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江青的亲情世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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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的亲情世界 （下）
作者：同舟共进杂志 |
时间：2010-07-05 22:32:49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难。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返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率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期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渡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进修，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进，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时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探讨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因而，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收支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之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国际》一书纪录：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事情，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睬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活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首脑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准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请示。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究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自得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奚落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活动，回来干甚么？想摸底呀？
江青奚落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逼真，他从坐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号召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禁绝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阻挡，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接触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作古，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很多多少了，你去吧。李敏不愿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不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愿走，她生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真，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面，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心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却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熬煎着他，脸容蕉萃，声音薄弱，但神情十分苏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化险为夷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请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列队，随着首都仰望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请安。
对于彬子的论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正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边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必恭必敬的，很少语言，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品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档干部，这小我私家恨我，反对中心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勉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撑，竟敢向我拧脖子，利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事情、事情，不应当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便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间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好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情况中，居住所在不定，生活很艰难，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最先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受苦，成绩优良。1953年，考入北师大隶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汗青系。1960年难题时期，由于养分不良，满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纂，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戎行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向导职务，不但工作忙碌，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瓜葛，应付江青的政治必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重要，体质明显下落，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事情的。那时，江青住在垂纶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边，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更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年老，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虚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蓬勃，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德律风：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讲演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德律风。由于心情欠好，有时她在德律风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德律风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期。江青睡觉之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方才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快全副武装（那时我是武士），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昼）进来四五次打德律风，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虚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德律风，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允许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迁。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部署家具、安装德律风，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德律风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厌恶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注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恬静，你身体不好，就寝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仍然是蛮好的，谢谢你的美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平心静气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适合？电话安装在甚么位置？
这时候，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归去就用。我耐心肠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德律风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边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克不及搞坏，你本日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道，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原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下子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立场软下来了，就平心静气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德律风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欠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其实不怪她。我理解她其时的处境：事情多，压力大，江青非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敷。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不定，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工具呢？人们对她都是假意周旋，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服务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布告、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歇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磨炼，以松懈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加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熟悉李讷，对她很虚心、很关切，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应。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歇息，泼凶暴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时常满脸汗水，混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棒，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虚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磨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康健，精明醒目，政治可靠，年事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题目，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赞成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完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之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定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道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示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示。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因为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道，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德律风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候，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机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探讨，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意，儿大不禁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利巴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知我，要是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晓得。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信赖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道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班配，两个家庭的情形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水平相差甚远，职务职位地方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说话，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固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一箭双鵰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原理，是完全准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开心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题目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完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朴，双方的家长也没列入。完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筹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列入，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完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偏差，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热，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材。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偏差。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生长。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探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太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德律风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半子，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德律风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会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利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宁神的话，是不是通过构造跟他谈谈。可以告知他，怕德律风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情感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适合。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题目，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办法，往往效果欠好。
那时，我以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讨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非但不参考，反而怒形于色，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谈话权。我对小徐怎样看，如何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预干与。你认为他是个大好人，有甚么证据？我认为他欠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道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探讨，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抉择，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力，更没有权利教导我。
张春桥行动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垂纶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堂，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甚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进修。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功德。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家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情感，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恳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隔隔离分散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材不适，神经虚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致，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添。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恐惧、尊敬、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晤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影戏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心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心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便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利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类政治高压，含冤自尽。
这天凌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讲演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题目，这叫畏罪自杀，死不足惜！
尔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下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虚心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讥笑她，不是讽刺你。开个打趣，何必认真。
我笑着说：别开顽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高声说：叫我看这些干甚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向导人？
三月尾四月初的一天，早晨3点，李讷来到垂纶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搅她，今天她就不行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归去，等她起床后，我讲演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赞成你来，我打德律风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互助。不然，我们就难堪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欠好觉，就是不怕我睡欠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刻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眠，给她几粒安眠药其实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有身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息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因而，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咱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冤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归去，请你理解咱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讲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寝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寝室走廊里闯。值班员盖住她的去路，李讷痛斥道：滚蛋！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辈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唤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模样，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早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甚么事，赶快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息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疾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落空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不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有身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甚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紧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肠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可，不给我安息药我就不走。态度很果断。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空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广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确定更睡不着觉。不可，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措施，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严寒。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好的孩子。
李讷看到咱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息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本日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有身，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归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背，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形，请示怎样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晓得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题目就砸了。我不敢核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接了，给她几粒安息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当。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感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终了，吃了早饭，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知你们，我睡觉很难题，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唤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覆。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唤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寝室大吵大闹，你怎样注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息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唤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卖力人，和其他同志没有瓜葛。
江青摇头摆尾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垂纶台，更禁绝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会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罚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讲演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之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欠亨。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于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垂纶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垂纶台东大门，尖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瓜葛，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下令，现在不叫你进垂纶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形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垂纶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息，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康健的男孩。当我讲演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康健，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有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开心吧？
江青面无心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本身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咱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刺耳，姥姥便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咱们，还带了很多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其时，咱们对江青很难理解：本身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开心呢？
李讷贫乏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谅，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保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利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克不及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兵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衣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本身的5分钱（新战士每个月只有6元补助）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感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看管孩子，江青是晓得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应，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今朝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硬朗，忠厚忠实，性格浑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切。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涯，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之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利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利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题目。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应。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戕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下狱。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犹如己生，精心抚养和培养。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渡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高等学府，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兵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力，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投军，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列入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进程。因而，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活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赤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文革时代，他当过3次联系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系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系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以是，他经常往来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居处。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事情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谢谢， 各人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段。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局，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嘘嘘，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卷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抽烟、喝酒。由于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吸烟，不敢饮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开心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岁终1969岁首年月，江青怀疑她栖身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动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明，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事情人员，循着声音去搜检。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明，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覆信，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肠下来了。毛远新搜检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托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表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保镳员孙占龙：今朝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甚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发，从来没有给事情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非凡。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晓得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反省，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整理，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反省。江青催我要，程师傅果断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谬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面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冤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咱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允许。
江青拿到反省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反省，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反省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晓得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谬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旁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偶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常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谓。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样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甚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难题，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当中，要想搞得很融洽，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样平常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头脑上，在事情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酷的，批评多些，褒扬少些；诘问诘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以是，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乐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苏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题目。 （全文完）
（作者系中共中心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