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江青的亲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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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亲情世界
杨银禄
《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难。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返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率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期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渡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进修，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进，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时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探讨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因而，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收支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之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国际》一书纪录：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事情，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睬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活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首脑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准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请示。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自得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奚落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活动，回来干甚么？想摸底呀？
江青奚落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逼真，他从坐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号召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禁绝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阻挡，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接触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作古，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很多多少了，你去吧。李敏不愿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不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愿走，她生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真，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面，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心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却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熬煎着他，脸容蕉萃，声音薄弱，但神情十分苏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化险为夷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请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列队，随着首都仰望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请安。
对于彬子的论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正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边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必恭必敬的，很少语言，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品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档干部，这小我私家恨我，反对中心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勉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撑，竟敢向我拧脖子，利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事情、事情，不应当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便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间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好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情况中，居住所在不定，生活很艰难，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最先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受苦，成绩优良。1953年，考入北师大隶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汗青系。1960年难题时期，由于养分不良，满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纂，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戎行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向导职务，不但工作忙碌，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瓜葛，应付江青的政治必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重要，体质明显下落，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事情的。那时，江青住在垂纶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边，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更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年老，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虚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蓬勃，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德律风：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讲演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德律风。由于心情欠好，有时她在德律风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德律风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期。江青睡觉之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方才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快全副武装（那时我是武士），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昼）进来四五次打德律风，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虚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德律风，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允许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迁。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部署家具、安装德律风，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德律风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厌恶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注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恬静，你身体不好，就寝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仍然是蛮好的，谢谢你的美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平心静气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适合？电话安装在甚么位置？
这时候，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归去就用。我耐心肠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德律风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边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克不及搞坏，你本日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道，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原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下子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立场软下来了，就平心静气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德律风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欠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其实不怪她。我理解她其时的处境：事情多，压力大，江青非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敷。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不定，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工具呢？人们对她都是假意周旋，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服务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布告、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歇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磨炼，以松懈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加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熟悉李讷，对她很虚心、很关切，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应。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歇息，泼凶暴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时常满脸汗水，混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棒，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虚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磨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康健，精明醒目，政治可靠，年事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题目，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赞成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完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之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定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道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示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示。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因为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道，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德律风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候，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机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探讨，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意，儿大不禁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利巴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知我，要是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信赖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道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班配，两个家庭的情形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水平相差甚远，职务职位地方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说话，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固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一箭双鵰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原理，是完全准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开心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题目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完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朴，双方的家长也没列入。完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筹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列入，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完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偏差，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热，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材。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偏差。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生长。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探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太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德律风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半子，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德律风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会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利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宁神的话，是不是通过构造跟他谈谈。可以告知他，怕德律风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情感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适合。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题目，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办法，往往效果欠好。
那时，我以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讨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非但不参考，反而怒形于色，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谈话权。我对小徐怎样看，如何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预干与。你认为他是个大好人，有甚么证据？我认为他欠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道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探讨，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抉择，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力，更没有权利教导我。
张春桥行动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垂纶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堂，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甚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进修。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功德。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家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情感，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恳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隔隔离分散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材不适，神经虚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致，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添。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恐惧、尊敬、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晤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影戏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心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心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便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利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类政治高压，含冤自尽。
这天凌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讲演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题目，这叫畏罪自杀，死不足惜！
尔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下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虚心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讥笑她，不是讽刺你。开个打趣，何必认真。
我笑着说：别开顽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高声说：叫我看这些干甚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向导人？
三月尾四月初的一天，早晨3点，李讷来到垂纶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搅她，今天她就不行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归去，等她起床后，我讲演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赞成你来，我打德律风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互助。不然，我们就难堪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欠好觉，就是不怕我睡欠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刻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眠，给她几粒安眠药其实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有身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息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因而，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咱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冤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归去，请你理解咱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讲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寝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寝室走廊里闯。值班员盖住她的去路，李讷痛斥道：滚蛋！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辈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唤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模样，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早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甚么事，赶快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息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疾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落空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不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有身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甚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肠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可，不给我安息药我就不走。态度很果断。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空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广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确定更睡不着觉。不可，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措施，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严寒。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好的孩子。
李讷看到咱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息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本日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有身，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归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背，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形，请示怎样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晓得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题目就砸了。我不敢核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接了，给她几粒安息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当。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感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终了，吃了早饭，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知你们，我睡觉很难题，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唤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覆。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唤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寝室大吵大闹，你怎样注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息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唤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卖力人，和其他同志没有瓜葛。
江青摇头摆尾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垂纶台，更禁绝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会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罚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讲演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之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欠亨。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于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垂纶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垂纶台东大门，尖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瓜葛，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下令，现在不叫你进垂纶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形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垂纶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息，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康健的男孩。当我讲演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康健，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有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开心吧？
江青面无心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本身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咱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刺耳，姥姥便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咱们，还带了很多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其时，咱们对江青很难理解：本身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开心呢？
李讷贫乏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谅，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保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利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克不及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兵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衣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本身的5分钱（新战士每个月只有6元补助）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感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看管孩子，江青是晓得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应，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今朝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硬朗，忠厚忠实，性格浑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切。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涯，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之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利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利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题目。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应。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戕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下狱。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犹如己生，精心抚养和培养。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渡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高等学府，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兵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力，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投军，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列入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进程。因而，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活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赤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他担负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布告、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时代，他当过3次联系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系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系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以是，他经常往来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居处。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事情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谢谢， 各人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段。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局，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嘘嘘，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卷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抽烟、喝酒。由于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吸烟，不敢饮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开心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岁终1969岁首年月，江青怀疑她栖身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动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明，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事情人员，循着声音去搜检。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明，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覆信，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肠下来了。毛远新搜检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托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表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保镳员孙占龙：今朝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甚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发，从来没有给事情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非凡。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晓得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反省，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整理，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反省。江青催我要，程师傅果断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谬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面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冤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咱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允许。
江青拿到反省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反省，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反省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晓得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谬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旁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偶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常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谓。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样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甚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难题，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当中，要想搞得很融洽，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样平常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头脑上，在事情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酷的，批评多些，褒扬少些；诘问诘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以是，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乐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苏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题目。 （全文完）
（作者系中共中心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杨银禄
《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难。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返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率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期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渡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进修，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进，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时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探讨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因而，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收支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之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国际》一书纪录：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事情，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睬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活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首脑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准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请示。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自得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奚落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活动，回来干甚么？想摸底呀？
江青奚落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逼真，他从坐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号召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禁绝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阻挡，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接触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作古，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很多多少了，你去吧。李敏不愿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不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愿走，她生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真，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面，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心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却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熬煎着他，脸容蕉萃，声音薄弱，但神情十分苏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化险为夷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请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列队，随着首都仰望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请安。
对于彬子的论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正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边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必恭必敬的，很少语言，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品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档干部，这小我私家恨我，反对中心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勉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撑，竟敢向我拧脖子，利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事情、事情，不应当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便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间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好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情况中，居住所在不定，生活很艰难，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最先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受苦，成绩优良。1953年，考入北师大隶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汗青系。1960年难题时期，由于养分不良，满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纂，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戎行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向导职务，不但工作忙碌，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瓜葛，应付江青的政治必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重要，体质明显下落，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事情的。那时，江青住在垂纶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边，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更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年老，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虚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蓬勃，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德律风：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讲演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德律风。由于心情欠好，有时她在德律风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德律风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期。江青睡觉之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方才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快全副武装（那时我是武士），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昼）进来四五次打德律风，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虚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德律风，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允许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迁。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部署家具、安装德律风，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德律风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厌恶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注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恬静，你身体不好，就寝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仍然是蛮好的，谢谢你的美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平心静气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适合？电话安装在甚么位置？
这时候，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归去就用。我耐心肠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德律风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边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克不及搞坏，你本日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道，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原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下子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立场软下来了，就平心静气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德律风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欠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其实不怪她。我理解她其时的处境：事情多，压力大，江青非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敷。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不定，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工具呢？人们对她都是假意周旋，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服务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布告、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歇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磨炼，以松懈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加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熟悉李讷，对她很虚心、很关切，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应。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歇息，泼凶暴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时常满脸汗水，混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棒，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虚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磨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康健，精明醒目，政治可靠，年事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题目，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赞成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完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之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定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道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示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示。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因为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道，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德律风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候，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机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探讨，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意，儿大不禁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利巴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知我，要是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信赖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道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班配，两个家庭的情形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水平相差甚远，职务职位地方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说话，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固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一箭双鵰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原理，是完全准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开心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题目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完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朴，双方的家长也没列入。完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筹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列入，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完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偏差，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热，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材。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偏差。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生长。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探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太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德律风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半子，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德律风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会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利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宁神的话，是不是通过构造跟他谈谈。可以告知他，怕德律风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情感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适合。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题目，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办法，往往效果欠好。
那时，我以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讨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非但不参考，反而怒形于色，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谈话权。我对小徐怎样看，如何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预干与。你认为他是个大好人，有甚么证据？我认为他欠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道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探讨，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抉择，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力，更没有权利教导我。
张春桥行动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垂纶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堂，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甚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进修。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功德。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家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情感，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恳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隔隔离分散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材不适，神经虚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致，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添。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恐惧、尊敬、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晤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影戏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心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心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便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利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类政治高压，含冤自尽。
这天凌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讲演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题目，这叫畏罪自杀，死不足惜！
尔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下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虚心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讥笑她，不是讽刺你。开个打趣，何必认真。
我笑着说：别开顽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高声说：叫我看这些干甚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向导人？
三月尾四月初的一天，早晨3点，李讷来到垂纶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搅她，今天她就不行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归去，等她起床后，我讲演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赞成你来，我打德律风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互助。不然，我们就难堪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欠好觉，就是不怕我睡欠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刻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眠，给她几粒安眠药其实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有身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息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因而，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咱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冤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归去，请你理解咱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讲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寝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寝室走廊里闯。值班员盖住她的去路，李讷痛斥道：滚蛋！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辈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唤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模样，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早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甚么事，赶快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息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疾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落空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不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有身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甚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肠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可，不给我安息药我就不走。态度很果断。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空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广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确定更睡不着觉。不可，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措施，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严寒。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好的孩子。
李讷看到咱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息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本日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有身，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归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背，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形，请示怎样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晓得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题目就砸了。我不敢核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接了，给她几粒安息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当。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感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终了，吃了早饭，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知你们，我睡觉很难题，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唤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覆。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唤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寝室大吵大闹，你怎样注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息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唤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卖力人，和其他同志没有瓜葛。
江青摇头摆尾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垂纶台，更禁绝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会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罚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讲演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之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欠亨。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于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垂纶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垂纶台东大门，尖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瓜葛，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下令，现在不叫你进垂纶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形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垂纶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息，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康健的男孩。当我讲演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康健，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有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开心吧？
江青面无心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本身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咱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刺耳，姥姥便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咱们，还带了很多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其时，咱们对江青很难理解：本身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开心呢？
李讷贫乏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谅，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保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利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克不及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兵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衣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本身的5分钱（新战士每个月只有6元补助）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感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看管孩子，江青是晓得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应，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今朝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硬朗，忠厚忠实，性格浑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切。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涯，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之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利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利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题目。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应。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戕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下狱。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犹如己生，精心抚养和培养。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渡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高等学府，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兵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力，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投军，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列入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进程。因而，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活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赤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他担负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布告、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时代，他当过3次联系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系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系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以是，他经常往来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居处。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事情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谢谢， 各人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段。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局，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嘘嘘，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卷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抽烟、喝酒。由于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吸烟，不敢饮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开心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岁终1969岁首年月，江青怀疑她栖身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动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明，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事情人员，循着声音去搜检。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明，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覆信，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肠下来了。毛远新搜检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托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表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保镳员孙占龙：今朝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甚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发，从来没有给事情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非凡。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晓得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反省，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整理，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反省。江青催我要，程师傅果断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谬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面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冤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咱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允许。
江青拿到反省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反省，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反省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晓得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谬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旁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偶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常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谓。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样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甚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难题，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当中，要想搞得很融洽，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样平常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头脑上，在事情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酷的，批评多些，褒扬少些；诘问诘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以是，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乐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苏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题目。 （全文完）
（作者系中共中心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