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载）警惕小官员的大腐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11:38
近日，山西蒲县原煤炭局局长郝鹏俊贪污腐败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因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家财达数亿元，违规违纪资金高达3.05亿元，成为煤炭大省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
从郝鹏俊不由让我想起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官场蛀虫：
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被媒体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涉贪上亿元；
山西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资产超过1亿元，被当地称为“劫官济贫”的江湖大侠……
分析近两年来出现的这些贪腐大案，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犯罪分子官职低微，均为科级干部；二是贪腐数额之巨另人嗔目结舌，均超亿元；三是均为能源、国土、司法等要害部门任主要领导，即俗称的“一把手”。
区区一科级小官、九品小吏，怎么能在贪腐的路上有如此大的“作为”呢？
这不禁让我们对一种现象引起高度关注——小官员的大腐败。曾经有媒体进行调查，在中国的官场中，哪一级腐败最严重，民调结果是处级。但在中国的官场生态中，科级弄权也同样不可小视。
一、科局长在县级执掌实权。县级政权作为地方政府的最底层，是中国宏观和微观政策的结合部,中央政府和省、地两级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无论是惠及民生的，还是产业调整的，都要从县级分解与落实，然后到基层，因此县一级区位相当重要，而在县一级中充当中坚力量的是各科级局长们。大到上亿元的交通、城建、土地出让项目，小到城市居民低保与农民种粮补贴，只要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利益的调整，科局长们是这些具体问题的参与决策者和具体执行者，作为领导的处级县长们只是负责决策和执行监督（不出问题监督作用体现不明显）。在制度和规则不是很健全的今天，掌握实权，就为贪污腐败创造的便利条件。
二、县城小重人情裙带关系复杂。由于县域内领导干部数量相对较少且群体相对稳定，缺少必要的交流，时间长了就产生了较为复杂的裙带关系，平时拉关系讲派系，有事讲感情托熟人，人脉和感情往往比原则显得重要。因为关系好，一些有悖于规范、制度甚至法律的事情，也会找到“法子”，打政策擦边球，严重侵蚀法制的权威，最终导致“权大于法”盛行。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规范和程序往往空转，成为领导干部违规操作的“遮羞布”，一些严肃的执法过程成为认认真真走过场。
三、县级监督力量薄弱。首先是同级县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监督，由于县级领导一般都分管一个战线，对作出大的决策后，不会参与具体操作，进展情况主要来自于执行者——科局长们的汇报，信息获取的不平衡性，往往使县级领导无意中成为科局长弄权的帮帮凶和推手；同时，领导和上级部门因工作推进目标的一致性产生的利益关联性，使县级领导和上级部门对科局长较为信任，多取代丁是丁、卯是卯的监督。其次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由于人脉关系的干扰，加之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体制、捉襟见肘的人员和经费等因素，导致办案和监管都不是很得力。再次是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县级政府的信息公开一般比较薄弱，宣传部门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几乎是“报喜不报忧”，对党政工作发挥不了监督作用，而知情权都能不到保障的群众，更谈不上行使监督权了。还有副职对作为一把手的科局长的监督，更是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发挥不了作用，一把手一支笔一言堂，单位就成了自己家一样，说一不二，领导班子中副职的监督制衡乏力。
权力失去监督后，必然导致腐败。作为县城内执掌大权的科局长们，却因体制问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必然要出郝鹏俊、罗亚平之流，而且相信还会有许多潜伏技术高的，尚未暴露。
我们在重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腐败问题的同时，要给予科局长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注，小官员的大腐败不可小视！
从郝鹏俊不由让我想起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官场蛀虫：
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被媒体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涉贪上亿元；
山西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资产超过1亿元，被当地称为“劫官济贫”的江湖大侠……
分析近两年来出现的这些贪腐大案，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犯罪分子官职低微，均为科级干部；二是贪腐数额之巨另人嗔目结舌，均超亿元；三是均为能源、国土、司法等要害部门任主要领导，即俗称的“一把手”。
区区一科级小官、九品小吏，怎么能在贪腐的路上有如此大的“作为”呢？
这不禁让我们对一种现象引起高度关注——小官员的大腐败。曾经有媒体进行调查，在中国的官场中，哪一级腐败最严重，民调结果是处级。但在中国的官场生态中，科级弄权也同样不可小视。
一、科局长在县级执掌实权。县级政权作为地方政府的最底层，是中国宏观和微观政策的结合部,中央政府和省、地两级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无论是惠及民生的，还是产业调整的，都要从县级分解与落实，然后到基层，因此县一级区位相当重要，而在县一级中充当中坚力量的是各科级局长们。大到上亿元的交通、城建、土地出让项目，小到城市居民低保与农民种粮补贴，只要是公共资源的分配与利益的调整，科局长们是这些具体问题的参与决策者和具体执行者，作为领导的处级县长们只是负责决策和执行监督（不出问题监督作用体现不明显）。在制度和规则不是很健全的今天，掌握实权，就为贪污腐败创造的便利条件。
二、县城小重人情裙带关系复杂。由于县域内领导干部数量相对较少且群体相对稳定，缺少必要的交流，时间长了就产生了较为复杂的裙带关系，平时拉关系讲派系，有事讲感情托熟人，人脉和感情往往比原则显得重要。因为关系好，一些有悖于规范、制度甚至法律的事情，也会找到“法子”，打政策擦边球，严重侵蚀法制的权威，最终导致“权大于法”盛行。一些冠冕堂皇的法律规范和程序往往空转，成为领导干部违规操作的“遮羞布”，一些严肃的执法过程成为认认真真走过场。
三、县级监督力量薄弱。首先是同级县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监督，由于县级领导一般都分管一个战线，对作出大的决策后，不会参与具体操作，进展情况主要来自于执行者——科局长们的汇报，信息获取的不平衡性，往往使县级领导无意中成为科局长弄权的帮帮凶和推手；同时，领导和上级部门因工作推进目标的一致性产生的利益关联性，使县级领导和上级部门对科局长较为信任，多取代丁是丁、卯是卯的监督。其次是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由于人脉关系的干扰，加之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的体制、捉襟见肘的人员和经费等因素，导致办案和监管都不是很得力。再次是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县级政府的信息公开一般比较薄弱，宣传部门领导下的新闻媒体几乎是“报喜不报忧”，对党政工作发挥不了监督作用，而知情权都能不到保障的群众，更谈不上行使监督权了。还有副职对作为一把手的科局长的监督，更是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发挥不了作用，一把手一支笔一言堂，单位就成了自己家一样，说一不二，领导班子中副职的监督制衡乏力。
权力失去监督后，必然导致腐败。作为县城内执掌大权的科局长们，却因体制问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必然要出郝鹏俊、罗亚平之流，而且相信还会有许多潜伏技术高的，尚未暴露。
我们在重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贪污腐败问题的同时，要给予科局长这一群体更多的关注，小官员的大腐败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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