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亲情世界（下）

江青与李敏

李敏，1937年冬生于陕西延安（为贺子珍所生），1940年前往莫斯科，随母亲贺子珍一起生活。第二年，德国入侵苏联，她们母女的生活条件变得异常艰苦。1949年春夏之交，李敏随母亲回国，暂住沈阳。同年由姨母贺怡带领，重新回到父亲毛泽东身边。

李敏的中学时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度过的。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考取了北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和原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结了婚。一年后，李敏生了个男孩，取名孔继宁。毛主席非常高兴，经常抱抱、亲亲可爱的小外孙。江青却对李敏一家十分冷淡，还经常借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中南海。毛主席不想让他们离得太远，李敏和孔令华商量后，先搬到中南海内较为偏僻的一栋平房居住。住了段时间，江青还是经常找麻烦。于是，李敏、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搬出去以后，根据江青的指示，他们出入中南海的证件被收回。从那以后，李敏想要进入中南海就很困难了。

据彬子编的《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一书记载：“‘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虽读过父亲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五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冲，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说李敏不是江青生的，孔令华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扬言一定把他们从毛主席身边挖掉。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手伸向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的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得意一时的江青，一眼瞅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到屋里，仔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让她看一眼，就让她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去吧。’李敏不肯走，说：‘这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愤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了，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主席病况如何。她曾经到中南海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二次见爸爸，那是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的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即到中南海门口求见，这次她倒是进去了，见到了爸爸。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着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情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李敏的手说：‘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点头。”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办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有想到的是爸爸已经离开人世，输氧的罩子已经撤了，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

对于彬子的叙述，我进行过详细考察，是比较真实的。

1971年8月上旬，江青在青岛休息。有一天，她在那里见到李敏后对我说：“李敏这个孩子看起来文静贤惠，对我毕恭毕敬的，很少说话，但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我曾经批评过她站错了队，她不但不服，还到主席那里告我的状。国防科委有个叫钟赤兵的高级干部，这个人恨我，反对中央文革，李敏偏偏要保他，她还鼓励主席保他，她这样做明明是对我来的嘛！我说她是个小保皇派，她仗着有主席的支持，竟敢向我拧脖子，厉害得很哪！孔令华也不听我的话，难哪！我们这个家庭情况很复杂，我和主席家的人是很难相处的。李敏就是其中的一个。”

江青与李讷

李讷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为江青所生）。江青不止一次跟工作人员说：“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居住地点不定，生活很艰苦，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京后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考入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大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才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到解放军报社当编辑，第二年当上了解放军报社总编（当时李讷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编者注），那时李讷才26岁。“文革”期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是军队中的党报，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可想而知。李讷精神高度紧张，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即使每天睡觉前吃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是1967年10月初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那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她妈叫我“小杨”，就开玩笑地叫我“小杨”，她妈批评她说：“肖力（李讷进入解放军报社时改名肖力——编者注），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银禄同志”，或叫“老杨”。

李讷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不时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讯还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五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一部。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但她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也要通知报社，因此经常到我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了起来。她怕母亲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接、打电话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锁上门睡觉，经常是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江青是夜间办公，睡觉时间实际是白天）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我嘴上不好意思说，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鼓足勇气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汪很快就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我回答：“是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我耐心地说：“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她一听火气更大了，不讲理地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文化大革命”风云变幻，加之各种压力，李讷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她说：“别，别报告我爸。”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的无理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她的精神几乎到了崩溃边缘。况且，她那时已29周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如何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先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中央办公厅领导建议并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但李讷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泼泼辣辣，干活不惜体力，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徐，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小徐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俩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态，即使江青不同意，她也不好提出相左的意见。信在办公室放了好几天，江青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我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在她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叫小徐的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人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婚姻出问题的呢？

一周后，李讷和小徐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李讷和小徐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气候变化，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小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李讷老发烧，命令小徐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是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人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小徐。江青听人说过小徐的字写得不错，就检查小徐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刚开始还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后来发现小徐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后大做文章。

江青说：“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小徐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与小徐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小徐有问题，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小徐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江青也就放过他了。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训斥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小徐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利，更没有权利教训我。”

张春桥动作很快，10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俩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小徐送到石家庄铁道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小徐去学习深造是件好事。但是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李讷和小徐分居两地，淡化他俩之间的感情，为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小徐新婚燕尔，把小徐弄走，李讷的痛苦可想而知。李讷性格倔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李讷和小徐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怀孕了。由于精神折磨和身体不适，神经衰弱症更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用量逐渐增加。同时，她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的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不理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说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6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6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高压，含冤自杀。

这天早晨，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此后，批王简报一批接着一批。一天，江青叫我把6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我到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正烦躁地在屋里踱步。看到我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李讷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份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简报从窗户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当时，我不知道她烦什么：是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还是烦江青打倒一个又一个领导人？

三月底四月初的一天，凌晨3点，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的10号楼，要求见江青。江青刚刚睡觉，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错。但江青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李讷怒斥道：“滚开！叫我进去！”。

我看李讷今晚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大约过了两分钟，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李讷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四点。

李讷进去不到10分钟，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是第一次看到她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当着我们的面，江青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个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怀孕七八个月，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吼道：“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耐心地对李讷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李讷说：“不行，不给我安眠药我就不走。”态度很坚决。

江青用发颤的嗓音说：“你们把她抬出去，别跟她讲废话。”

李讷个子大，身子重，我们三人哪能抬得动？又叫来两个小伙子，搬来一把宽大的椅子，把她抬到椅子上，三个人抬，一个人搀扶着，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抬到门厅。我们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车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肯定更睡不着觉。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车开到100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无论怎么劝也不走。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一听就急了：“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哇，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儿了。”

张耀祠显得很为难，最后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李讷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反而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汪东兴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哇？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

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这种情况下，谁敢拉她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吵一次。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哇，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既不问大人小孩是否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像换了一个人。孩子刚过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还带了不少喜糖。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聊了一会，才去看她的母亲。10分钟左右，她俩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上孩子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又垮了，而且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连自己的生活几乎都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后就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穿着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警卫战士用自己的5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6元津贴）给他买了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但对外孙，她不闻不问，更不照顾，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她看不起小徐，也看不起李讷和小徐的孩子。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中央领导对李讷也很关心。以前，李讷住的地方离合同医院较近，看病比较方便，后来，她的家搬到距离合同医院很远的地方，看病先要坐地铁，再换公共汽车。李讷现在身体较胖，上下车很不方便。中央领导了解这个情况后，给李讷安排了一辆小轿车，不是固定给她的，但保证她用车，解决了她到医院看病交通难的问题。对此，李讷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和照顾。

江青与毛远新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旦华的儿子，1941年2月在新疆出生。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那时，毛远新只有两三岁，与母亲一起坐牢。1945年7月，朱旦华带着4岁多的毛远新来到延安。1951年，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江青对待毛远新如同己生，精心抚养和培育。

毛远新的中学时代是在101中学度过的。他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的高才生。1965年毕业，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毛远新到云南防空导弹部队当兵，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操炮手。

1966年9月，毛远新回到北京。毛泽东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文革”的全过程。于是，他去了哈尔滨，参加了哈军工的“文革”运动，并发起组织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了当地的红卫兵领袖。

1968年5月14日，辽宁省革委会成立，他担任了副主任。以后历任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期间，他当过3次联络员，一次当周恩来总理的联络员，一次当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最后一次当毛泽东主席的联络员。

由于毛远新在东北和北京都有事情要做，所以，他经常来往于两地。到北京，大多住在钓鱼台江青的住所。他态度和气，平易近人，能与工作人员打成一片。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对他印象不错，相处得很融洽。有一次，他开玩笑地说：“我教你们一句英语吧，‘三头牛，没有马骑’。”他说的是“非常感谢”， 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每次来到北京，都会把从东北带来的糖果分给大家。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和我比赛扳手腕。他的右手臂力很大，我输了。我是左撇子，换到左手时，他输了。打了个平手，扳完，我们先是气喘吁吁，后又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他拿着香烟、白酒到我的办公室叫我吸烟、喝酒。因为江青闻不了烟味和酒味，所以我不敢抽烟，不敢喝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吐出了一个个烟圈，对我说：“杨秘书，馋了吧，我给你点着来一支。”我摇了摇头。

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时好时坏。时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说：“毛远新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时，一天上午，江青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

1968年末1969年初，江青怀疑她居住的11号楼内有窃听器，她没有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只叫毛远新在楼内各个角落秘密检查。有一天，江青出去开会，毛远新带着手电筒、小锤子、小钢锯，悄悄爬到二楼的顶棚检查。顶棚面积很大，又没有光亮，不好检查，他就拿着手电筒到处走动，到处敲打。我们听到这种奇怪的敲打声都感到很惊愕，我吩咐工作人员，循着声音去检查。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二楼一间屋内的屋顶上能钻进二层顶棚的进出口没有盖好，随即进入顶棚。他发现了手电的光亮，就大声喊：“谁在里面？”没有回音，只看见手电的光亮晃来晃去。他又大声喊了一声才有了回音：“是我，我在进行安全检查，不要紧张，没有事，你下去吧。”他听到是毛远新的声音就放心地下来了。毛远新检查了两三天，也没有发现什么窃听器。这件事说明江青对我们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而对毛远新是很信任的。

江青喜怒无常，有时也表现在对毛远新的态度上。有一天，她从外面回来，一进楼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现在李讷住这里吗？”孙占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毛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

那时毛远新在江青的住处暂住，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也很自觉，从来没有给工作人员添过任何麻烦。他主动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有一次，他回来晚了，机关食堂已开过饭，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就用江青吃剩下的米饭炒了炒，用江青不吃的鸡蛋黄做了一个鸡蛋汤。按理说，孩子回家晚了，没有地方吃饭，吃一点大人的剩饭剩菜是情理中的事，况且就是占江青的便宜，这便宜也太小太小了。可江青知道后，却把程师傅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并责令他在党支部会上作自我批评，逼迫他作检讨，并下令说：“下不为例！”

程师傅不服，拒绝写检讨。我怕因小失大，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力劝他写一份不疼不痒的检讨，应付一下。但是程师傅仍然不服，不写检讨。江青催我要，程师傅坚决不写，把我夹在中间，三个人都下不了台。我耐心地对程师傅说：“程师傅，你一点错误都没有，做得很对，你比我更了解江青这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看在主席的面子上，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你不是也经常这样劝过我们吗？如果你觉得不好写，我替你写，你再抄一下，我递给她，行不行？”程师傅这才勉强答应。

江青拿到检讨后，把它举得高高地说：“我要是不叫他写这个检讨，他记不住。如果他今后再犯同样的错误，我就拿出这份检讨来示众，那就是重犯，你们知道吗？重犯是要罪加一等的！程师傅跟了我这么多年，他没有犯过错误，这次的错误犯大了，不写检讨就别想过这一关！”

毛远新在毛主席和江青身边长大，对他们有感情也是很自然的。毛远新有时写信称毛主席为爸爸，称江青为妈妈。在一般人看来，这也无可指责，但毛主席批评过他这样的称呼。程师傅对我说过：“有一次，主席批评毛远新，‘你的亲生父亲是毛泽民，你的亲生母亲是朱旦华，你的继父是方志纯。你怎么叫我和江青为爸爸妈妈呢？人长大了，也不要六亲不认嘛。’”江青却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在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也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有一次江青在谈到主席和她的家庭时对我说：“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个家庭小有小的困难，大有大的难处。像我们这样一个家庭，主席几任妻子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毛远新也在这个家庭之中，要想搞得很和谐，不使主席分心或少分心，做到都没有意见，是很难很难的呀，我尽力去做就是了。”她还说：“一般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与一般的家庭倒过来了，是严母慈父。我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思想上，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要求是很严格的，批评多些，表扬少些；指责多些，对话少些；主席对他们却比较宠爱和宽松。所以，他们有些心里话愿意向主席讲，不愿意向我讲。远新这个孩子从小就很聪明，爱学习，头脑清醒，听大人们的话，对他不用多操心，我们操心的是李讷的工作、身体和婚姻问题。” （全文完）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