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 （下）_

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 （下）时间:2010-07-03 00:42 作者:杨银禄点击:2050次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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