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上）

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上）时间:2010-06-29 10:15 作者:杨银禄点击:2870次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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