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社会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6:41:58
“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这些,就是瑞典式的“社会主义”,瑞典社民党执政六十余年,提倡平等、福利、合作,收入分配平等。” “感觉上,瑞典的社会形态真得很接近社会主义。”上海大学生钱岑这样描述瑞典。她游历过福利政策出色的法国、德国,但瑞典的这种感觉显然更强烈。据介绍,许多到过瑞典的中国人大多有着与钱岑相似的感觉。 “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简称“瑞典社民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前苏联为此派出了众多学者、官员到瑞典进行调研 “社会主义旨在福利” 不过,瑞典留学生佩尔松对此的看法有点模棱两可,“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属于私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只看社会分配以及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瑞典则更接近社会主义。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1847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在经过60年的培育之后,普通人已很难抛弃现有福利体制去追求新自由主义。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杰坦福兹做过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一个55岁的农民对制度表示了不满。 即使社民党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撼动福利制度。2003年,代表右派的温和党曾公开挑战福利制度,但在大选中惨败。2006年当它卷土重来,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应适度进行调整”,这才击败了社民党。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温和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过去的社民党。 放弃暴力 强调合作 一个公开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每次提到“社会主义”一定会加上某些限定以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能够在资本主义瑞典先后独步政坛六十余年,并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瑞典社民党的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Sveavagen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理论指导;它的党纲和党章,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依然能清楚看出早先的模样——直接脱胎于恩格斯指导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和党章。 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89年,正值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尽管其最初的目标是“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瑞典社民党的“暴力”色彩始终不那么强烈,反而更强调合作。比如,瑞典社民党是欧洲最早与农民联合的社民党。刚成立25年,社民党就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参与了对国家的管理,这当然也是政党妥协的结果。 早期议会斗争常常充满着无奈。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有三次单独组阁,但结果却发现不但无法实现其党纲中“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的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但是,困惑之余的瑞典社民党最终还是向社会达成妥协,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目标。 平等、福利——花多少钱能买得到 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他把国家比作家庭,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 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人民之家”对“平等、福利、合作”的强调,成为瑞典社民党长盛不衰的法宝。 1932年,在汉森成为瑞典首相后,他把这套理念运用到实际政策中。七十多年中,这一理念不断接受选民的检验,有两次社民党已被赶下了台,不过简单的修正与调整之后,选民总是会重新聚集到社民党旗帜下。 在**教授杨玲玲看来,“人民之家”的成功占了天时、地利和人和。首先是瑞典的工业革命到来较晚,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却得以很快壮大;其次,社民党真正表现出执政特色是在经济大危机后,运用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正逢其时;最后,妥协是瑞典政治的一大特色,往往不采取激烈的方式,用现任瑞典驻华大使林川的话说,“我们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折中,避免争斗”。 有人说,瑞典今天的平等与富足全拜高税收之赐。瑞典税收的确很高。收入累进税最高可达88%,如果一个瑞典人每月收入是20000瑞典克朗,那么他纳税的税率为45%。目前瑞典税收占GDP的比例是71%。 但这样看问题未免略嫌片面,试问: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所有这些,究竟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 1972年时,前瑞典社民党领袖、政府首相帕尔梅曾说:“瑞典社会现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条件。”瑞典社民党第31次代表大会也不再明确提“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不过,马克思的画像依然高悬在瑞典社民党总部,许多瑞典人知道,瑞典的今天与这个人密切相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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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表于 2008-11-26 15:09  只看该作者 续前 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 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GDP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7位。1960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当时约合1000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10%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1800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7800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把危机变成转机 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 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50克朗,资本家也拿了50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50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