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1970：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郑异凡：1970：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

　　“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

　　1970年3、4月间，中央文革给中央编译局发来文件，说由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收入叛徒普列汉诺夫写的序言和注释，这是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即删去，并检查是否还存在类似情况。

　　问题的起因是，1970年初胡乔木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揭发和批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收入了“叛徒”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序言，这是不能容忍的。胡乔木严词质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

　　1970年3月23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请宣传联络员负责通知人民出版社完全删去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并查看马恩列斯著作的单行本是否还有这类的事。在中国出版社和编译局出现这样的事，是不可容忍的。”

　　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遵照陈伯达的指示，编译局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各种单行本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好在除了《费尔巴哈》一书再没有发现类似现象。

　　张仲实和他翻译的《费尔巴哈》

　　此书的译者张仲实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早年曾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张闻天领导的翻译班从事马列主义教材的翻译工作。回国后一直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1954年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参与翻译出版三大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和《斯大林全集》的组织领导和审稿工作。张仲实历来主张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认为只有通过研究理解经典著作的内容和精神，才能翻译好原著而不走形。他常对编译局的同志说，毛泽东主张出版经典著作要写联系中国实际的序言，甚至说没有序言不准出版。

　　不过，在中国确实没有人有能力、有胆量为经典著作作序。有关领导也都怕“佛头着粪”。这里说的当然是真正有内容、有思想见解、能够联系中国实际的序言，至于我们看到的《马恩全集》、《列宁全集》上的前言，多半是一种主要内容的说明介绍和编辑工作的交代。

　　张仲实早在1930年代即已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等著作。1949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费尔巴哈》第1版，这一版仅收恩格斯的著作。1960年代，张仲实找了几位年轻同志做助手，根据德文原文做了校订。或许是由于上述原因，鉴于自己写不了序言，就在书后附上普列汉诺夫写的序和注释，为研究提供一份珍贵资料。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 12月出了附有普列汉诺夫序言和注释的第4版。这时候我国正在翻译出版5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还没有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著作。

　　普列汉诺夫何许人也

　　普列汉诺夫何许人也？现在的中青年已经很不熟悉，但老一代中国人特别是革命家，对普列汉诺夫是非常熟悉的。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哲学家、理论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主张保卫祖国，俄国二月革命后他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而同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发生严重分歧，1918年因病去世。尽管如此，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甚高，尤其是他的哲学观点。

　　列宁同普列汉诺夫在革命策略和方针上确实有过分歧，但是列宁始终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认为这是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列宁尤其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在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中的作用。1914年6月，列宁在给《劳动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中说，普列汉诺夫“是一位在同机会主义、伯恩斯坦、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斗争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大理论家”。（《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1918年春普列汉诺夫逝世前夕，列宁在审阅战前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新版的排样时，在文章的最后部分，重新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目，其中有不少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1921年1月25日，列宁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重要意义：

　　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

　　在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1922年 4月27日政治局会议议程表上，列宁在19项议程之后亲笔增加一项议程：“普列汉诺夫文集”。这次会议上，列宁起草了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委托加米涅夫同志同捷尔任斯基同志商谈一下，将普列汉诺夫的革命著作编成一本文集出版。”足见列宁对他的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为《费尔巴哈》写序言的时间是1892年（俄译本第1版）和1905年（俄译本第2版），普列汉诺夫这个时期的哲学著作毫无疑问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是第2版序，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批判了新康德主义和马赫、阿芬那留斯等人的哲学观点，坚持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1908年问世的，可以认为，普列汉诺夫的序言是其先声。

　　列宁逝世后，普列汉诺夫在苏联的命运恶化。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并发表讲话，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他开出的批判名单中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等。提出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这样，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都成了批判的对象。在1930～1940年代，苏联出现一种全盘否定普列汉诺夫的倾向，在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寻找“修正主义”和“形而上学”，否定他的著作在唯物主义史上的作用。

　　接力棒传到中国

　　很长时间里，普列汉诺夫在中国是正面人物。在上世纪20、30年代，他的哲学和美学著作曾经在中国大量翻译出版，对中国的文艺理论产生过良好的影响。但是上世纪60年代展开的中苏论战，也殃及了普列汉诺夫。那时为了寻找反面教员，在国际共运史中寻找“新老修正主义分子”，曾经同列宁有过分歧的普列汉诺夫就被打入“老修正主义分子”的行列。

　　在否定一切的“文革”中，苏联否定普列汉诺夫的接力棒传到了中国。胡乔木给中央文革写信的时候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关怀，也许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许是想踩着普列汉诺夫以求复出——对于他的动机我们无从揣测，我们知道的只是他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揭发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作了批示。这两位最大的理论家一唱一和就此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中国两位大理论家不知道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肯定评价吗？那也未免太低估他们了！

　　“文革”是一个禁书焚书的时代，多少学术名著被查禁、遭焚毁，所以删除一个什么“修正主义分子”的序言和注释根本算不了什么大事，陈伯达和胡乔木也未必从中得到什么。风波最后不了了之——经清查，除了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其他经典著作单行本中并没有再见到他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写的序言和注释，想来除了普列汉诺夫，也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敢于给经典著作写序作注。只是对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来说，这倒确实是件大事，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所谓“苏共中央编译局”云云，更给编译局的编译人员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经历此事的人员至今难以释怀。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