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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
作者：老鱼

　　一、序

　　今年七月初的一天，我正驾车在西藏山南一带靠近中印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山沟里转悠，突然接到我嫂子的一个电话，她说，我老爸近来身体一直不好，消瘦迅速，目前已经住院检查，可能是肺上有问题，全面检查结果要过几天才能出来。放下电话，一种不祥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立即告诉同行的朋友，改变原定的行程，返回到拉萨。第三天，嫂子来电话说，老爸是肺癌，晚期。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赶回到老家重庆。
　　这些天在医院陪老爸，室外经常是风雨交加，据报纸上称是115年才遇的特大暴雨。凉风打嘉陵江那边吹来，从病房窗缝里挤进来还湿漉漉的，让人不感觉这是7月的重庆。童年的记忆里，重庆的夏季十分的漫长，从5月开始，我们几乎每天都去长江游泳达3-4次，尽情的浸泡在源头高原雪山解冻而来的江水里。后来有了空调，去长江的次数逐渐少了，加上江河的污染，那浩浩的水流早已失去往日的清爽。所以记忆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巨大，老家的印象就停留在过去的夏日阳光里，我小学中学高中的同学也许就散布于只是名字未变的街巷，但是你难以从擦肩而过的人群中识别出他们。在曾经生活过20余年的故乡重庆，我更像是一名过客。
　　老爸消瘦了许多，白天的多数时候他是半躺在病床上，与我们子女聊着什么。我与老爸同属于不善于用言辞表达亲情的人，这也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印迹之一，所以就相互用各个时期的点滴回忆，作为交流的主题。我自然成为老爸主聊时的忠实听众，他会回忆起他童年，那是与小溪池塘、老酒坊、田园、家族有关的故事。那个时刻，思绪会被拉得很远，一切都显得单纯和质朴。有时有些话题又是那么的沉重，峰回路转的故事里充满了忧伤和不堪回首。
　　我老爸从参加所谓“革命”直到今天，心里的困惑几乎纠缠了他大半辈子。直到最近10多年，他才真正弄明白了一些事情，所以心里的积怨和不甘多少有一点点。几十年前的一个清晨，当我老爸离开家乡邻水镇（川东的一个小县城），准备去重庆西南革命大学“投身革命”时，他的一个亲哥哥就死在连续几天密集的镇反枪声里。我那位亲大叔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抗日战争的后几年是一名国军的教官，主要职责就是为抗日前线训练和输送战士，并未参与任何一场与共军的战事，国内战争后期自己解甲归田。当局先是承诺一切相安无事，也是在那个清晨，我大叔被武装人员突然从被窝里抓走，两个年幼的儿子当时就目睹了这一场面。没有审判，没有给出一丝的理由，枪杀之后还不让亲属去收殓遗体，以至于我老爸数十年年后仍不能找到亲哥哥的遗骸。我老爸能走上另外的一条道路应该是川东地下党的功劳，当时川东地下党十分活跃，特别善于在学生中发展组织和外围组织。但就是这些地下党员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叛徒集团，好些当年的功臣、好汉却在那场运动中死于非命，这是后话。
　　我在那年离开大陆之后，我老爸也受到一定的牵连。就连我老爸的言行都有同事记录成册，汇报到市里的安全部门里。诸位想象一下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一个办公室里聚集着几个相互熟悉了解的同事，就在我老爸在办公室说几句牢骚话时，周围的几位熟悉的同事边听边点头附和，可能其中一位的观点比我老爸还激进几分，但是一转身，就可能是那人立即用笔头记录下我老爸的每一句话，然后按时间、地点、参与谈话人员列序，整理后报告上去。这一切就这样悄然的进行着，犹如老爸身边挥之不去的魔影。这是一位警局内的好心人士偷偷告诉我的，但是我没有把这事情告诉我老爸，因为这样的事情可能让我老爸心里的最后防线彻底崩溃，一个简单的告密流程隐藏着太多的残酷与恐惧。
　　这又让我想起一部正风靡国内的德国影片《窃听风暴》。看完之后，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少不了又有一番感慨，不管我们面对的铁幕有多么的深不可测，但是最终的一幕并不是谁凭借手里掌控的武力打倒对手为结束，而是伴随于人们心中的正义与良知普遍苏醒的时刻一起来临的盛大谢幕。我相信人性的力量，我相信在看过听过甚至使用过太多的欺骗、恐吓与暴力手段之后，那些铁幕中的安全捍卫者也会厌倦这一切。
　　我愿意把这篇文字献给我的老爸，他作为见证者，几乎经历了一个乌托邦神话的兴起、鼎盛和幻灭的全过程。我老爸姓朱，是《重庆日报》的一名老记者。


　　二、念头是突然产生的
　　那是我流亡到瑞典的第三个年头，与我们相同境况的人中间的多数已经基本适应了所在国的生活常态，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注册读硕士，同时还在城里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做的是大厨。休闲时的主要精力，就是与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份报纸《北欧华人》，我任总编辑，那是一份完全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学校读书的事情就一直荒芜着，学校里恐怕只有教授还认识我。
　　平时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常在一起聚会，流亡在瑞典的诗人、作家北岛、迈平、多多等人也居住在斯德哥尔摩，还有活跃在当地的留学生张钰、李笠、小裴、小邵等，去酒吧聊天，去casino小赌，或者就是到我家做一顿比较正宗的川菜，都是我们聚会的理由。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里，大街也会相约去街头，通过某种“行为艺术”表达心中的情绪。那时候互联网远不如今日的发达，国内的信息少之又少，对家人和国内的朋友思念，就只有通过电话和往返时间在两周以上的信件。我们当时的处境似乎连想象回国都成为一种奢望，更不用说去实现这个可怜的想法了。大家交谈到这个话题时，对回国最乐观的估计，说应该是10年以后的事情，谁叫咱们这号人不听“祖国妈妈”的话呢。
　　还是自己性格的的因素，不知道是哪一天了，我突然产生了要回国的想法，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常常在我的脑海窜来窜去，让我欲罢不能。后来我给在巴黎的一位好朋友W说了这个当时看上很荒唐的想法，并提出一个回国的具体计划。W也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冒险，有太多的不确定成分，所以第一时间他并不赞同我的主意。后来，我又再次给W表明回国的意愿，因为思念和热爱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亲人朋友，我愿意去冒险一试。我甚至还去了一趟巴黎，找W磨蹭半天，找W的目的，就是想找他给一些主意和帮助，因为我十分佩服W的智慧与为人。W见我决心已定，也就给我了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那时可以预见的最大障碍是我没有一本可以进入大陆的护照，我拿的瑞典《旅行护照》能够轻易的去美国但是去大陆是决然不行的。问题到此事情并没有一个结果，我那个胆大的想法就悬在了那里。
　　后来事情突然又有了转机，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非洲有的国家只要花点钱就可以入籍并取得所在国的合法护照。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叫朋友设法落实施时所有细节，并按朋友的介绍准备资料，后来那位常来往于非洲欧洲做生意的朋友竟然为我打通了一些关节，在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后，我去那里就获得了一本当地国家颁发的正式护照。但是接过护照一看，由于办事人员的粗心，我的1.76米的身高居然被注明为1.70米！让我缩水整整6厘米。所以我之后在使用这本护照过各国海关时，不是弯着腰就是曲着腿，好让海关的检查人员对我的身高产生误差感，搞笑得很呢。
　　手里拥有这样一本质量较差的护照，说服自己去使用它，就只有靠胆略和运气来支撑了。现在，那本护照还躺在老家重庆的安全部门的某个档案袋里。
　　护照到手之后，我还做了一些其它的心理准备，因为牢狱之灾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里，因为种种背景力量渗透等原因，我没有把我要回国的事情告诉给任何人，而是说，我将去墨西哥作点小生意。越往下说我自己越觉得是在做地下党的事了。

　　三、第一站：香港
　　我清楚的记得离开斯德哥尔摩的那天早晨，这天是周末的早上，天空一片阴霾，消遣欢愉了一夜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我所居住的整个街区空空荡荡，无人无声。我拖着一只行李箱独自在街上走着，没有人知道我要去何方，以及将面临的风险。中国——对绝大多数瑞典人而言，那是一个遥远和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度，要不是发生那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大家对中国的关注热度或许还会推迟多年。我步行了大约2公里，才见到一辆出租车。一路上我看着沉重的天空，心境忧郁，直至飞机拉起穿过云层刺眼的阳光射进机舱时，我的情绪才有所好转。一切都进入预定的步骤，我已经没有了退路。再说了，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处处留后路的人，在那一刻我完全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
　　临走之前的那些日子，在巴黎的W对我的行动一直十分关心，我们经常通电话，讨论事情的细节。到最后就还主动资助我，说不管如何，回国后先考虑好生存下去的方式。所以我对W 给予我无私的支持一直心存感激。事实上到我离开瑞典的最后一刻，可能只有3个朋友真正知道我的目的地，就连我当时的妻子也被我蒙在鼓里，这也许是我们日后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当时的情势所迫，要想平安回国保密工作就尤为重要。
　　我拿着瑞典的旅行护照搭上去香港的航班，在香港入境时就拿出另一本尼日利亚的护照，因为尼日利亚同属英联邦国家，进入当时还是英国管辖的香港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第一次抵港就遇到了麻烦，在入境过关时，检查人员就对我手里的那本新护照产生怀疑。检查人员当即把我叫到一间小屋里，并叫来一名官员，开始对我进行问讯。什么出生地、家庭、到港目的、生意情况、生活来源等等，一大堆问题被反复问及，他们就想抓住我的一个漏洞。我也算见识过风浪的人，一个事先设计好的故事被我慢慢的演绎，令他们难寻一丝破绽。不过护照上身高与实际不一的毛病他们却没有发现，那是我走到检查柜台前就再没直过腰的结果。差不多3个小时之后，他们决定让我出去，法治之地还是疑罪从无的原则，我就在他们疑惑的眼光下离开那间小屋，我是出门之后才一身冷汗。
　　在香港住下，那自由的空气还是令人熟悉。那天，我装作轻松的样子走进香港中旅社的一个机构，填表递进窗口，正式申请进入大陆的签证，那时候要进入大陆手续还比较复杂，主管部门都提高警惕严防少数不良外国人入境捣乱。我申请了商务签证，最后还是只给了一个两周的旅行签证。在等签证的时间里，还经常与几位活跃于香港的朋友聚会聊天，他们中的好几位在第一次香港民选议员中都以高票当选，后来还连选连任。我真佩服他们，因为在香港做政治人物远远不如在大陆当书*记轻松，那是需要与普通人面对面交流，为常人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经常带着目的出席各种会议，甚至走上街头表达观点，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这样的做事为人要得不到大把大把的选票，那才是怪事。


　　四、回国的感觉真好
　　拿到签证，我选择了去上海入境。我当时算计上海的经济氛围浓厚一些，机场的检查可能不会象北京那样严密。飞机离开香港启德机场，经过短短2个多小时就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我一副归国华侨的打扮：金丝眼镜、西装领带、皮鞋铮亮，三七开的发式服服帖帖，嘴里吐出的都是港腔国语，真的难为我自己了。结果入境非常顺利，过了边防检查之后，海关人员甚至没有开箱检查我的行李。
　　在一家新开张的酒店住下已经是傍晚了。然后我就在上海找几个熟悉的同学，找来找去，就只见到了学表演的一位学长，这位仁兄在近期热播的一部电视剧里演一位八路军的团政委，一脸凌然正气挂着天天不走样。这里绝对没有贬低同学表演技巧的意思，我知道那是因为导演叫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见面的时候让他也吓了一跳，他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着我等人物。我们聊了聊时局，聊了聊我走后学院发生的故事，一起吃饭喝酒，这个过程让我还忐忑不安的心慢慢平静下来。随后我又乘火车，终于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城。
　　到了北京我的行踪更加谨慎。除认识相知的几个朋友之外，我没有同别的人士有往来。我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周小明，在朋友中就使用这个名字。我也不敢将我回国立即告诉家里，怕他们为我担惊受怕。只是托朋友当面转告消息，说见着我了，情况很好。
　　我在北京一直想立足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点小的生意。于是我就与一个朋友商量，想与他合作做点什么，那位朋友十分慷慨，就同意我们合伙做他已经在做的生意，一家有非常好的经营状况的礼品公司。我那位朋友原先在外交部的一个研究所里供职，成天琢磨的是与巴基斯坦、以色列的关系什么的，是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之一。后来在那场震惊世界的演出里或许是鼓了掌，或许是喊了几嗓子好或者不好，但是外交部是呆不住了，那种单位说起来神圣得吓人。后来下海经商，最终在证券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那间礼品公司设在北京和平门烤鸭店的三楼上，我平时也会与客户聊聊产品，谈谈合同，记忆深刻的是，中午时我们可以在烤鸭店花5元钱买两个鸭架子，再找厨房的人弄一碗甜面酱，就着大葱、馒头大吃一顿。晚上一般会在朋友的家里打拱猪，周末就搭朋友的车去郊外吃虹鳟鱼，时间就这样过着。我可以肯定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北京的安全机构发觉，所以我自己的警惕性也就下降了好些。那段时间里，我还常回瑞典，麻烦之处就是需要在拿两本护照不断在空中改变身份，而且几乎每次进出香港时都会遇到边检人员比较长时间的盘问。
　　有一次，我在香港见到了一位刚通过其它途径离开大陆的著名作家，他是上了所谓“英雄榜”的人物，那时他与漂亮的作家妻子住在香港的一处偏僻小地方，等候去另外的国家。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当他知道我还能进入大陆之后，就托我帮忙办一件事情，就是叫我回到大陆后去一个城市，找到在一所大学就职的一个他的朋友X，X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正受到当局的种种责难。他叫我问X愿意不原意离开大陆，如果愿意离开，他就会设法帮助X实现这个愿望。我本来想找托词相拒，但是我太喜欢他的小说和其它的一些文章，也非常同情他朋友X的处境，于是我就咬牙把这件事情答应下来。
　　过几天我返回大陆后就乘飞机到了X所在的那座城市，X所在的那所大学我一点也不熟悉，更不了解大学对X的控制情况。我溜进大门之后先是来到X所在的系里，暗淡的走廊里很少有人经过。我打量着过往的师生，想找一个面相上看去不像坏人的人打听一下。我看准了一位青年教师模样的人，上前就问：你知道X在哪里吗？那人见我打听X，先是迟疑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说X已经没有上班了，并告诉我X的住处。我听清楚后当即转身离去，我可不想让那人记清我的面孔。我又在学校大院溜达了好一会，然后按照那青年教师的指向，找到了X住宿的宿舍楼。我仍不敢轻易上楼去找X，因为那时候关于“盛大演出”后的各种奖项的评选工作还没有结束的意思。而X应该算主要演出者。我绕着宿舍楼走了一圈，决定明天早上来可能比较安全，那个时候通常是那些“保安”比较松解的时候。
　　第二天的一大早，天刚放亮我就已经到达了学校的门口，门外还有几个勤快的菜贩在买水灵灵的青菜。我就买了一小捆小油菜拎在手上，然后装作早起散步之后买菜回家的人，慢慢走进X住的那个单元。我上楼后就顺手把青菜放在楼道里，然后去敲X的房门，X打开门，我就说了一句是谁让我来找你的，X就急忙把我让进房间，关门、拉上窗帘。X说，你也太胆大了，“保安”就住在对面宿舍的一个房间里负责全天候监视X的行动，而且是几乎窗户对窗户。万幸，在X拉窗帘的时候，我看见对面窗户是开着的，但是没有人朝这边偷窥。我把X朋友委托的事情告诉了X，X沉思良久，我知道X此刻的心情，可谓复杂之极。X简单的问了一下朋友的情况，最后X表示，还是留在大陆，再苦再怎么都无所谓了。不过我受朋友之托也算完成了差事。X也不敢让我久留，X打开房门见外面并无异样，就叫我离开了房间。我下楼之后又装着晨练的人一路小跑而去，出了校门就拦出租车直奔机场。我后来到香港后把这个情况向作家作了交代。X在大陆一直也很坚强，现在在网上我也能常见到X的一些文章，文笔犀利，观点鲜明，个性十足。看来X从来就没有一刻的屈服。

　　五、北京机场
　　记不清楚那是第几次返回大陆，时间还记得，是非常寒冷的一月份。我那时候也开始从北京出入境了。虽然岁月已经过去十多年，但我对发生在那天的事情几乎所有细节都仿佛历历在目。
　　我搭机从香港到北京，在过边检的时候，武警检查人员看了看我的护照，叫来一位值班的武警官员，那官员看了我几眼，说这个护照有点问题。他说着就把我的护照拿到旁边的一间小房子去了。我镇静的站在一边，等待着什么将要发生的事情。不一会儿那武警官员又拿着护照出来了，说没有问题，我可以入境了。我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办理好手续我来到接机大厅。
　　那时候北京机场还十分狭小，寒冷的天气把大家都赶进了室内。一位朋友来机场办事，因为他知道我回来，就来接机大厅迎我。朋友告诉我，我哥哥找了一辆黄色小面正往机场赶来，因天空飘着小雪可能会晚一些到。于是我们就站在大厅的角落聊天。我突然觉得有几个人在我们周围晃来晃去，似乎要听我们在聊什么。我毕竟还当过几天侦察兵，所以这几个人的异化动作让我心里一震。我又细细观察了一下，那几人见我有所察觉就四散开了。我转念想他们可能是机场反盗窃的便衣警察，也许是在执行例行公务吧了，但在我心里也多少有了些警惕。我哥哥到了机场，我们就与朋友告别带着行李去停车场上车。那辆黄色小面是当时最常见的代步工具，我们上车后就驶出机场停车场。我远远的就看见在出机场的道路弯道旁停着两辆小车，但是那车停的位置十分可疑，前后没有任何建筑物或岔道。其中前车的司机站在车外向后张望，我们的车驶近了他立即坐进车内。我当时心里就说，如果这两辆车随后启动跟在我们的车后，那我就是被盯上了。果然，我们的车刚从两辆车旁驶过，那两辆车就立即跟了上来。我回头再往后面看，好像跟着我们的还不止那两辆车！
　　我把下飞机后我的整个行动过程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那些散乱的疑点都汇集起来结论也随之清晰。那时候北京机场还没有高速路，我们这辆残破的小面的在前面晃悠悠的走着，后面却跟着一串各型车辆。我让自己冷静了一下，然后对我哥说，我被警方盯住了，他们就跟在我们的后面。我哥回头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接着告诉我哥说，你也是经过了文革等好些运动的人，应该见过这些场面了，我并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他们要抓我就抓呗，父母那里你去照顾好就行了。我还让我哥记住一个电话号码，说我被抓了之后请转告我在国外的朋友。
　　我们的车辆到了和平门烤鸭店的门口，那后面跟着的车也在后面停了下来，当他们见我拿着行李走进烤鸭店时，他们立即从各辆车里冲了出来，实施对烤鸭店前后的包围，生怕把我给跟丢了。那场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好笑，我平常人一个，又没有三头六臂，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嘛。
　　我上了楼，把刚发生的情况简单的给礼品公司的朋友讲了一下，然后把行李里面给朋友们带的礼物和几本香港政论杂志扔了出来。我告诉他们我不能呆在这里，否则可能给朋友们添麻烦。我说着就下楼，准备找一家酒店入住，看看在我身上到底会出现怎么样的一幕故事。


　　六、北京饭店
　　我走出烤鸭店的大门，见停车场的东西侧两边出口都站着几位便衣。从西门走到街道旁，拦了一辆出租车，我告诉司机去梅地亚宾馆，我曾经在那里住过还比较熟悉。出租车司机就按我的要求向复兴门方向驶去。梅地亚宾馆在CCTV大楼的北边，我到达那里时已经发现他们的人先于我到达宾馆，后来我一琢磨，估计那辆出租车就是他们的人开的。
　　到了前台，接待小姐告诉我说没有房间了，还向我推荐说北京饭店现在肯定有房。我又坐那辆出租车还带着一串车到了工会大厦斜对角的燕京饭店，前台小姐还是说没有房间，同时一样的推荐北京饭店。我心里大抵上是明白今天我非住北京饭店不可了，而北京饭店的背景我是早有所闻，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不知道事情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走到今天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就是虎穴我也去了。我把行李箱重新扔上出租车，说，去北京饭店。
　　我拖着行李箱走进北京饭店的大厅，一位高大的男子边扣着制服的纽扣边走入接待台后面。我走到前台说，要一个房间。那男子略显紧张，说有房间，每晚69美金。我表示需要后男子拿出登记表格让我填写。我填写完了之后，那男子可能还是紧张，居然没有要我出示护照，只是收钱了事。
　　给我的房间是在11层朝南的最东面的一个房间。我乘电梯到了11层走到房间门口，看见有几个着服务员服装的人正在里面忙碌着，他们见我站在门外，就说正在打扫卫生，一会就好，让我在门外等一下。天知道他们在里面做什么，但是我那时对这些已经无所谓了。
　　我进房间后发现这个房间的确很少住人，里面的东西似乎很久没人动过。我可以肯定的有一点，那房间里的暗处绝对安装了一流的监视设备，我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都将记录在他们的录音录像里。我突然想起一件我见过的事情，那是在重庆当记者的时候，我有一次去重庆某宾馆找一个朋友，那人正好在陪着几个“专业人士”在一间客房里拆卸什么，只见他们熟练的在桌子下面或灯头里取出一些电子元件类似的东西，然后拿着那些东西就走了。我朋友告诉我，这几间房间昨天有一个海外的旅行团住在这里，今天离开重庆去三峡了，“专业人员”就来把那些事先安装好的窃听设备取走。现在我就住在这样的房间里，一种无奈、压抑和愤怒始终笼罩着我。
　　晚上，我合衣躺在床上，心想如果有关人士要半夜敲门什么的，少去了穿衣的麻烦，大冬天的。我又把今天的整个事情过程在脑子里慢慢的过了一遍，看这件事情的触点是什么时候引发的，一些可疑的线索逐步把思路引到了香港和其它的一些地方。我开始怀疑我在香港等地接触过的一些人，特别是近一两天的我见过的每一个人。这样细细的倒查思索结果，我终于回忆起在香港等地发生在我周围的一些细节，我几乎可以断定被乙方发现并不是在我国内大意导致的。我手里并没有铁证说明谁是朋友阵营里的乙方卧底，但是我还是在回到香港后把这个怀疑告诉了在港的一位朋友，叫他多留意小心。
　　让人没有料到的居然一夜无事。我早上起床下楼吃饭，居然看见11层楼有3个身着服务生制服的两男一女青年人在值班柜台里当班，我向他们打了个招呼，算是对他们辛苦了通宵的问候。
　　进入电梯里就有摄像头对着我，所以当我在1层走出电梯时就可以看见几位面孔已经比较熟悉的几位便衣一路小跑着，从大楼中间楼道里的某个房间里冒出来，走到我的附近然后不依不饶的跟着我。那时候北京饭店的早餐设在一处过道旁，我坐在那里享用早餐，那些值班人员就不停的在走道里往返走动。我看完当天的一份报纸，见这样的情形不会有任何变化，就决定到饭店外去走走。当我起身走到大门外来到路边时，我这才看清负责跟踪我的应该有10人以上，而且这还不包括值班室里的指挥者和需要换班的人。离我最近的有2、3人，贴身距离不会超过5米。其余的在20或30米之外，盯梢行动要做得隐蔽一些，他们相互间用对讲机进行联络。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的上午，一轮红日诱人的挂在头顶。天空有着少见的蓝色。北京饭店旁的王府井附近那时候是北京最繁华的街区之一，往来人群熙熙攘攘，好一派和谐的气氛。我慢慢走在车来人往的街头，心里蓦然升起一种真正的恐惧，我产生的这个恐惧已经不是对我个人而言，而是对这个国家现状的感到的恐惧。大家看看，就在这个虽然寒冷但还算风和日丽的北京最热闹的街区，一个人被这样多怀着暴*企图的人所包围，这时候，你不能将你的遭遇告诉眼前的任何人；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度你不能找到一家公权机构去诉说真相；更不可能有法定的仲裁机构出面，给你一个甲乙双方谁对谁错的判决；你将面临的迫害乙方会以合法的方式理直气壮的进行。所以，你眼前的一片和谐景象看上去真的像一种幻觉，像为拍一场戏而搭建的真实布景。我突然体会到了57年的那些右派们、文革时期那些牛鬼蛇神以及所有受到政治迫害者心里的绝望，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到过的“不能免除的恐惧”。如果这样的现状不根本改变，我、我们甚至包括那些跟在我左右的所有人，都可能因一句话甚至一个念头不被主旋律所认同，你就有陷入如此无望的境地。历史上那些所谓真正的革命者被另外的真正革命者杀头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毫无疑问*力*权可能将加害的，是我们所有的人。
　　乙方的人好像根本不在意是不是被我发现，我走他们走，我停他们停，我甚至在饭店后面的胡同里跑起来，他们也毫不犹豫的跟着我跑。那些人跟在一线的人年纪大多24、5岁的样子，个头不高，形象适中，是那种放在人群里很难发现和被人记住的人，这也许是乙方工作特征所需要的那种人吧。我在北京饭店附近走了一圈，不得不返回到房间里。我差不多明白了乙方采取这种方式的意思，就是让我回到北京后什么也干不了。这样的阵势下，我要去见同学或朋友将会是怎么的场景，早把人家给吓个半死。
　　到了晚上，我决定还是要出去走走，憋了一天起码还得出去散散步。我就朝东单方向溜达着，天色也慢慢暗下来。那个时期北京的街面还还比较落后，一到天黑满大街的商店大多数都打烊关门了，特别是冬天更是如此，只有少数的个体餐厅还在冷清的街头点亮他们的招牌。那天晚上气温很低，如果停住脚步一会儿就会冻得不行。我从东单南口一直走到灯市口附近，找了一家前后都没有商店的小餐馆钻了进去。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跟着我的那帮人受受挨冻的滋味，也算我略施小计给他们搞一点恶作剧。我在餐馆里点了热腾腾的涮羊肉，一人独自的在温暖的房间里慢慢的享用。那时乙方的工作条件也许不如现在，没有现场的工作车辆供他们避寒，我就看着那些人在门外走来走去，附近没有任何商店甚至小卖部让他们躲避寒冷，那一晚肯定冻得够呛。我坚持着把涮肉的节奏放慢，吃完菜后又慢慢的喝3碗羊肉汤，磨蹭了有近两小时我才离开餐馆，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北京饭店，依然是和衣而睡。现在我愿意为这个小小的恶搞对乙方在那晚上参与值班的人士说声道歉，毕竟大家只是做了这份工作而已。
　　第三天早上，完全不让外人察觉的这场不对等的博弈仍进行着。我给国外的朋友去电话，讲到了我目前的境遇。其中在巴黎的朋友W就说，你干脆就找乙方的人聊聊吧，看乙方到底是啥意思。我一想这样做也有道理，先探探乙方的底线在哪里，要是乙方既不抓我又要维持这个举措，那我就去香港算了。我从房间下到一楼的大厅，坐在靠近大门的沙发上，那几位便衣自然就坐到了我的身旁。我对其中一位一直作我贴身警卫的人说，你好。那人见我向他问候真的给吓了一跳。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随即转向别处，他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你。我接着说，怎么不认识，都打交道好几天了。那人又重复了一句，我不认识你。我估计那人也没有想到我会直接问他，上级也没有授权给他叫他如何处理这样的突发情况。我又说，能找你们的主管聊一下吗？无所谓嘛，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怎么样?你去给你们主管汇报一下？那人听完我的话，还是说了一句我不认识你，便起身回到他们设在一层的办公室去了。
　　过了大约20分钟，那人又慢吞吞的走到我坐的沙发旁。眼睛也不看着我，说，你还是回去吧。我问，是告诉我吗？那人又说，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你回去吧。那人说这些话时仿佛是自言自语。我一下子明白，乙方现在是采取不正面接触策略，让我自己离开北京回香港事情就可以算告一段落。我想了一想，这也许是一个解决事情的方法，毕竟我处于这样的状况什么也做不了。不得已之下我只好带着一大堆陪同，去国贸大厦一层的港龙航空售票处买来一张飞香港的机票。
　　第三天上午，我收拾好行李就搭出租车去机场，送行的规格丝毫未降低，还是一串车跟在后面，我用相机都记录了下来。更有甚者，我进机场后想去洗手间方便一下，刚踏进洗手间的位置，我身旁左右立即就有乙方的人出现，于是就出现3人同时同步做同一个动作，再一起步出洗手间的情形。我出了边检和海关，四周的呵护才不见人影。在那个环形的候机厅里，我举着那本护照拍了一张照片，算是我这次北京之行的最后纪念。


　　七、再次闯关
　　到了香港，我那叫一个郁闷，这次回北京花了一堆机票、酒店的钱，受了一肚子冤枉气，还是落得被赶出来的结局，唯一庆幸的是还没有陷于牢狱之苦。经过几天的休息，我的情绪也得到修复，我决心再次回大陆，而这次回去后我死活都不离开了，除非是坐牢或者被强制驱逐出境。我这个人决心一下就没有什么能阻拦了，立即就开始新的策划。我知道那时候中国的入境机场并没有电脑联网，对不让入境的人员只是在边检那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我的名单还不可能在所有入境机场出现，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觉得成都机场应该可以一试，就是在那里失手导致坐牢什么的，起码也是我喜欢的川菜伺候。我就去订了港龙航空到成都包机的往返机票，心想，如果降落后不让入境，我原机返回香港就是了。
　　就在我被赶出北京的一周之后，我又搭乘另一班飞机到了成都，过边检的时候，那里果然没有电脑可以联网查询。值班的女武警只是在一个长长的名单上核对了一下，就让我入境了。我虽然对入境的顺利大感喜出望外，但是出机场后还是非常留意身边的异样情况。我在岷山酒店住下，还是没有发现有人跟踪的影子。
　　记得那个时候已经临近春节，成都火车站是人山人海。我在票贩子手里买了一张高价票，就挤上火车回到了老家重庆。
　　我父母家所在的重庆日报社大院位于重庆渝中区的储奇门，我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下车后就径直打车回家，大大方方地走进报社大门，我已经无所谓是不是被乙方发现或怎么了。回到家里，父母的欢心自不言表，我刚进门不一会儿，报社一位搞保卫工作的人就来敲门，向我父亲过问一件什么小事情，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已经有所察觉派人来查看，或者就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到家里的第二天，我去原先当记者时所在的报社（原《重庆工人报》现《重庆时报》）找朋友聊天，大家见我能回重庆都有些惊讶，聚在一起就聊个没完。中午的时候，我们一大帮人出报社门过马路去一家处于半地下的小餐馆用餐，在饭桌上大家依然谈兴甚浓，特别是几杯山城啤酒下肚之后，话题也擦枪走火，几乎无所禁忌。饱餐一顿离开餐馆时我走在最前面，我刚顺着台阶往上走到地面（人行道上），就看见一位便衣正把一个连着细长电线的微型麦克风从堡坎下的窗户处往手里收回，那窗口正是咱们一伙朋友刚才吃饭的房间。我心里立即什么都明白了，马路边几位人员的神态也清楚表明他们的身份，但是我立刻没有给大家挑明此事，要不然估计众人会当即四散而去，毕竟那场震荡的余波还在深刻影响着诸位的生活。我们接着去了一家驻渝新闻机构的办公室，接着饭桌上的话题继续聊。下午上班的时间到了，我们走出那个院子，我就看见还是那几个人站在路口处，其中的一位背着一个黑色的方形摄影包，摄影包的一头有一个小孔，小孔外居然还有一小块四四方方的玻璃。我知道包里暗藏的是一台摄像机，我就故意从摄像机很近的地方走过那群人，而眼睛就死死的看着那暗藏的小孔，我是要告诉乙方，我知道他们在监视着我。


　　八、还算风平浪静的日子
　　随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无论我去哪儿，都会有人有车跟着，但是重庆的乙方似乎不像北京的同仁那样张扬，还是努力不让我发觉，虽然这种努力的效果并不如他们期望的那样好。我那时候见过的朋友中，不管男女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被乙方的人约见过，乙方询问的话题也高度一致：你怎么认识老鱼的？你与老鱼在一起聊了些什么？大家可以想像这样事情的频繁出现，给我、给我的朋友带来多大的困扰，同时乙方又耗费了多少纳税人的辛苦钱。
　　在重庆的一次宣传系统的会议上，一位市级领导在谈到重庆的政治形态时也点到了我，把我对社会的破坏性大大的夸张了一番。还有人在我朋友圈里散布说我是海外派来的特务，身负特别任务云云。真不知道这些信息从何而来，但是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也让我的一些朋友对我渐渐疏离。我心里就纳闷，有关部门既然知道我如此十恶不赦，何不把我拘了判了以赢得上级的赞誉和社会的安静？
　　就这样，乙方与我在不为常人所觉察的情形下，进行着一场暗战，仿佛相互间相安无事，但一种隐隐的压迫和威胁一直伴随着我。我看了《窃听风暴》之后就想，在那段时间里，有人暗地里给我做了几乎生活中的所有细节记录，有一天如果那些档案能公诸于世，我一定要去好好看看，里面除了所谓政治观点的阐述外，还有我的喜怒哀乐，给各类人士的电话，与朋友的聊天，同家人的聚会，在夜店里狂欢等等。那些记录现在不知道躺在哪个冰冷的档案库房里，也许还在乙方不懈的工作中继续的增厚。
　　我就在那样的环境里，开始尝试做一些生意，但是我生来好像就缺乏经商的细胞，干过的项目都不见盈利。我开过一个餐馆，最后成为朋友们的食堂；我甚至与有关部门合伙开过一家规模较大的娱乐世界，位置就在市中区解放碑大同路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近千平米的场地里摆着老虎机、水果机、跑马机、21点和买大买小的赌台，那在当时的重庆是很具知名度的夜店之一。后来还开了广告公司、开了服装店……就是这样折腾，乙方的人也始终没有露面的意思，让你真的不知道乙方葫芦里要卖的什么药。
　　时间越往后移，在我身后跟着的人逐渐不见了踪影，不知道是对我的警戒级别降低了还是盯梢的行动更为隐蔽，一切我与乙方的过节似乎也消失在岁月流逝的风里。我还出国了两次，没有任何麻烦出现。最后的那一次出国是回瑞典与妻子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长时间的分居生活让一份跌跌撞撞的感情终于走到了尽头。
　　我又顺利的出现在北京街头，出现在北京的演艺圈里，拍着写着演着一些不知名的电视剧。回国后我并没有做什么让乙方感觉难堪的事情，我当真还以为事情就算有了了结。不过你要用平常的经验，来判断乙方的思维举措那永远都存在风险。就在我感觉良好的时辰，乙方终于耐不住寂寞开始与我正面接触，而乙方一亮相的姿态，竟是彻头彻尾的一副流氓模样。


　　九、面对面
　　我那时候与一位女孩走得比较近，两人经常呆在一起，乙方的登台首先就瞄上了那位女孩子，可谓下流之极。一天下午，女孩告诉我说，她户口所在的北京东城区交道口派出所给她打电话，说在她的户口里发现了两页内容相同的户口页，所以叫她第二天上午去派出所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情。我听了这话就觉得不对劲，出现两页相同的户口页，就是有问题也应该是派出所自己内部出的事，因为户口页的填写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怎么会来找她了解什么东西。我当时心里就觉得事情蹊跷，但是还是给女孩说，那你就去一下呗，不会有啥事的。
　　我那时正担任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的制片人，第二天因为有同学何冰的戏，我一早到了现场，想找空闲与何冰聊聊天，毕竟也是多年不见面了。拍摄地点在厂桥附近的一家派出所里，何冰在戏里演一位心不在焉的值班警察。
　　那女孩子上午就去了交道口派出所，直到下午3点钟我才接到她的电话，她告诉我，派出所的人把那个户口页的事情很简单的就过了，但是他们其实关心的是你的问题，她现在还被滞留在派出所，中午连吃饭也不让走，后来是他们送来的盒饭对付了一下。女孩子叫我去派出所，说是乙方的意思。我当即就知道这是乙方采取的赤裸裸的方式对我进行威胁，先找到那女孩来派出所就是想给我某种警告和压力。
　　我立即赶到交道口派出所，一进门就见一堆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人坐在屋里，我说有什么事情直接找我就行了，干吗找女孩来说事？有人立即解释说这其实是两件事情。说着就让女孩先行离去，然后介绍说这是重庆乙方的谁谁谁，这是北京乙方的谁谁谁。来自重庆的一位姓李的人接着说，你回国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没有给你聊聊，但是这事情总应该有个结果吧？我说你想怎么着？李说不回有什么事情的，就是大家见个面，把一些情况说清楚。因为他们拿女那位孩来作为这次见面的开头，我多少还是有些担忧女孩的安全，就回答他们，你们想怎么聊？李说，因为你的老家在重庆，我们还是回重庆去说话比较好。我说可以啊，只是我现在比较忙，什么时间回重庆可能还定不了。李说你先安排一下吧，最好就在近期。北京的好像是一位处长就说，有什么事情大家慢慢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只要你把一些事情说清楚就可以的。接着他们就开始问这问那，在我回答问题时我先声明了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免谈，第一，关于那次事件的对错，因为我们的双方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不可能有任何的争论结果；第二，关于别人的人和事，因为我不会提供别人任何信息给你们的；第三，关于一些事情的细节，这是因为我记忆力不佳，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的清晰回答。在他们提出的问题里，我大致知道了他们除对我本人的一些事情需要了解外，还想知道发生在瑞典的一些事情。在瑞典，有一位中国使馆的教育参赞因干涉留学生的正常生活，最后被瑞典外交部驱逐，这件事情让有关部门一直耿耿于怀。
　　那天在派出所里，乙方并没有从我嘴里听到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天黑之前他们就让我走了。
　　第二天，那位重庆来的老李就给我直接打电话，说还要面谈面谈，约的见面地点也在厂桥附近的那家派出所。下午见面后老李并没有实际的问我什么问题，但坚持要我回重庆去谈。我看乙方摆出要缠着我非回重庆不可的架势，我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我真的想看看，回重庆后他们的还有什么动作。于是我自己去买了一张机票，他们问了我的航班号后也买了同一班的飞机。
　　在回重庆的飞机上，我与老李挨着座位，自然就有许多的语言交流。老李约40来岁，体态较瘦，说话时会边思考边表达，绝对不会说出有违自己工作原则的话。因为是在公众环境里，老李就没有提及什么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之间就这世道的呈现的千奇百怪各自发表看法，我当然是有一说一，指哪说哪，而那位老李居然能全部用报纸文件上的论点一一应对，而且不会有丝毫的走题，这让第一次与乙方正面打交道我，好一个大开眼界。老李说话的时候完全用官方的腔调、理论来讲话，满嘴的印刷体语言，有时候他自己对自己所说的都有些忍不住想笑出来，表情可爱极了。可以看出老李为了这份工作是花了许多功夫的。


　　十、重庆约谈5步曲
　　老李跟我约好，回重庆的第二天下午去重庆宾馆的贵宾楼正式说事，那时候，重宾的贵宾楼可是重庆为数不多最豪华的宾馆之一。我回家看望父母，还是一样的不会告诉他们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不想父母为我而成天的担心受怕。第二天的上午，我约一个朋友在解放碑见面聊天，结果就发现好几个人跟在我附近，其中一位夹在腋下的公文包里，分明藏着一台摄像机。我当时就给那位朋友说了有人跟踪我们，那朋友最初还觉得不可能，到后来真看见那些人一直跟着我俩才相信了。
　　我按时间到了贵宾楼，敲门进了那房间，发现乙方居然包租的是一间大套间。里面早有人在等候，介绍后知道这是乙方的一位处长、科长和老李等人。我就在那组沙发的一个角落里坐下，但是立即被半客气半强制的拉倒了面对进门方向的长沙发坐下。我知道这个位置一定是给我安排的了，我把面前的物品逐一打量，就看见安在进风口格栅后的摄像头，不就是要拍我的专题嘛，亮着家伙拍我也没脾气啊。
　　话题开始时还算轻松，大家甚至还聊到当时的中国足球，进入正题后，我还是声明我在北京提出的三个不谈：关于事件的对错；关于别人的事情；关于过程的细节。他们也表示对我所持立场的理解。
　　我就把怎么偷渡去香港、怎么去了瑞典、怎么又胡汉三了一回……大致的三段式故事简单的讲了一遍，他们不置可否，接着他们就问我一些事情的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但是我完全没有配合他们的工作，表现很差。不过有处长在场，一切调子得又他来把握。照我观察那位处长的心态还是健康的，除了工作需要的问题他想过问之外，并无其它害人之心，不会在所谓大是大非上抓什么辫子，对我的一些看法观点还能容忍。所以那天乙方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在晚饭之前，我就被告知可以离开了，但是又约了第二天在乙方设在较场口的一个茶园（工作据点）进行第二次约谈。
　　第二次的较场口茶园约谈加上第三天在人民公园内一家茶馆的约谈，乙方感觉与我的接触毫无实质的进展。他们最为关心的事物就是我不愿意谈或真的不清楚的事情。例如，是谁帮助我出境的，我无可奉告。驻瑞使馆官员拍摄的留学生们街头行为艺术的录像带，是如果出现在瑞典国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里的，我真不知道。驻瑞教育参赞被驱逐是谁在幕后推动，我说那是瑞典外交部的调查和决策过程，我怎能获晓其中的奥秘。哪些学生秘密加入了什么非法组织，我一是解释这个组织在当地不算违法，所以大陆现行的法律无法约束学生，二是讲明所谓秘密组织成员这种做法，是根据贵D的传统拷贝而来，正因为是秘密加入，我当然无从得知名单。一次有我参加的会议上，是谁提出“明运”经济战略和实施建议，我回答早就忘记了会议的时间和具体内容。他们甚至叫我做乙方的线人并承诺有高额的回报，还说这样事情的人还有不少，我当即一并拒绝。
　　整个连续两天的两次约谈，我深感疲惫，虽然他们破天荒的请我吃了两次快餐质量的午饭。他们会在一些关注的问题上反复追问，我只得一再的解释和澄清事实。但是这两天约谈的气氛还是比较温和的，双方几乎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不过接下去的第四天约谈他们首先是改变的地点，安排在一家派出所里进行，我那家娱乐世界就在那派出所的管辖区内。
　　那天约好是下午去派出所谈话，我到了派出所，还与认识的警察叔叔打招呼，聊几句闲话。我进入到二楼的那房间一看，乙方的主谈等人全部身着警服，一脸的严肃，一改往日便装打扮、说话客气的做派。我当时就觉得，这次约谈就是他们摊牌的时候了。果然不出所料，他们一开始说话就提高了嗓门，拿出审讯疑犯的姿态，我这人真的不吃这一套唬人的玩意，不就是比试谁的音量大吗？我也立即提高嗓门应对。他们还是把一堆老问题向我扔来，我的回答也让他们再熟悉不过了。他们终于放话威胁我，今天要是我不老实交待问题，他们就不客气了。我也立即告诉他们，今天咱们就不要再继续谈什么事情了，反正检察、法院都代表你们，我这摊事情干脆就走所谓的司法程序算了，要抓要判随便你们。他们见我态度顽固，就一会儿利诱一会又使出恐吓，我还是摆出一副不怕开水的样子。
　　不知是说到什么问题，话题突然转到了中国现在的民*主现状上，乙方有人说中国当然有民*主了，你看，重庆的市长就是人民选出来的，我立即反讽到现在还没有开所谓人*会，但是你我都知道了下一任的市长是何人，在会议上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对方一时也找不出驳斥我的有力理由，又开始对我大声的威胁，我站了起来，说，请你们立即将我的事情进入司法程序，要是你们现在不抓我扣我，我将立即从这里出去，然后去买回北京的机票，明天就回北京。你们要抓我请随时进行。我说完这话，真的摔门走了，一群我认识的派出所警察叔叔一直在门外不远处，听着我与乙方官员的争吵，他们见我自己摔门出来都觉得吃惊。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我当时是哪来的勇气，只是我当时对这样无休止的约谈真的是感觉厌恶之极。
　　我出门之后感觉他们一定会找我的麻烦，我还把娱乐世界的工作给朋友作了一些交待。到了晚上，还是那几个人又身着便服突然出现在娱乐世界，乙方的人一改下午在派出所的强悍风格，非常客气的告诉我，没什么事情了，你可以回北京，有什么新情况时请告诉乙方的人。结果一连4天的5次面谈，就这样简单的戏剧性的宣告结束。
　　但乙方自从与我有了面对面的交道后，就非常敬业的一直跟我玩了好几年的猫与老鼠的游戏。


　　十一、骚扰成为常态
　　有了重庆的5次约谈之后，乙方就有了专人来与我打交道，那种骚扰式的所谓关照一搞就是多年。
　　我回到北京没多久，重庆乙方的老李又带着人来到北京，提出要见面谈事。我当时有一位朋友在前门饭店里开了一个歌厅，我就约老李等在那里碰头。见面之后，他们还是提出给我优厚的条件，要我做他们的线人，好像我非常适合做线人似的。我心里觉得好笑，说，我这人比较自私。乙方的人马上接着说，那就好啊，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啊，而且也有人是这样做的。我回答说，我说的自私，是说我很看重自己的人格、良知，不愿意去做狗做的事情。别人爱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原话）。双方实在无法谈到点子上，就索性在歌厅包房里拿着麦克风，轮流相互折磨般的嘶喊，酒喝得差不多了之后各自散去。
　　我那时拍完了电视剧，老李又给我电话，说不让我在电视剧里署名。我问为什么？答复是不为什么，就是不要我署名。我与他在电话里大吵一场，坚持在电视剧里留下名字，对方背后有什么报复动作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电视剧在全国都卖得不错，只有北京的某台没有购买，理由是内容比较灰色。靠，难道这个社会还不够灰色么。
　　北京的乙方也约见了我几次，他们一般安排去一家大酒店的咖啡厅，在优雅的环境里，大家散漫的坐着，享受比较昂贵的饮品。双方不会设计具体的话题，纯属天南海北的聊天，而且禁忌也很少。他们选择的时刻通常会是在每年的特殊纪念日的前几天，约见的目的显而易见。那几天我还会接到重庆老李的电话，老李会非常客气的对我嘘寒问暖，我经常调侃他说，你这样关心我应该是经常性的，干吗一定要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所以有时候你可能因为工作繁忙而忘记了日子，但是因为有了乙方的约见或电话问候，你会猛然想到，喔，那个纪念日就要在几天后来临。
　　还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自称是国安的人打来的，这肯定不是指北京足球队了，那人约我去华侨大厦见面，说有什么事情要谈。因为乙方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是哪部分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约见很诧异。
　　我去了华侨大厦，之后又是被带到一个豪华大套间里。我现在也想不透，这种约谈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酒店的豪华套间里进行，因为这需要花费大量的费用。对方明确说自己是那个部门的人，甚至其中的一人还拿出工作证给我看，我记得那人姓K，工作证上确实是他自己说所说的那个部门。整个下午的约谈对方提出的还是老一套的问题，我还是老一套的回答，是一次毫无新意的约见。后来K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具体内容我已经没有什么深刻的记忆。
　　有一次我又被北京乙方的老熟人约见，我就给他们提及华侨大厦被谁约见的事情，乙方的人直接告诉我，你别管他们，没他们什么事情。我那时才明白，关照我的部门还不止一个。


　　十二、没收护照与身份证被抢
　　我对乙方的工作目一直琢磨不透，我想，像我这样回国后的还算安稳的人，乙方理应能过则过，威胁中起码还要不时的怀柔一下，没有必要采取一些无聊的手段，让双方在认知上越来越对立。重庆乙方的人就喜欢干火上浇油的事情，用一句重庆流行语来讲就是“生怕事情搞不大”。
　　在与他们正面接触的两年之后，不知道乙方又产生什么年头，要收缴我的护照，那时候我正十分本分的做着自己的生意，没有给乙方制造任何麻烦。我问老李为什么要收缴我的护照，他居然说不出像样的理由。在他们死缠烂打的情况下，我只好把护照交给了他们，心想不让出国就安心呆在国内吧，我就是拿着护照他们不让我出去我还是一样的走不掉。但是这种方式拿走我的护照，起码还有几许双方自愿的成分。但是他们要没收我的身份证所采取的手段，那叫一个真正的下三滥，说出来会把诸位的大牙笑掉。
　　那时候我在重庆电视台对面的一条小马路里，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在一座塔楼的11层。一天晚上的10左右，我听见门外有人敲门，我打开一看，是两位身着制服的警察叔叔和两位便衣。我问，有什么事情？其中的一位警察叔叔说，我们这是例行检查，请出示你的身份证(那身份证是在中戏读书时办理的，因为没有过期，我就一直使用着)。我因为很久没有与乙方有交道了，而且也没做任何所谓冒犯乙方的事情，所以当时就没有联想到这之间有什么关系，真就以为这是一片新的住宅区，警方还对治安状态很负责任。我回屋取来身份证交到其中的一个人手里，那人接过去只看了一眼，就转身边走边说，我们要拿走一下。他这一说话，其余的三人立即就跟在他后面，小跑着下楼。我喊了一声，你们要干什么？把身份证还给我！四人也许是自己都觉得理亏或行为滑稽，都不回应我的追问，匆匆的跑下十一层楼梯。你能想象这是一个所谓法制国家的警察所为吗？如果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倒像美国大片中的冒牌警察所为，而且这片子还必须是黑色幽默的，否则风格就太不一致。但是这样的事情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中国，在我眼前真实的上演了。
　　我马上给老李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老李竟然说他不知道这事情，说可能是当地派出所为，他答应第二天过问一下这事。第二天老李给我电话，说他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情。接下去的几天里，我与老李反复通电话，他就开始支支吾吾，总之我的身份证就是要不回来了。
　　过了大半年，我因为要开车回北京，又去找老李问身份证的事，老李还是找理由推托，我一下子急脾气上来了，就是要去市公安局找他们说清楚这件事，老李只好答应在公安局大门旁边的出入境管理办公室见我（记忆里好像是那个地方）。
　　那是春节之后的一天，寒风里还飘着小雨，我到了那里之后给老李打电话，一会儿老李独自一人就来了，我们没多说几句话，当他表示仍无法给我身份证后，我就开始破口大骂，从D到社会某义，从历史事件到眼前老李所为，毫无顾忌的统统数落起来，让在一旁办公的警察叔叔莫名惊诧。我真的是豁出去了不考虑一切后果，那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痛骂。最后我放话说，这件事情我到北京后要告诉国外的媒体朋友，让国外的人都知道你们的丑恶行径。老李只是叫我要冷静，他当时也没有要把我怎样。
　　我说完之后就离开了那里，独自一人开车走318国道，打算从宜昌—襄樊—郑州—石家庄方向回北京。
　　我路过邢台的那天，记得正好是元宵节。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一看表，已经是晚上的八点多了，而我还没有吃晚饭。我就想今天是元宵节，就别把自己弄得太累了，就临时打算拐进邢台市区，找地方好好吃一顿饭，再睡个好觉。我刚开出收费站，就看见有警察在拦车检查。车停下来之后，值勤警察检查我的证件，接着就把我车给扣了。行车执照没有年检（在外地没有手续不给年检，而且车主名字也不是我）、驾驶证过期，居然连身份证也没有。警察叔叔还算好心，说我看上去不像坏人，就只是叫我去找来合法身份证证明后，才能让我取回车辆。
　　我当时那叫一个窝火，我立即打电话给老李，先是把他一阵狂骂，然后说我回北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公布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世人看看你们是怎样迫害一个普通人的。也许是我的威胁起了作用，老李说立即帮我解决这件事情，他让我在原地等着。我于是只有厚着脸皮挤到警察值勤车上取暖，那个时刻的户外温度起码在零下10度之下。算我运气，那年轻的值班警察还真的不错，让我坐在车里，与我聊着大天儿，我虽然肚子还饿着，但还没有被冻个半死。过了约一个小时，老李打电话问我，说是哪个部门的值勤警察扣我的车，我问清楚后就告诉老李，这是河北高速路的值勤警察，地点在邢台的高速出口处。又过了一会，老李来电话说他已经协调到河北省公安厅，公安厅已经开始给省交警总队联系此事了。我想，这帮人要真心做点什么事情，效率还是蛮高的嘛。
　　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我身旁值勤警察的手机响了，警察听了一句，就下车去接电话，我一看他那表情，就知道是在与上级说我的事了。警察接完电话，就上车来告诉我说，车可以还给我了，还说刚才领导要求他对我的态度一定要客气一些，别激化了矛盾。他就给领导说，我们正一起聊天呢，没有任何的冲突。于是这位警察也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反而热情的带我到附近的停车场取车，并交管理停车场的人不要收取高额的停车费。临别时那警车还给我留了手机号码，说下次到邢台一定要找他一起喝酒。我最后开车在邢台找到酒店住下，已经是晚上快十一点了，个人的元宵节计划也就没有了继续的兴致。


　　十三、恢复户口
　　我的身份证被抢走之后，就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黑户生活，不能乘坐飞机、住旅店，找工作时会编一大堆理由来告诉人事部门的人，阐明一个人没有身份证是如何的合乎常理。好在我人长的面善，加上口齿伶俐，我换了几个公司都没有因为不能出示身份证而被拒绝。
　　我开始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希望把在北京被吊销的户口给恢复了。我最初是找的老李，说人不能这样黑着，我需要工作、旅行，我现在护照、身份证已经被你们扣留，如果你们坚持不给我办理户口，我就会给你们找事。老李先是一口答应下来，然后就以各种理由拖着不予办理。经过好几次的面谈、电话，老李最后表示，要我写一个书面的东西，表明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态度。我先是坚持不写这个东西，老李就拿着这个理由搪塞，说这是一个必须的手续。我后来急了，就问他要如何写这个文字才能算数，老李就给我细细讲明了要表达的几个关键点。我就说，那好办，不就是写一篇你们认可的官样文字嘛。我打初中开始就在学校跨班级给一帮混混同学写检讨，那深刻的程度往往让老师读着都掉泪，让同学一次性通过检讨环节的几率极高。
　　于是我就按老李的要求，写了一篇文字交给了他。文字中首先是声明自己与海外的一个团体已经没有关系，而且还必须咬牙切齿的把那个团体骂上几句，然后接着就讴歌起来：本人相信，正因为中国有了以江XX为核*心的领导，有三*个代*表的英明正确的执政主张……全人类为之奋斗的共X主义一定会在中国率先实现……。真不知道，他们要一个老落后分子写这个有什么作用。我交给老李后他表示认可，说应该是按要求写了。
　　但是老李或乙方还是说话等于放屁，在拿到我的文字之后仍不给我恢复户口，乙方又找个理由说，你的户口是北京给你注销的，你应该去找北京户口所在的派出所，把我给郁闷的不行。
　　心里存郁闷的，其实不单单是我，我常提及的那位仁兄也有抓狂的时候。有一天上午我刚起床，就接到那仁兄的电话，在电话里他没有说什么，只是说上午要来找我，我只是感觉到他的情绪绝对异常。我到了上班的地方不久，那仁兄就来了，我一看他那表情，就觉得他心里的压抑非同一般。两人坐下，喝茶，那仁兄就开始了自己的述说，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好的听众，因为他说了一堆话，我也不能完全明白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那种心里的委屈和不满我还是能清晰的捕捉到的，说到激动处，我甚至能看见他眼里的泪花。也许那仁兄干这个的时间太长了，他絮叨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明白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那张嘴就是如此下意识的严密。他说完之后情绪开始稳定下来，然后又起身离开说要回局里上班。
　　那仁兄离开之后，我把他说过的话试图找一条线索串起来，看究竟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还是不能弄明白。正因为弄不明白也就无法当场安慰一下仁兄，让人家一个人郁闷而不能发泄出来，无奈啊。
　　我回到北京后就一直惦记着户口的事情，心想我还是要动动心思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否则我真的没有办法混社会了。我问过北京乙方的人，他们把这件事情全部推给了重庆的乙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想法子解决。那个时候正好是北京申奥如火如荼的时刻，我知道这个节骨眼上乙方是最怕出乱子的时候。我顿时有了一个主意，那好，我就选择这个时候来要求恢复户口，如果还是不给办理，那我就要给你们添一些麻烦。
　　我同时也心里清楚，这样做会冒着惹怒乙方的风险，他们的报复也许会更加的疯狂。但是不给我解决户口问题，那疯狂也许真的就留给我一个人了。我拿定主意后，就与几位能报道此事的境外媒体朋友见面，告诉他们我将去申请恢复户口，如果乙方不答应并不给出合法的理由，我将带着行李去公安局自首，要求坐牢。因为在大陆的警方眼里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乙方不给我户口就表明我属于坏人一类，那就让我去牢里呆着算了。媒体的朋友对我的处境一直很关心，他们对我打算采取的举措十分担心，希望我冷静一些看有没有其它的办法，但是如果事情发生什么特别的意外，他们会强烈关注此事。
　　2001年6月12日下午三点二十，在距奥运申办结果公布还有整一个月时间的时候，我独自一人来到北京东城区的交道口派出所，那里距中央戏剧学院就隔着一条胡同。媒体的朋友并没有跟着我去到那里，他们在等我的电话通报。我进去之后，是一位姓张的警官接待的，他听完我的陈述后就找资料看了看，说你的事情与他们无关，吊销我户口的应该是中戏的保卫部门。我心里很清楚中戏并没有吊销我户口的权利，但是我需要拿到证据把对方的不实之词一层层揭开。我把对方的谈话一一记录之后说，行，那我找中戏解决这件事。
　　我说着就离开了派出所，没走多远就进了中戏的大门。到了中戏保卫处，多半的人我都认识，我把派出所的意思说完，就有老师逐一驳斥派出所的说法。这时候桌上的电话机响了，是派出所的人打过来的，电话那头的人说，这吊销户口确实是他们的事情，叫我回派出所去继续谈这个事情。于是我又返回交道口派出所。
　　再进派出所，是一位姓袁的警官出面来接待我，她告诉我说这事情已经给市局里作了电话汇报，市局答应尽快研究我的事情。不管怎样，叫我回去等他们的电话。我要求在三天之内一定给个明确的答复，袁警官说只能尽快了。
　　当天晚上，老李就给我打通电话，叫我有什么事情好好说。我说这不关你的事情，你不能给我办理户口，现在我也不会再找你了。老李还想多给我说几句话，但是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第二天的下午，交道口派出所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叫我15日下午去派出所办理恢复户口的手续。我当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件拖了几年的事情竟如此顺利的给搞定了。我在此不想猜测这一定是乙方不愿意在这个奥运申办的敏感时刻，出现什么涉及他们的事件，但是我恢复户口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刻中顺利的得到解决。
　　15日下午，我再次来到派出所，还是那位袁姓警官接待的，旁边还有一位没有报出姓名的便衣警察一直在场。袁警官告诉我，户口可以在今天就立即恢复，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恢复户口之后必须在今天同时办理迁出手续，就是说把我的户口迁回老家重庆；二是我还得写一个保证，内容为如果重庆警方不让我户口迁回重庆，那我也不能再回北京找交道口派出所的麻烦。我回答说，户口立即迁回重庆我没有意见，因为拥有北京户口并不让人感觉特别优越。但是写保证就显得滑稽了，你们是执法机构应该明白，我就是写了这个也不会具有法律效力，遇到重庆警方的刁难我肯定会找你们、找你们双方的上级反映此事的。袁警官说这是上级的意思，不写就可能不能办理。我于是冷笑着说，我写，我写，不过我自己不会按这个保证书去要求自己的行为的。对方听到我这话也不置可否。于是我就写下了：如果重庆警方不让我的户口在重庆迁入，我不会再来北京交道口派出所要求解决云云几行字，算是没有给基层警官添麻烦。
　　经过电脑简单的输入，我的个人资料在那时又重新回到了正式的北京户口管理档案里，但顷刻间又被一页表格给调了出来，那是一页户口迁出证明。在填写迁入重庆的理由一栏里，袁警官也不知道怎么填写是好，我看了电脑预设选项里可能只有投亲靠友最合适，于是迁出户口页迁入理由空格里，就郑重的打出四个宋体小字：投亲靠友。


　　十四、尾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乙方确实认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现实与潜在的危险，对我的监视就渐渐减弱，到最近4、5年，他们在那些敏感的日子不给我电话，也不再请我吃饭喝咖啡了。我的一些朋友所受到的骚扰也见停止，大家又开始正常的交往。我甚至在今年年初，还去重庆公安局申请了大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一切迹像似乎表明我的处境已经得到改善，但是暗中的监控如电话监听等，我相信依然存在着，否则，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我那些丰富生活的录音内容，很可能还是被乙方值班人员经常的播放，作为日常上班无聊时的消遣内容之一。
　　一部《窃听风暴》电影，讲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给人却有更多的思索空间。在资讯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生活的许多都时刻都被各种多媒体方式记录着，这些影像、声音和文字记录很容易通过多种媒体形式在中国、甚至在世界轻松的传播。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报道，上面会具体提及乙方一些人的名字，我有时候真的替他们担忧。从我私下接触的乙方的一些朋友来看，他们对时局的观点与看法，与我等并无太大的差别，最多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速度与推进方式问题。他们在家里也有父母、也有子女和三亲六戚，撇开工作时的凶神恶煞模样，我认为他们在家里在朋友中间也是好儿子、好父亲和好朋友。但是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们自己在工作中的言谈举止被传到家人、朋友的耳朵里，我真觉得那可能是让人觉得难堪的事情。而这样的情形很可能因为一次事件，乙方有关人员的威武、泼辣或阴暗的形象，会在一夜之间被你认识不认识的人知晓。
　　回头看中国49年后的所谓政治历史，几乎所有因政治问题而获刑的人最终都被证明是无罪的，这就是中国所谓政治的玄机所在和无聊之处。一位乙方的朋友老是推说这是工作的需要，糊口的需要。我并不怀疑这一点，我相信的是，这些人在干这类工作时间长了之后，人性的逐渐迷失。不过在眼下的中国，如果呆在乙方的工作环境里，你要是不太喜欢这样的工作，最好的策略是调到别的系统，要是表示你对事物的质疑，那就意味着你前途渺茫，甚至与我等一样的陷入无休止的困扰之中。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能遵循一条平凡的底线，那就是做人做的事情。而一个正常人具有的基本素质是：良知、正义感、同情心、敬畏生命。


老鱼另外的两篇回忆文字：
1、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512300&page=1
2、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1331142&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