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护推土机下的农民

　　王庆柏老人的惨死让人不忍卒睹，我们甚至很难相信，在文明社会竟能发生这样的惨案。但是事实就这样血淋淋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肇事司机的舅舅，也就是死者所在村的村委副主任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对此我不敢苟同。

　　这是一起典型的农村基层领导与民争利引起的命案。事情的源头就是一项有利可图的工程项目，在村民王庆柏已经和工程所有者达成协议的前提下，村委副主任程鹏横加介入，这本身就是不适当、不合法的。更明显的是，在工程过程中，死者王庆柏一家曾经多次受到无端的干预和死亡威胁，闹事者手持的钢管、砍刀和飞掷而来的石块无言，但是却证实了村委副主任的目的：你不把这块肥肉让给我，我就要你的命。在这个时候，和一个以与民争利为己任的官员家庭谈“公务员的责任”、“政府形象”、“为人民服务”，根本就是徒劳的。

　　如果事情可以重来一次，结果并不会比现在好多少。如果说偶然，只能说在砍刀、钢管、砖头之下，王庆柏老人最终惨死在挖土机下是个偶然，但是在维护自己和合法权益上，尤其是当自己的合法权益与村官老爷相抵触时，王庆柏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则是必然的。

　　其实，这何止不是一个“意外”，王庆柏的惨死是中国农民共同命运的缩影。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

　　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总被我们称为“第一产业”、“基础”的农业、农村为何依然这么穷？为何依然发生着王庆柏式的悲剧？

　　政府对农村的投入不足是原因之一。但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8亿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联产承包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

　　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其中“适度”二字既体现了新一代领导班子的踏实和稳健，也暴露了中国农村土地状况的进退维谷。

　　众所周知，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但是设计出这样的制度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能找到吗？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其实所有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

　　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在本案中也是一样，我们很容易在脑海中勾画出村委副主任的“丑恶嘴脸”。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

　　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夺取农民利益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就像本案中所体现的一样。

　　1932年，一位美国青年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

　　作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底层，中国农民是离政治决策体系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阶层，同时，他们也是谈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馈能力最低的一群。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想象。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意见或者声音。在这样的现实下，他们的生活艰苦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领导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但是他们不总是如此。在这样一个充满压力与不安的社会，如何保护农民的权益、如何拯救一个个如王庆柏一样，正在把性命游走在挖土机的履带边缘的中国农民，这是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