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私有制代替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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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先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在安徽省小岗村这个“典型”的引导下，经过三年多的强行推广，全国基本上实行了土地私有，经过秀才们的润笔，美其名曰“双层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土地承包责任制”，经美国经济学家产权理论家张五常论证：“所谓私有产权必须包括三个条件：一是私有的使用权，二是私有的收益权，三是转让权。这三个条件，在中国承包制中都已体现出来，所以，彻底的完整的，承包制就是私有制，这已为上述私有产权三个界定条件所确定。因此，中国资产实行国有或社会所有也同样能推行私有产权制度。”（同上书第111页）根据张五常的定律，农业中最大的土地产权实行了私有制，现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产承包责任制，将又有一大批国有林业转为私人所有。
“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刘日新《从数字看改革开放后30年》）
一方面由党和国家全力支持、扶植的个体、私有和外资经济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对国有经济却百般刁难，被视为“早产儿”，给他们扣上“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没有生机”、“没有积极性”，要取消“大锅饭”，要砸烂“铁饭碗”。对国企不仅不支持，反而实行“利改税”、“拨改贷”（原由国家财政拨款投资改为银行贷款），把大量利润收归国家，把大批债务留给企业，压到工人阶级的头上，对国有企业实行断“奶”政策，欲把国有企业置于死地。在这种不平等条件下，要求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这等于把国有企业推入火坑，于是国有企业在得不到资金，失去国家计划、政策的指导下，在私有企业合法特别是非法的竞争、围攻下，便很快败下阵来，变得债务累累，发不了工资，有些企业被迫贷款交税、发工资，更是雪上加霜，不堪重负，惨遭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吞并，在走资派的暗中示意下强制把大批公有制经济贱卖掉，有些地方规定，不管是效益好坏，一律不准存在，必须组成股份制公司，或自愿合资、或被兼并、或被卖掉，这就叫改制。
第二，自由市场经济代替了计划经济
从改革开放起，就推行市场经济，先从“农贸市场”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到党的十四层三中全会“决定”，才公开说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到实现市场经济上，又制定了许多配套改革措施，这便为我国改革定了型，经过十几年的演变形成了目前的局面。我国市场经济前面加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其经济规律都在起着决定作用，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规律左右着人们，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它促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近期一些出国访问的大员，竞相征得被访问国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便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二者没有本质区别。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促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私欲极度膨胀，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成为公害，反过来吞咬着一切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市场经济好比是“水”，资产阶级好比是“鱼”，如鱼得水，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翱翔，从中获得超额利润，撄取剩余价值，迅速成长，成为今天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它们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成为有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各级劳动模范，成为人大和政协的代表。他们是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引导和扶植下逐步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它们（包括外资企业）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座上宾、钱袋子，也是许多腐败分子的成长的因素和依托；反过来腐败分子利用自己谋取到的权力，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开道、护航、服务，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支柱。二者就是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私营（外资）企业主利用手中的钱，收买贪官手中的权，为其谋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近年来，私有企业正向广大农村征用、蓄备大量廉价土地，兴办新兴产业，在城市兴建高楼大厦，抢占商机和黄金地段，驱赶农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农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败分子支持下，剥夺农民和市民。目前，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天下，广大工人、市民、农民深受其害。工人、农民工成为市场上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资本、生产资料拥有者成了工人、农民工的主人，成了压迫者、剥削者，工人、农民工和农民成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压迫、剥削工人、农民工和农民的自由，广大工人、农民失去了不受压迫、剥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出卖者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压低工资、福利待遇的条件。“你不干，别人干，有的是人”，工人之间的竞争，成了资产阶级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不断地为资本榨取创造着条件。马克思说市场经济好比“蒸溜器”，所有商品都要投进去，经过“蒸溜”作用，把货币“蒸溜”出来为止。何止是“蒸溜器”，更像一部特大型的“榨油机”，任何商品都要投进去，经过各个部件的挤压作用，把每个商品中所含的“油份”、利润、剩余价值统统挤干、榨尽为止。其间，商品经过各种周转环节，从生产者手中转到批发商手中，再到零售商手中，为了把商品销售出去，为了赢得顾客，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广告战、宣传战，互相争斗、互相贬损、互相残杀，充满着阴谋、欺诈、伪装，商场好比战场，店铺装饰一新，商品琳琅满目、包装逐渐升级，标榜价格最低，商品质量最好等等，但许多假冒、伪劣商品，又浑水摸鱼、充作优质商品卖给消费者，其中许多细节是商品检验等机关和广大消费者永远也无法知晓的秘密……欺骗，广大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销售者的俘虏，大小商人从中赚取了数量不等的金钱，“赔本的生意他们从来都是不干的，”最大的赢家是资产者，最大的输家，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镇的消费者，商业资本家从中榨取了30%-100%的利润，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比尔茨惊奇的发现：“流通环节就是财富，中间商占据人类财富的60-80%，所以人们发疯地做生意。”如一双皮鞋，从南京生产厂家进价150元，到零售商那里每双售价420元，毛利润270元，占64.3%；一个间单的臭氧消毒器，出厂价不过100元，但零售价竟达680元，毛利润580元，占85.2%；据调查，一般的蔬菜、水果、粮油、食品要加10-50%的利润。大批的利润装到了资产阶级的腰包，成为亿万富翁，广大工人、农民、市民被一层一层地剥光了。
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天堂、乐园，人民的地狱、苦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必然要进行欺骗，“不诚信的代价，每年损失5855亿元”（《文摘报》2004年4月1日），这便是推行市场经济的恶果。回想一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完全与上述情况相反，诚信第一、质量第一、没有欺诈、没有剥削、人民基本是放心满意的。
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便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
第三，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
在“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昭示下，又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优惠条件，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有权势人的妻子、儿女、亲友都是各类企业的直接领导者或暗中操纵者）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迅速崛起，“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户数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解方初期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现在却不敢承认存在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这难道就是“实事求是”吗？
资产阶级除了千方百计多赚钱这一根本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漏税；二是收买权利，为己服务。
偷漏国税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本性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私营、外资、个体企业，最本能的常识都要对各种税收进行明争暗抗，其手段隐蔽繁多，如两本账、开“大头发票”、开假增值税发票、现金交易不开发票、扩大成本减少收入、把收益当作外来借款、不记账或投靠国有集体企业，以国有企业的亏损掩盖私有企业的盈利，还有投靠外贸企业、或以私有企业冒充国有外贸企业，甚至以假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等等。总之，偷税漏税是他们增加收益的主要来源之一，据“《新华文摘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分析，统计在过去十年私营企业主应缴税3058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缴388亿元，欠缴2670亿元。”（《新华文摘报》2001年第16期第16页）
二是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收买腐蚀各级、各部门的党政要员，他们的手段是先吃喝玩乐，待其上钩后，金银财宝、本币、外币一齐上，直到这些大员完全听指挥、成为其代言人为止，这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收买议员、部长、总统以及有关系统权利为其服务的手段如出一辙。
第四，经济危机应运而生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已是人们的共识，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高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典型特征，它预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完全由市场决定生产的品种、数量、价格，由市场配置资源、资金和劳动力，企业完全由市场左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残酷竞争、互为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浪费，酿成了数次经济危机，近30年来，出现的较大经济危机有3次：
一是1988-1989年，物价指数增长18.5%和17.8%（见《迈向2020年的中国》第65页），当时不同程度引发了抢购风，如囤储食品、抢购电器等，导致了1989年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经过三年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压缩基建投资等措施，得以解决；
二是1993年至1998年，1992年经济调整结束后，从1993年开始，又大量扩大投资，引发了三年物价指数连续超过两位数的膨胀，其增幅为13.2%、21.7%和14.8%（同上），建材、粮食、副食品等大批商品涨价，至此，物价总水平上升数倍至十余倍，如牛肉从每斤一元上升为十元以上，面粉由0.18元上升为一元/斤；贷款利率升到9-13%，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由5:1降到8.7:1，房地产和股票等被炒到极点，形成大量经济泡沫，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实际上这次经济危机与南巡讲话有直接关系。
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99年开始好转先后达6年之久。但是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下，我国股市从2001年的4900点降至2006年的3600多点（沪市），下挫1300点，股票市值缩水近1/4。美国的经济危机从2000年开始，股票市值缩水近50%，其中纳斯达克股票缩水60%。
三是，从2007年到目前为止还未看到尽头，由于投资过热，国外短期热钱大量流入国内，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圧人民升值，已由8.27:1升至6.7:1，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95万亿美元，这些综合因素促成我国股市和房地产两大泡沫，经济过热，全国物价飞涨。沪市股票从去年的3000多点升至今年5月的6000多点，又降至1700多点，市值缩水4300多点，降幅达72%。房地产价格升到极点，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暴利驱动，房地产商投资少、自己只需投资1/3，其余2/3由银行贷款，但回报率高，一般都在100%以上，成为暴利行业之一，二是炒房的投机商激增，它们炒房子、炒地皮、房价炒得天天上涨，出现了政府越调控、房价越高的怪现象，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了房价回落的征象，三是“开发商大肆囤地刺激房价疯涨”，“2001年初至2007年5月份，房地产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面积21.62亿平方米，但实际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相当数量的土地被囤积和倒卖，……广州市黄金地段有两块闲置土地，共64697平方米，除建一个停车场外，全部荒芜。……截止2006年年底，沉淀在囤积土地上的资金高达2.4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开发商每年销售金额，在全国闲置土地所占用的2.4万亿元资金中有1.08万亿元来自银行贷款。”（《大河报》2007年12月10日）。
从2000年始，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从各方面已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受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制约，美、欧市场稍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市场也得随其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