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课本走红新教材挨批(图)-搜狐新闻

民国老教材70年后走红 拷问现行教育体系(组图)

制图吴尚楠


',1)">视频：民国语文课本78年后重印卖断货
近日，一套上世纪30年代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画的小学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受到家长热捧，以至于卖断货。同时，一本名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现有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存在的诸如内容失实、篡改经典等问题。他们痛批现有小学语文教材“有毒”，甚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
民国老教材70年后突然走红
近日，一本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开明国语课本》受到了广泛关注。出版社重印卖断货，家长学者持续热捧，媒体引发热议……这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的语文课本在时隔70多年后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它勾起的不仅是人们对那个久远年代的回忆，还有对语文学习最本真的一种期待。
藏书楼里翻出的旧藏
引起社会关注的这本《开明国语课本》最早出版于1932年。5年前，它作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图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
作为上海图书馆旗下的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馆藏书籍的整理推广。在社长赵炬的记忆里，最早发现这本老课本是在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里，与之同时发现的还有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和1930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这三套共6本书作为“老课本”被收录进了馆藏拂尘书目中，每本书各印了8000本。
在这三套书中，当属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最为著名，这套书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当时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我们看到这本书时也被吸引了”，赵炬说，在当时关于选择哪些教材进入“老课本”时，参与编辑的同事们曾有过不少争论，这套书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内容上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课本篇目简单，虽然话不多，却朗朗上口贴近生活，加上丰子恺的配图，构成了一幅幅意象优美的儿童田园诗。
由于课本使用的是繁体字，为便于现在的孩子理解，再版时，除了将原来课本用影印方式呈现外，每篇课文都在下面用简体字做了对照。
销售火爆近期将加印
老课本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销售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直到2008年，销售突然呈现上扬的趋势，其中更以《开明国语课本》销量最火，终于在去年脱销。
出版社发行部主任王明海介绍，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后来，来自全国各地要求订购《开明国语课本》的电话越来越多，以江浙沪地区最多，也有安徽、东北等地的一些书店和学校。有的学校甚至提出要一次订购几百本。近期，随着这本书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增订的电话量更多了，发行部对外公布的3个电话号码每天都能接到几十个全国各地的求购电话。
“这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赵炬社长坦言，从出版规律来看，一本书出版两年多后才断货基本不会考虑重印问题，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征订电话让他们备受鼓舞，考虑到市场需求，出版社已决定近期再加印《开明国语课本》（上、下）5000册。
面对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为何只印5000册？对于这一颇为保守的印数，赵炬说出了他的考虑：老课本毕竟不是学生们当下使用的教辅教材，不具备普及性，它只能作为一种课外阅读的补充，并不是人人必备的读物。
在他看来，开明版课本的“火”一方面与当下热议的教改有关，公众对现有语文教材的诸多不满，让这本70多年前的老书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还有个原因就是逐渐兴起的国学热”，书中关于中国传统礼仪的教育也是现在的少儿读物中缺失的，而这些问题并非一本老课本所能解决。
■专家谈
小学语文应增加国学比重
人大国学院 李林林
“中国孩子教材中关于国学的内容太少”，人大国学院专家李林林毫不客气地指出。据他介绍，学者们曾对中、日、韩三国小学语文教材进行过对比，最后发现，日本、韩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比中国学生要多出2—3倍，中国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是三个国家中最少的。
“国学教育在中国曾一度出现断档”，李林林说，现在的孩子父母都以70后、80后为主，接受国学教育不多，不如上一辈有基础，国学教育缺失与其使用的课本有关。在调查中，现在孩子的小学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只有13课，而日本韩国一般都在30—40篇左右。
李林林说，现在社会生活压力大，人们追求金钱，对信仰缺失，国学热也是对信仰的一种回归。尤其在现代家庭，孩子习惯了家长倾其所有的奉献、付出，很少有分享、谦让、合作等体验，国学中所蕴含的一些诚信、孝义等理念恰好能给予弥补。
李林林认为，应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增加国学的比重，至少比现有篇目再增多4—5倍。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可以不必从高深的理论入手，把语文作为一种载体，应将国学融入其中。
针对小学生的国学教育应注重：能有效地把国学内容体现出来，不要太生涩，让孩子不易理解。应选择孩子易于接受的形式，如针对幼儿应采取玩游戏，讲故事为主；小学生应采用一些与孩子日常生活贴近的内容，如吃饭、与邻居打招呼等，注重日常习惯培养。开明版课本正是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将一些传统理念渗透其中，娓娓道来、循循善诱，不失为国学启蒙教材的一个范本。
教材应有明确的主题
北京十五中校长 邰亚臣
北京十五中校长邰亚臣对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代表的老课本重受追捧现象很关注，谈到这些课本带给他的感受时，他用了一个词：温暖。
在他看来，这些跨越了70余年的老教材为何还能散发魅力，就是因为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教材中渗透着公平、正义、自由、爱与被爱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处体现生命间的微妙关系，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而反观现在的教材，为何屡遭批判？看似有标准实则没有标准。一会儿这个主题，一会儿那个主题，标准多了反而不知道遵循哪一条。作品间相互呼应的东西太少，专注于方法技巧的应试教育。
“教材也是书，第一要务就是要吸引人，让孩子喜欢读，能理解。”邰亚臣认为，教材不是正襟危坐，现在一提到教材就想到规范、权威等字眼，教材是一种标准，但又过于神圣化了。教材的编写应该确立一个明确的主题，文章选择一定要有意义、有趣、真实。不用把所有问题都讲透，应留给教师发挥的空间。
■业内点评
妙文佳作让我爱不释手
《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 徐根荣
这套老课本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篇篇地翻阅下去，精彩的篇目令我目不暇接。有些课文我品味再三，不愿意翻过，真有点爱不释手……在课本中还有一些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趣闻、历史传说和儿童歌谣，好多课文都是适合儿童学习心理，符合儿童阅读口味的妙文佳作。
当然，老课本文白交加的语言和一些久远的生活内容，可能会让今天的学生感到陌生，但它丰富的取材、有趣的内容、活泼的文体、规范的语言和精美的插图，一定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
■各方反应
老师
学生一读便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海师大第一附属小学作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一位老师举出佐证，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一文：“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简短的几句话，充满童趣，也让孩子们对信的认识变得鲜活起来。
家长
给孩子做国学启蒙
一些家长将这本书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某购书网上，关于此书的评论不下40条。一位家长经常在睡前给孩子朗读课本里的内容，在她看来，里面的内容非常好，许多胜于现在用的小学课本。有些文章看后引人一笑，又不失儿童的天真。丰子恺先生的配图，形象又生动，讲解内容时，配上图，儿童非常易理解。
教育工作者
老课本看出编者真心
一位教育工作者坦言，从这本老课本中，看出了两位名家为孩子教育投入的真心。而反观现在，“看看我们现在的老师出教材，一本比一本快，可是里面有多少真情实感？”
出版方
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作为编者的叶圣陶，也是一位教育家，在他看来，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不仅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还要注重孩子幼小心灵陶冶、熏陶。赵炬说，这本书正是将传统文化中宣扬真善美的一些东西渗透其中，散发出弥久的馨香。
他表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一度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此后一段时间里，语文教材中多渗透着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文章，所选择的内容也是高高在上，与现实生活脱离，很少有关于传统礼仪的教育。随着近年来国学热兴起，人们逐渐对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大家发现传统文化中仍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借鉴的。
■链接 《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
73年前——就是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共八册。我父亲叶圣陶(绍钧)先生写的课文，父亲的好友丰子恺先生绘的插图。课本一上市，果然有点儿轰动，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小学教员，他们说有的教材内容陈腐，语言枯燥，插图呆板，孩子们见了就厌烦，哪儿来的学习兴趣。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科书本该编成这个样子。我父亲和丰先生受到了鼓舞，1934年，又完成了高等小学用的四册国语课本。
父亲和丰先生编这十二册课本的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七十年前的琐事，我还能想起一些来。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只两行；一行是“先生早!”孩子们的口吻；一行是“小朋友早!”老师的口吻。两句话都很短，初学的听一遍就会；七个字中有一个是重复的，论生字只有六个，笔画都不多，间架又清楚，容易认，比着写也方便。把这两句话放在第一册开头，似乎还有些讲究。开学的那天，初小一年级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着老师，他们上前去鞠了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国语，老师发下课本，他们翻开一看，方才那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上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哩。插图上画着校园一角，叶绿花红的美人蕉开得正盛，正是初秋时节。教课的老师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开明书店正处在火线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许多书籍只好停印，包括所有的小学教科书。直到1980年，父亲已经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有人约他写一篇《我和儿童文学》，他才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曾编过这样一部小学语文课本。他说这部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四百来篇课文。四百来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又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注：此为《开明国语课本》的序，作者为叶圣陶之子叶至善）

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17课《地震中的父与子》

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14课《检阅》
民间团体痛批 小学语文教材
近日，一本名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现有小学语文教材中文章存在的诸如内容失实、篡改经典等问题。他们痛批现有小学语文教材“有毒”，甚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11月初，当报告转帖到网络论坛后，3天之内点击量高达20多万。
研究缘起
从母爱入手梳理教材
郭初阳是此次专题研究的最初倡议者，2005年曾获全国语文公开课第一名。他说：“本来我是教高中语文的，对小学语文并不熟悉，只是在为杂志撰写专栏文章时偶然发现，小学语文教材里有许多母亲、母爱的文本存在相当多问题，于是邀请身边从事语文教学的同学和朋友共同探讨。”
收到邀请后，包括吕栋、蔡朝阳等在内的三十多个身处全国各地、执教各年级段的语文老师迅速聚集起来。他们给这个团体起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后简称“第一线”），意为“其成员均来自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师”。对于同为人父的吕栋和蔡朝阳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很新鲜的研究视角。他们表示：“作为父亲，出于私心，我们也想在儿子上学之前，先看看他将要学习的东西。”
“我们希望用一种人文的视角，重新审视那些被我们广泛使用的课文，重新认识那些过去印象中的‘母亲’，让孩子认识一个健康的‘母亲’形象。”郭初阳说。
为保证研究的广泛性，参与“第一线”的三十多位成员分为三组，分别针对目前小学教材中使用较广的三个版本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里有关母亲课文进行分析。三个小组负责人分别为郭初阳、蔡朝阳和吕栋。
蔡朝阳称，他们对这些文章的分析和评定主要依据三个原则：一是选文的价值观念是否符合公民社会价值多元的要求。比如，是否将母爱当做了母爱本身，而非一种扭曲的情感；二是选文是否基于事实。因为再伟大的道理也需要用真实的事例来表现；三是教育的方式是否得当，是否尊重孩子的生理、心理发育规律和认知能力，并非总是说教和灌输。
研究结果
教材被批存“四大缺失”
通过对这3套教材的梳理、核实和审视，“第一线”这个民间教育团体认为，现有的小学语文教材存在四大缺失：
经典的缺失
报告指出，这3套教材中有关母亲和母爱的文章，来自经典的文本并不多，且时有篡改。苏教版共17课，只有4篇可称经典。朗朗上口的《游子吟》显得臃肿而累赘；节选自《儒林外史》的《少年王冕》被改得面目全非。北师大版的24篇课文中，只有4篇经典。人教版的22篇课文中，只有2篇经典。“但事实上，涉及 ‘母亲’的经典文本很多，顾城给妈妈的《安慰》、泰戈尔的《飞鸟集》等。”“第一线”团队的蔡朝阳表示，课本舍这些经典文本而不用，非常没有道理。
儿童视角的缺失
报告指出，仅就这3套教材的课文来看，大部分都重在说教，极少有真正符合童心、富有童趣的。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里的《汉语拼音儿歌》，处处都是教育与禁止：“大喇叭里正广播，爱护大佛不要摸”，“弟弟河边捉蝌蚪，哥哥走来劝阻他”。
蔡朝阳称，为什么中国的孩子考试比外国孩子分数高，但创造力和想象力却远远落后？这跟我们泛道德化的教育非常有关系。
快乐的缺失
在苏教版17篇课文、北师大版24篇课文、人教版22篇课文中，快乐并不多见。最不快乐的孩子，莫过于人教版《玩具柜台前的那个孩子》。“只要看到谁买小汽车，他就马上跟过去，目不转睛地盯着柜台上跑动的小汽车。可是他得不到他心爱的玩具，他还必须懂事，必须分担父母的生活之重。有什么能够安慰这位貌似坚强的孩子孤独的心灵呢？不快乐是有原因的，可能是贫困，但母爱不会因为贫困而打折。”
事实的缺失
“第一线”团队对文本真实性的看重，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报告认为，“可以讲不好故事，也可以不那么快乐，但捏造事实就显得十分荒唐。但是现有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却有许多篇目内容失实，不符合历史与常识。”
比如北师大版和苏教版都有的关于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因为广为流传，所以没有人想到去考证其真伪。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中国学生何易的研究结论让人们大跌眼镜：“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社会反应
研究报告引起网络热议
这份报告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在回帖中记者看到，有人高度称赞这种反思，认为像这样深刻的思考在教育界“很少见”；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吹毛求疵，“为批评而批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还有的网友，干脆全盘否认报告里的很多价值观，觉得与传统教育理念相差甚远，“不敢苟同”；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指出“教材必定是要坚持主流价值的，一定意义上的滞后性也是稳定性成熟性的表现”；还有的老师觉得，教好课文才是当好教师的本分，不应该去怀疑教材里写的东西。
家长亲自核查教材内容
据报道，继郭初阳、吕栋和蔡朝阳之后，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于爱群也加入到这支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队伍中来。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一个5年级孩子的家长，她发现，北师大版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有一篇课文《黄河象》，是一篇科学小品文。文章从考古挖掘出来的一头早已灭绝的剑齿象骨骼化石展开想象：“大约200万年前的一天……一群大象，在一头老年公象的带领下，扑踏扑踏地从远处走来了。疲劳和干渴，把它们折磨得有气无力。一望见前面有一条小河，它们就高兴地跑起来。”于爱群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现存的大象，不论是非洲象还是亚洲象，象群都是以母象为首领的。不知道这个作者有什么根据认为200万年前的剑齿象是以公象为首领的？
对于在教材中发现的问题，于爱群称，除了教师外，对教科书进行义务核查，也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她会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教科书“事实核查员”的职责是对现行教材进行监督和审查，及时提出批评，促使教材进步。
人教社、苏教社回应
“不能用西方思想替代传统价值观”
目前，人教社和苏教社都针对报告中对其教材的批评做出适当回应。不过对于苏教社的回应，“第一线”团体并不满意。该书总策划郭初阳称，苏教版的回应搬出许多与作者和文章相关的信函，但是漏洞百出。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郑宇发表的文章《我们应该坚持怎样的价值取向——对当前小学语文课文评价的反思》则引起“第一线”团体的关注。
郑宇在文章中称，教材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教材编者对“什么样的教育对教育主体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一命题的思考，关系到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教材价值取向的确定，必然要与国家制度本身的性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未来社会对人发展的要求等诸多因素相联系。对于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来说，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给一代又一代，是教材无法推卸的责任。“一些杂志、网络对小学语文教材里的诸多课文进行的批评，是试图运用在西方社会也算不上主流价值观念的思想，来替代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价值观念，实在不敢苟同。”
郑宇列举了《救救孩子——小学》小学语文教材的实例，借以说明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是在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点，具有普适意义，“不能用西方的‘契约’取代‘谦让’，用‘自我’取代‘宽容’，用‘经济理性’取代‘爱的回报’。”
成员回应
“我们不是为了找茬”
针对这些评论和批评，“第一线”团队成员蔡朝阳表示：“我们欢迎这些质疑和反驳。究竟事实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再考证。我们本来就是民间的团体，做这个事情也是出于对孩子的担忧和对目前教育的不满。不管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声音，我们都会听。撰写这份报告，其实就是为了引起教育界更多人对小学语文教材的关注。不论是赞同还是批评，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进步，毕竟在过去，对权威的教材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并非说我们的观点全部正确，而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小学的教育有更良性的发展。”
不过，“第一线”团体的成员也承认“跟20多年前的小学教材相比，现行小学教材从观念到文本各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蔡朝阳称，他们做这些研究并非是为了存心找茬，而是以更高的要求来审视我们的孩子天天捧读的课本，希望让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作为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他对孩子将要接受的教育非常重视。小学语文不仅是要教会孩子几个汉字读音和写法，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这些将影响孩子们的一生。但基于现代公民的社会常识，现有的小学语文教材中一些课文的价值判断是有问题的，是涉及到教育理念层面的问题。他们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让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都注意到，从而引发大家对教育本质的探索，完善我们的教育理念。
对于人教版的回应，蔡朝阳表示，作为人教版小学教材编写者之一，他虽然写出回应文章，但“一点儿都不学术”。“郑宇在文中说我们试图用西方‘契约’取代‘谦让’，用‘自我’取代‘宽容’，用‘经济理性’取代‘爱的回报’，其实就是在质疑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我们一直都在强调我们是针对教材本身做研究，如果说错了，欢迎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指正，告诉我们错在哪里。但郑宇老师没有针对我们指出的教材错误做出解释，而是上纲上线，质疑我们的目的，怀疑我们做这个事情是个阴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适的讨论方式。”
教材编写应尽量多元化
在谈到对教材编写部门、出版部门以及教育主管部门的建议时，郭初阳说，其实很简单，只要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保持一致就可以了——“学术独立，教育普及”，教材编写团队是独立的，编写经费并不依赖国家提供；编写的意图在于普及教育，培养现代公民健全的人格。
而蔡朝阳也表示，要想解决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做到三点：一是集合时代最顶尖的学者亲自参与教材的编纂；二是进一步推动教材的自由和开放，不再指定统一的教材。让一线的老师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挖掘儿童的语言潜能，培养孩子们正确的认知方式和人生态度。
家长反应
不必夸大教材的作用
看到这份报告后，许女士表示：“作为一名小学生家长，我得感谢浙江的这些老师，是他们对小学教材内容的质疑，才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孩子们每天阅读背诵的教材读物。但我并不觉得教材本身的好坏会对孩子造成那么大的效果，就会让孩子对世界的认知和是非判断能力扭曲。”
许女士称，自己的儿子在石景山实验小学读四年级。因为儿子平时语文成绩不太好，所以许女士会经常辅导孩子认字和阅读。“对于小学教材中的过分拔高和价值灌输，我有时候看了也觉得很好笑。但是教材只是个辅助教学工具，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我觉得反倒是平时老师和家里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比较深。”
“我前几天也给孩子买了一本最近比较红火的民国时期教材，但我觉得与现有的教材相比，还是存在差距的。里面只是介绍一些宏观的大道理，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比如开明国语读本里面讲的要尊敬长辈，饭前洗手什么的，我儿子说他在幼儿园时就懂了。一些寓言故事用文言的形式来表述他根本看不懂。买回来之后没见他怎么看过，问他为什么，他说是那本书的插图质量不好，太粗糙，不如他平时看的漫画书好看。”
许女士认为，现在的孩子入学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而是从幼儿园和家长身上已经懂了很多东西。且不说教材是否真的存在失实或者造假的问题，单就教材设置的简单化来看，也该及时更新一下了。现在的教材跟十年前区别很小，还是以识字教育和阅读教育为主。“我觉得适应新时代儿童的认知层次才能把孩子们读书的兴趣调动起来，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对于目前流行的民国教材，许女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看了这份报告，我也会经常反思我自己平时的教育方式，是不是教材里那种‘不健康’的‘母亲’形象，也在给孩子灌输自己的固有思维，来抹杀孩子心理天然的爱和灵性。”许女士坦言这份报告让自己受益匪浅。
教师观点
我们很无奈但没有办法
某重点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对小学语文课本的批评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社会上提到的种种问题，在现行课文中确实存在。我们身为一线语文教师也感到很无奈。但也得按照教学大纲教，又有什么办法呢？”
小学语文课文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违背科学，不尊重科学，比如从宇宙飞船上可以看到万里长城等；二是胡乱改编艺术作品，课文中有许多选编的外国童话，比如《巨人的花园》，可改编之后，完全失去了王尔德作品之美了；三是有些课文已经与现实脱节，孩子不易理解。
实际教学中，孩子没有向老师提出过质疑，可能他们意识里还没有这个概念吧，有时候家长反映说，孩子觉得课文“没有意思”。教材编撰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们可能把孩子的理解力想得太过简单。语文这门学科的标准很难设立，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批评的声音年年有，教材也时常做变动，但总是不能令各方满意。
理想教材“文为学生而作”
首师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郑晓龙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版本，文学大家悉心编写，又非常适合小孩子的口味，大家怎么会不喜欢？不过，现在很难做到这一点了。
最好的教材是“文为学生而作”，是写出来的，不是编出来的。现行教材的编写者水平参差不齐，内容失实、错误、编排漏洞等问题确实是存在的，社会上各种批评现行语文课本的声音也不足为奇了。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既有选编的文章又有作者自己写的故事，课本的整体格调、思想都是规范的，但单元与单元之间缺少连贯性，而且编写者喜欢的故事学生并不一定喜欢，所以没办法和叶圣陶先生一字一句撰写的课本相比。
现行教材中的问题多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存在，中学教材因以选取名家文本、经典为主，没有改编，所以问题较少。在现实教学过程中，经验丰富、成熟的教师不会根据教参所谓“标准答案”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言之有物、合乎情理，老师就会给予鼓励、加以引导。遇到课文和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肯定会引导学生向现实过渡。本报记者 贾卉一
业内说法
质疑精神和求证难能可贵
长年活跃于中小学语文教育圈的《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表示，现在教材中虚假的东西很多，找不到出处，根本就是胡编乱造。把教材中的问题收集起来看，可以说让人触目惊心。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郭初阳们”的质疑精神和求证努力难能可贵，对教材编写和出版部门的提醒警示作用不言而喻。
教材存在成人本位问题
语文出版社一名专家称，现有的教材的确存在成人本位的问题，条条框框过多，限制了孩子们张扬的天性，没能让他们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语言创造力，但也不是不能理解。“主要是因为教师和家长与教材编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教师和家长关注的是如何从儿童出发，而教材编者可能更需要关注客观的语文知识体系以及其他诸多非语文、非教育的因素。一些教材的编写非常严格，规定每篇文章字数不允许超过多少，甚至连在哪篇课文中必须出现哪几个生字都有规定。要考虑语文教学的生字、词语、造句，难易度、字频等一系列问题，有时候就不得不删改修订，再好的文章慢慢也就走样了，可能改编者也很无奈。”该专家称。
教材修订等待新课标出台
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小学语文教材的修订正在按教育部的进度进行，在等待新课程标准出台，目前，他们正在做一些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对国内外教材进行比较，结合语文教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做好编写前理论准备工作。小学语文编辑室的工作人员还深入到教材实验区进行调研，倾听一线教师的建议。本报记者 张晓鸽
举例
“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认为，在三套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错误：
1.《晚上的太阳》（苏教版二年级下册）
爱迪生用智慧救母亲的故事，因为广为流传，没有人想到要去考证其真伪。但该书的研究结论让人们大跌眼镜：“最早的急性阑尾炎手术是在19世纪末，最早对阑尾炎手术的论述是1886年。爱迪生生于1847年，电灯发明于1879年，1886年他已经是一个39岁的已婚男人了。也就是说，爱迪生小时候根本没有阑尾炎手术，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在他做的有影灯下为他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妈妈做了这个紧急手术——这个故事是虚构的。”
2.《陈毅探母》（苏教版一年级上册）
为了探求《陈毅探母》的真相，郭初阳称自己阅读了《陈毅大事记》、《陈毅年表》，还把所有关于陈毅元帅的书翻了个遍，最后认为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从时间到地点都是虚构的。
3.《云雀的心愿》苏教版四年级下册
文中有“云雀妈妈擦去头上的汗水”的描述，研究小组认为鸟类没有汗腺，哪有什么汗水？
4.《乌鸦反哺》苏教版三年级下册
研究小组认为，生物学已经证明乌鸦没有反哺的习性，可是这篇习作却是以目击证人的方式在讲述反哺的故事。
5.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第14课《检阅》
研究小组认为，文章中说的是临近7月，波兰准备国庆节。但事实上，1989年底，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而1991年4月5日，波兰国庆的时间由7月22日改为5月3日。
6.人教版五年级上册第17课：《地震中的父与子》
“1989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30万人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混乱中，一个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冲向他七岁的儿子的学校。那个昔日充满了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漂亮的三层教学楼，已变成一片废墟……”研究小组认为，2002年5月、2003年5月印刷的课本都是这样写的，但是1989年洛杉矶没有发生地震。
2004年6月印刷的课本，课文开头改成了：“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30万人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研究小组认为，1994年1月17日，美国洛杉矶的确地震了，6.6级的地震，造成62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然而地震当地时间是凌晨4点31分，凌晨的学校。研究小组认为怎么会有学生？
2005年6月印刷的课本，课文开头改成了：“有一年，美国洛杉矶发生大地震，30万人在不到四分钟的时间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民国老教材受热捧拷问现行教育体系
最近，一套上世纪30年代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画的小学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受到家长热捧，以至于卖断货。而其他一些重印的解放前小学教材也在网上广受好评。大家喜欢这些老教材的理由是简单、通俗易懂，内容纯真充满意趣。
老教材的受欢迎，其实只反映了人们对现行教材的不满和无奈。长期以来，国内中小学教科书、教学标准、教学要求是全国统一的，这些“大一统”的教科书只是向学生们灌输意识形态观念和大人们思想理念的工具。近年来虽然教材不再全国统一，但僵化教条的教科书的编写方式和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教科书中的内容都是教育者想要学生们了解的，而不是学生们想了解或者是应该了解的，这样的教科书自然很难得到学生们的欢迎。国内有人将现今中小学教科书的问题归结为四个缺失：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可谓是说到了要害处。
西方有人说：“你从父母那里学到爱，学到笑，学到怎样走路。可是一打开书本，你会发现你有了翅膀。”教科书是用来教学的范本，但却失去了大众的信任。如果功利性的教育理念、官僚主义的教育体制和僵化呆板的教学方式不改变，就不可避免地会把学生当成被动的受教者，把教材看做成人意志的传声筒。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编写出孩子们喜欢的教材，四大缺失也不可能填补。就算真有好的教科书，如果按照应试教育体制下“大一统”的教学方式去教，学生一样感受不到其中的真善美，一样无法喜欢，也很难从中收获教益。
我们需要的是叶圣陶那样把孩子当做平等对话主体的理念，那种对孩子的爱和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而不仅仅是叶圣陶的教科书。叶圣陶等人的教科书固然是经典，但是却不是解决当代教科书问题的出路。如果不能直面现实，逐步解决中国教育的系统性问题，只寄希望于过去的经典教材，指望前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
最后，想起一个美国的故事：1968年，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位妈妈状告幼儿园，认为幼儿园教会自己3岁女儿26个字母后，孩子再也不会将“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东西了，幼儿园应当对这种扼杀孩子想象力的后果负责。那场官司，家长打赢了，并导致内华达州修改了《公民教育保护法》。也许，只有我们的每位家长、教师和教材编写者都能像这位美国妈妈一样，真正从为孩子发展负责的角度出发，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关心、参与孩子的教育，我们的教科书才不会成为问题。
☆黄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