻吗?为什么列宁异乎寻常地匆忙给芬兰以独立并从芬兰撤出军队?在立宪会议开幕前几天行剌列宁，对谁有利？我可以继续列出这样的问题。但不再列下去了，因为处在我的境遇下我没有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所说的一切——他们的策略、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对剥夺的态度、他们不受限制的恐怖一一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众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纪是伟大发现的世纪，启蒙和急剧人道化的世纪，将推翻并谴责布尔什维主义。我设想列宁依靠全面的恐怖将取得他执着追求的国内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将处于政治经济的孤立状态，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军营，那里将用帝国主义来吓唬公民，给他们开各种空头支票。但迟早有一天人人都将清楚列宁思想的谬误，到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我为俄国人的命运而痛哭，但我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样说：“让要来的都来吧，我们的大街上也会有节庆的日子!”

我承认我曾犹豫过，该不该写写列宁，因为每一个他的拥护者都会把读到的第一行否定的文字看作是“来自阴间的报复”。但列宁是我的什么也没有向我学到的学生，此外，他也是我的对手，将来关于他会写出许多书，因此我回避这个活题是怯懦的表现。在这类情况下很难做到客观，但是我如果现在偏离真相的活，那就是背叛丁自己。

列宁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非凡的人物。要写他很困难，因为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必要时会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等等。要是我指责他不懂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在撒谎了；要是我说他死守教条，那也错了。不，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他精通马克思主义。但遗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议的执着朝着一个方向(篡改的方向)、一个目标(证明他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来“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使他不满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时应该等待。列宁是一个假辩证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越来越严酷，始终朝着罪恶越来越深重的方向发展。但这是一大错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占有制变得温和了。封建制度变得温和了，因此，资本主义也在变得温和。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阶级斗争及各阶层居民文化和自觉的逐步提高。

列宁是一个性格完整的典型，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以狂热的执着、一往无前地去追求它。他十分聪明、精力充沛、工作能力极强，不尚虚荣，不惟利是图，但病态地爱面子，绝对不能容忍批评。“凡是不按列宁意见办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诅咒!”有一次马.高尔基这样说过，对于列宁来说，每一个在某个问题上与他不同意见的人都是潜在的敌人，对这样的敌人不值得起码的交往文明。

列宁是典型的领袖，他的意志压制住周围的人，使他们自我保存的本能退化。他勇敢、坚决、从来不丧失自制力、刚强、能算计、策略手段上很灵活。同时他不讲道德，残酷无情，毫无原则，从本性上说是个冒险主义者。但是应该承认，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是通过使道德和人道服从于政治目标来摆脱个性的独特办法。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已故的倍倍尔说过：“……我可以同魔鬼甚至同他的祖母一起去”，但他同时补充说，只有在他制服魔鬼或其祖母，而不是他们制服他的情况下，才能做这笔交易。列宁同魔鬼的结盟是以魔鬼骑着他飞跑而告终的，正如当年女巫骑着霍马飞跑一样。

普遍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遗憾的是，列宁现在的行为十分直观地证明了这个说法。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或者一个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因为没有原则的法律，不道德的号召和口号对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可能变为一场巨大的悲刚。列宁不懂得这一点，他也不想懂得这一点。

列宁狡猾地玩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录，往往对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释。列宁从我关于个人和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点：他作为“肩负”历史“使命的”人物可以为所欲为。列宁是一个承认意志自由，以为自己的行动统统具有强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样。他有足够的学养，还不至于以穆罕默德或拿破仑自居，但却绝对相信他是“命运的宠儿”。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列宁只有在1917年2月前才是有用的一一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后列宁的历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过去和现在群众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得到了比西欧还多的政治自由权利，但由于食不果腹，一贫如洗，加之还被迫继续作战，因此甚至没有发现这一点。要是战争在1917年春天结束，要是临时政府毫不拖延地解决了土地问题，那么列宁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任何机会了，而他本人也将永远被从肩负历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笔勾销。这就是十月政变和今天的列宁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宁是一个理论家，但对于有学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这些著作既没有优美的文笔．也没有经过精心推敲的逻辑，更没有深邃的思想．但对于一个识字不多的人来说这些著作总是因其叙述的简洁、判断的大胆、真理在握的信心、口号的吸引力而留下强烈的印象。

列宁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能言善辩的论战者，他能使用一切手段把论敌弄得十分难堪，迫使他闭上嘴巴，甚至加以羞辱。他尽管发音吐字不清，却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思想，他善于讨好听众，引起他们的兴趣，甚至使他们着迷，同时他异常迅速而且正确无误地使自己的讲活适应听众的水平，忘记了为正义事业作斗争并不意味着讨好人群，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上去。列宁是一个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这就是他的政治信条。他在设法作践对手时不惜进行人身侮辱，破口大骂，不仅论战时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制”的铅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连自己的信件也要誊写得清清楚楚。伟大的托尔斯泰要几次校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列宁则只限于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许多为每一个文明人承认的全人类概念列宁一概加以否定，或者从消极意义上加以诠释。例如，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一个正面的观点体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无非是“自由主义的下流货色”对于任何一个有文化的人来说，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而对于列宁来说，这是“庸俗行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虽然从原则上说，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单独来说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

托尔斯泰，这位十分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认为没有爱，没有善和纯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伟大，他不会承认列宁是伟大的。他对不对呢?拿破仑不以爱、善和纯朴见长，但他无疑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历史上有过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家，但历史上也有过巨恶元凶。那么列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列宁是20世纪的罗伯斯比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比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宁最初会见中的一次，我想那是1895年夏天在兰多尔特咖啡馆里的一次会见。我们谈起雅各宾党专政垮台的原因。我开玩笑说，这个专政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多了。列宁抬起眉毛，十分严肃地反驳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于自我保卫！于是我们(在场的有保.拉法格、茹.盖得，好像还有沙.龙格)只是对乌里扬诺夫先生的极端言论付之一笑。但是未来却表明，这不是年轻和急躁的表现，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观点，这些观点他当时已经明确形成了。罗伯斯比尔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列宁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约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但我不愿他落到罗伯斯比尔的下场。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到他完全明白自己策略的错误并为所做过的一切而战栗的时候吧！

摘自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