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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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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鸦片

      哥伦布发现美洲的历史价值是让世界变小了。它在当时的直接后果是使西班牙、葡萄牙和欧洲的探险家及冒险商人从美洲带回了大量的一直作为欧亚货币使用的金、银等贵重金属，尤其是白银。这样一来，欧洲可就发达了，过去难得的金银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旧有的富贵人家和新生的由外洋回家的淘金者们挥金如土，过上了脂醉金迷的生活。可是，任何美好的东西，只要它是真实的，就会有它的背光面。欧洲原有的几乎没产生任何变化的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商品市场，却多出了比发现美洲大陆前数十倍的可流通货币。它的实际意义是使欧洲的原中产阶级及以下的欧洲居民大批的破产（因为货币太多，物价成十倍的高起），原指望从美洲带回的这些金银能提升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却没想到它妨碍了欧洲的社会平衡，使欧洲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它自身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动乱时期。在这种压力下，更多的欧洲人除向欧洲外的新的世界领域寻找出路外，别无它法。

    一时膨胀起来的财宝引发了欧洲上流社会的靡费之心，过多的钱财使他们急需找到更具刺激意味的生活乐趣。到这个世界更远的地方去寻找稀世的物质，成了满足他们心理欲望的最好消遣。于是。产于遥远中国的瓷器、丝绸等物质就成了他们最理想的高档消费品，大批的金银开始流向中国，以换取欧洲人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来至远方的稀罕之物。

    其时，正致中国的大清开孚之日，来至遥远西域的大量金银一下子把中国原本十分匮乏的经济来了一个大提升，享誉历史的康乾盛世就此产生了。由于这些原不曾了解的西域白面胡人，源源不断的对天朝产的瓷器、丝绸等他们认为的奢侈品的需求，因此极大的促动（不是促进）了中国传统手工业的繁荣；又由于大清刚刚建国，来至蛮荒之地的满族的贵胄，人数有限，朝廷几乎只须对出口的产品收取可观的税利，就可以解决整个国家的财政需求，“蠲赋免税”的政策给本来疑心多变的康熙爷带来了后世臣民的无尽的讴歌。这是中国历史上自周天子以降，从来没有过的轻徭薄税的时代。刚走出亡国之苦的“汉族”庶民也不得不感激这位“宽宏”的真命天子康熙爷，一时间把亡国恨也放到了脑后。朝廷也因为源源不断的西域来钱而阔绰的了得，大建宫廷、广修御苑，到了乾隆爷的手上那有如撒金子的圆明园等享乐工程也一应动工。举国同庆，国泰民安，真是难得的好时光。

    西域旺盛的产品需求为原本只能维持生计的中国瓷器、丝绸等手工业生产者带来了不错的经济利益，他们的生活也变得充满了阳光，看得到的钱财刺激了中国的手工业，一时间无数新的手工作坊诞生，大量的人口离开土地，开始吃手艺饭了。而这些洋人们需要的好像不止是瓷器和丝绸，他们对当时大清富人的其他生活方式也很感兴趣，由于来华经商的西域夷人本身就带有把中华奢侈文明带入欧洲，以满足那些钱多得没地方使的新老富翁旺盛消费的使命，系统地把中国上等人的生活方式介绍给西方就成了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那时候，在中国的民间盛行着饮茶和抽鸦片的习惯，一般的平民都会有在闲暇之时，泡上一杯清茶、抽上两口鸦片的习惯，更别谈上流社会的那些达官贵人、公子哥儿、文人雅士和有闲阶级，他们把这种消遣文化已玩得出圣入化。恰好这种儒雅的习惯正是西域夷人们努力寻找的不同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因此，毫不费力的就被他们接受，此风也因此传入欧洲，茶叶和鸦片因此也成了洋人们与瓷器和丝绸一起的进口物品了。

    中国的鸦片与罂粟，都是在唐初由阿拉伯商人朝贡献给中国皇帝而逐渐流传开来的，那时的中国，是个铁马金戈、国威远播的时代。在阿拉伯世界被视为圣品的"底也伽"，到了物产丰富的盛唐，似乎并没有掀起任何波澜，它只作为治病救人的一味良药，仅此而已。由唐至明的600余年间，罂粟与鸦片的药理与作用被历代名医日益认识并逐渐推广。

    到了明朝的后期，出了个嘉靖皇帝，其人笃信道教，立志成仙，方士们在没办法真的让他成仙的前提下，只好把药用的罂粟，通过深加工的方式制成的鸦片献给给那皇帝老儿享用。不料，嘉靖爷真的从中找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抽了那玩意后，能给人一种不是神仙，胜是神仙的快感。一时间，后宫廷院中迷漫开了奢侈、纵欲的风气，上行下效，鸦片正是在这种神仙追求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神品"。此后，吃鸦片之风由贵族传到了民间、由宫廷传遍了全国，社会上几乎形成了一个人人抽鸦片的时尚。

    中国的方士（远古称巫师，汉以后称道士）的确是一群不同凡响的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文化人”和“科学家”，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发明”和“发现”都应该算在他们身上：上至四方形的汉字，下至黑色火药，冶金术、炼丹术、假黄金（黄铜）等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其中也不乏对世界文明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重大发明”，罂粟这个本来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普通植物之使用方式的提升，就是方士们对世界文明史的一大贡献。

    本来，只是为了取悦于最高统治者享乐的欲望，他们将原本用来治病救人的罂粟，“改造”成能吞云吐雾，堪比神仙之乐的鸦片进行了新的升华，改变了它的“食用”方式，从而完成了将鸦片从初级使用到高级使用的转化，极大的促进了人类享乐文化的发展。

到了清朝早期，茶叶和鸦片伴随瓷器、丝绸等一起进入了欧洲，这些来自CHINA的纯粹的消遣品立马成了欧洲新老富翁人人竞相模仿的时髦货。真叫咱中国人荣耀不已，此时的中国已成了引导世界消费潮流的大哥大。

    尤其是鸦片，由于它兼有瘾品和药用的双重价值，在欧洲的上流社会中成了不可替代的享受之物，也成了上流社会社交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品，因此风靡欧洲，无论是一般达官贵人还是文人骚客都对它赞誉有加。一时间引领了欧洲上等人的消费，在他们的倡导下，整个欧洲的鸦片食用文化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大量的来至远方神秘国家的瓷器、丝绸、茶叶、鸦片给欧洲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消费风气，他们也乐此不疲。不知不觉中，那些原本过度流通的黄金、白银渐渐的少了起来，市场又回到了一个金钱与物资相对平衡的时代，真可谓东西方两个世界，相得益彰。

    随着欧洲人对鸦片的需求不断的增多，中国从事鸦片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渐渐地多了起来。一个富庶的东方大国沉浸在一片欢乐吉祥的太平盛世之中，这样的好时光差不多过了一百多年，让康、乾两个好皇帝倍受国人膜拜（雍正因大兴文字狱而被排斥在外）。

    这样的好时光毕竟不会长久，欧洲人的黄金、白银不知不觉地少了起来，欧洲的市场流通货币告急（纸币由此产生），它的后果是急迫地需要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好在瓷器、丝绸、茶叶、鸦片等来至中国的产品都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凭欧洲人的脑袋不难掌握，慢慢地，在欧洲的大地上也有了这些东西。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欧洲人在完整的接受了由中国传入的瓷器、丝绸、茶叶、鸦片等产品的生产能力外，对这些来至中国的消费品的生产工艺又有了新的提高。尤其是对鸦片，他们不但继承了中国的生产工艺，而且有效地拓宽了它的产品种类和工作效率，由机械参与生产的鸦片比纯手工生产的成本更加的低廉，新的产品研发又推生了新的吸食法。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终于反身向中国倾销起鸦片来，这种新的相对的比中国制造便宜的、经过改良的鸦片吸食法传到了中国，吸鸦片的风气更加泛澜，吸食者的数量更加扩散。中英之间关于鸦片与贸易的冲突，终于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由一群尚不懂得国际公平贸易的官僚和朝廷领袖“遵循”中国历代对来至外邦的物质的处理方法而引爆的。我堂堂中华，只要它还是强盛的，历来对来至“蛮邦”的物品总是按自己的理解来处理的。若从夷人那里来几个新鲜的，数目不大，不影响天朝的经济的玩意，那就一概笑纳，如若不然，坚决拒绝之，不惜刀兵想见。像汉、唐、大明时代都有过对来至西域和北蒙的稀罕之物的类似的处理方法，因为在自生强大时，也没见产生过什么不好的后果。像汉时关闭边塞，抵制过波斯国和匈奴的产品、唐时抵制过回纥的马匹、大明时代也曾抵制过一切外来产品，而且都是用武力完成的。当然我大清国力还在，既然这些同样来自蛮帮的产品伤害了大清的经济利益，关闭国门，抵制洋货的诰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没谁会想到有何不妥，何谈这些所谓的法兰西、英吉利离我天朝不知几万里，想来说个不字只怕也难，何谈报复。

    引爆鸦片战争的原因不是因为鸦片有毒，大清帝国压根就没有产生过禁止鸦片生产这个念头，同时，从事鸦片生产的大清子民也没有丝毫的减少。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大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原始欲望已经破灭，不得不满含屈辱地打开国门，大批的中国鸦片种植者也因此走出国门（以广东人为最），开始了向外侨民的步伐，他们把鸦片的种植之法进一步的引向世界，新兴的美国就成了他们最佳的求生地。随着旧金山的金矿之开发，淘金和种植鸦片的中国侨民大批的向那里聚集，一时间这个三藩市、这个圣弗朗西斯科好不热闹，来至中国的侨民除了部分下矿淘金外，多数都以种植和贩卖鸦片为生。

    在中国国内，罂粟种植与土烟生产在士大夫们“稍分洋烟之利”的口号下而剧增猛长。越来越泛滥的鸦片业，在多难的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几个苦涩的纪录：罂粟种植最广，鸦片产量最多，吸食人口最众。尤其严重的是，鸦片的种植与吸食并非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它是清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它深刻而全面地侵入社会的肌体，影响着政治、经济、军事和人民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19世纪的未，鸦片战争硝烟散尽之后的三四十年，世界才开始感到吸食鸦片对身体不好，欧、美开始了反鸦片的宣传，慢慢的有更多的人认识了鸦片的危害，在英、法、德、美、日、中等国的倡导下于1902年在中国的上海签订反吸食和贩卖鸦片的国际公约，正式认定鸦片有毒，世界各国（除医用外）不得生产和销售鸦片！此时离我们常说的：“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非法输入鸦片，致使烟毒泛滥的正义的鸦片战争”已经相去六十年有余。把一次由纯贸易的顺逆差而引发的战争辩解成反对帝国主义毒害我国国民的“正义”战争的定性，则是一种久远存在于中国统治者灵魂深处的排外思维的美化。

    实际上，在世界文明进入到后工业时代的今天，闭关锁国的传统意识已无出路。中国的现代史就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在1960年以后，我们摆脱了苏联这最后一个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一下不就很好吗？终于我们完成了至1840年以后之“中国独立于世界”的理想，在此之后，才过了20多年，同一群领导人说：我们必须打开国门，“不然我们就会被开除球籍”。出路自然是与当今世界的头号帝国主义者——美国商谈重开国门之“大计”。

    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1840以后的清政府同样的离不开世界。中国的现代文明、现代教育、现代工业、现代文化都是在这种开放的“屈辱”中打下的基础。爱国者们也许会说：即使你上面所说的都是事实，但清政府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抵制帝国主义的贸易侵略也是对的，它至少使得中国免除了被彻底殖民主义化的危险。我想，关于这一点不用我跟先生们过多的辩论，因为在鸦片战争爆发15年之后，同样是被西方“帝国主义”炮舰打开国门的日本，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已经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的超越了它过去的老大哥“支那”，而且，他们开放国门时的国力基础远不如他的东亚近邻。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国门开放是自愿的，整个日本，包括它的政府和民众，至开放国门的那一天起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而中国一直用屈辱之心来对代这种毫不情愿的开放，在整个断续开放的160年中，只要稍感到“时机”的到来，或者自认为国家政治需要，就会反扑，力争重新关闭已被打开的国门，义和拳运动就是这种心态的最好写照。直至今日，所谓的爱国主义者依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