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王丹莉：中国模式：百年兴衰的历史选择

中国模式：百年兴衰的历史选择作者:武力、王丹莉 　　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这是当今世界所做的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原因。——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整个世界的工业化进程拉开了序幕。此后的数百年间，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初始条件，许多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来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过程，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由此出现。例如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普鲁士模式、后来的美国自由主义模式、日本的军国主义模式、战前的苏联模式、战后的新加坡模式，等等。所谓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就是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因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而产生的发展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样的大国，不仅具有与众不同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而且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的60年里，也的确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这就是政府主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本文试图从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甚至更长的历史阶段内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方面，来探讨和认识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原因以及结果。
　　严峻的国际环境和民主革命造就了中国模式 
　　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在外延和空间上不断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1945～今天）。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也在发展和成熟。对外而言，第一阶段，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阶段；第二阶段，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最终失败，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列强尽管对外仍有局部战争，却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手段来欺压和掠夺其它国家。对内而言，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是新中国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外部条件。
　　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家安全问题对新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影响。
　　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70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一直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不得不在国内推行各种改革，而另一方面则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对于中国来说，二战结束后，美国先是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的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
　　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成立之初的新中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面对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新中国必须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的要求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在当时，我们依据理论和历史经验做出的判断是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对中国再次成为“鱼肉”的担忧使当时的中国政府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正是苏联的办法。国家安全成为新中国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的一个重要的考量要素，因此，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
　　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模式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4000余年的发展，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行政、监察、司法)分立、互相制约。第二，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打破了贵族和官僚的垄断，“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管理阶层。第三，在强大的国家官僚体系统治下，虽然商品经济发达、土地产权流转频繁，但是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又是非常分散的，无论是农民还是市民都缺乏自我组织能力。
　　上述这种情况随着列强的入侵被彻底改变了。在1840年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而政府一败涂地并走向腐败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快就陷入了一个缺乏凝聚力和有效政府的“一盘散沙”的境地，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安全，而且不能建立起秩序、公平和稳定的社会，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官吏盘剥，灾害频繁，民不聊生。在近代中国的100多年里，当资产阶级无力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府来维护国家安全和消解社会危机时，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承担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使得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其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武装斗争。
　　在西方经济学里，一般没有将社会革命纳入研究的范围，马克思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政治经济学。而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历史，如果不研究此前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真正准确地理解它。不向前回溯100年，就不能正确理解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为什么会将国家安全放到首要位置，从而就不能很好理解新中国为什么要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样，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制度变革的深刻性、参与者的广泛性，就不能理解新中国前30年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会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会特别强调精神激励。正如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激励往往是经济发展中成本最低的手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参与的革命，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理应从经济上补偿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认识到这一点，才会了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低收入和高积累的30年里，中国要实行彻底和平均的土地改革和抑制私营经济，为什么经济制度和政策的选择只能是共同富裕的公有制，而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私有化和市场经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通过革命战争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一方面利用现代政治和经济手段，并通过一系列运动将其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建立起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另一方面，则通过接收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庞大国营经济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所需要的政府干预，确立了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1953年以后，又将其转变为以单一公有制和政府行政性计划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从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多年里，即使从微观经济运行上看，各级政府实际上也成为经济运行的唯一决策人和管理者。工业化正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进行的。
　　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的方式来推进本国的发展。
　　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促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进而逐步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同时不断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
　　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毕竟是一个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经历了一个早期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继而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对战争与和平关系认识的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种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前提。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朝鲜、越南、中印边界、中苏边界冲突不断。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力量以及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的日趋强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正是由于对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重新认识，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当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开大门以后，随着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逐步发现，对外开放不仅是引进国内缺乏的资金、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通过开放“走出去”，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仅靠国内资源和市场是不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直至达到60%以上，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后果，需要矫正。）而要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就必须要有利用的条件，中国已经不可能像过去的帝国主义列强那样依靠武力去掠夺国外资源和开拓国际市场。因此，中国除了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外，还需要有比较优势，要有比国外更低的生产成本、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改革开放的前20年，我们主要是利用国内大量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价的土地、水等自然资源来开拓国际市场。虽然成绩很大，但是代价也很大。
　　单位：亿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经济总量的扩大，不仅低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复存在，2006年以来沿海发达地区产生的“民工荒”即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国内资源和环境也无力继续承载经济总量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翻番”，中国大规模地进口石油和铁矿石即是一例。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工业化道路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型的外延型扩张。这也是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原因。2006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采用量化的指令性指标来进行“节能减排”，即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转变。
　　政府主导发展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处于高度主导的地位，6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来自于政府的主导，一些重大失误也来自于政府主导，怎样看待这种政府主导，实际上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也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目标的确定，关系到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模式和政府作用。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实践来看，虽然私营企业似乎是其工业化进程的主要载体和参与者，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而言，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如下两种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列宁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说成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对外扩张或保护其在世界范围的既得利益。
　　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非完美无缺，它在成功地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生产经营中的市场垄断和“外部性”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加深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危害的认识，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变化，西方国家的国内经济、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都有了新的调整和发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国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
　　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中国是在被侵略和殖民地化的背景下开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过程的。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政府，它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上面。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当权者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言之，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中国大陆的统一。在其后的20年间，民族危机推动了国民党政府对经济的大范围的直接干预。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后，“即无日不处于外忧内患之中”。在外忧方面，1928年就发生了日军阻止北伐的“济南惨案”；随后就有1931年的东北“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上海“一·二八”事变，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在内患方面，军阀林立、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和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此起彼伏，使得南京中央政府疲于应付。这种国家安全和政权危机，促使国民党政府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兴修铁路、公路，并利用货币统一和改革的机会强化国家资本，控制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和物质，特别是战时的经济动员和统制，更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权力。
　　南京国民党政府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还来自于对西方经济危机的感受。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相继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
　　1949年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3年的巩固政权和经济恢复，中国共产党认为具备了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于是从1953年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果不其然，到1956年底就顺利地实现了这个过渡，由此形成了一个在经济上的“全能型政府”。关于过渡的原因和条件，简单地说，除了观念上的因素外，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而国内落后的经济和众多的人口，使得提高积累率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加速工业化的两个基本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强大的政府自然要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与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相结合，就走上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道路。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者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却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存在很大差距。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工业化因此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虽然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却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应该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看到了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而出现的“政府失灵”问题，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但是，党内对此却存在两种认识，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将“政府失灵”视为“官僚主义”的产物，由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新生事物，尚未成熟和完善，因此认为这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是能够克服的。例如毛泽东多次批评计划脱离实际的问题，批评官僚主义忽视人民疾苦和压制人民群众积极性问题。为此，他几乎不间断地进行“整风”运动，开展经济建设方面的群众运动，实行“权力下放”。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探索和整顿，因单一公有制的制约（“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而失败。另一种认识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他们除了强调官僚主义的因素外，还认为与体制有关，主张引入市场调节作为补充，特别是在农村，不妨实行将权力下放给农民的“包产到户”。就政府的经济职能来说，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政府干预经济范围和力度过度化的修正。这种修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的趋势。
　　1978年至2009年的改革，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角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底至1991年底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打破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迷信的阶段，政府逐渐缩小直接干预经济的范围和力度。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首先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权力退出了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随后，通过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发展和兴办“三资”企业，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和经营，以及对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得市场调节的范围越来越大。尽管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的思想，但是从观念上来说，并没有解决计划与市场何者为基础和主体的问题，当然，这也与实际当中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有很大关系，思想、尤其是政策，往往是现实的反映。
　　1992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是政府经济职能发生转变的阶段，尽管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为标志，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等于瓦解了“全能型政府”的基础和工具，基础变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必然要相应地转变。但是同样地，2008年出现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再一次说明了“市场失灵”的危险性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为中国敲响了警钟。
　　实施赶超战略是中国模式的基本的理念
　　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始终是中国追赶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历史，因此，将经济发展速度作为党和国家选择制度和政策的最优先考虑，就成为我们把握和解读中国模式的一把钥匙。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地说，6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以追求经济独立、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目标的道路。而60年来的经济体制变迁，也基本上是受上述的政府权威和三个目标所制约的。
　　新中国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石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资料来源：《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8）》、《中国统年鉴2009》
　　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如果仅从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科学的。这种发展路径的选择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1）这与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不开。极端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不成规模体系的、微弱的重工业不仅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这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2）这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既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又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这对于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要实施赶超战略的中国来说，苏联经验所具有的吸引力太大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走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政策。（3）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我国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密不可分的，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可否认。从大的方面讲，这些作用有以下三点：（1）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强了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建立了一些新兴产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技术的差距。（2）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奇迹；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18%，其中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5.4%。（3）较快地改善了生产力布局，缩小了沿海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是比较经济合理的行为。   
　　从1953年到1978年间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既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留下了农轻重关系严重失调和人民生活改善不多的后遗症。因此，当毛泽东逝世以后，上述发展战略和高积累政策就难以再继续推行下去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改革”入手，推动了发展战略的转变。80年代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纠正了过去道路和政策选择中的“过头”偏差，即：(1)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在农村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和自由支配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在城市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允许外商直接投资。(2)调整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降低了积累比例(如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工资、企业留利增加等)，由此带来社会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从而推动满足其需要的轻工业、商业、建筑业以及交通通讯等行业的迅速发展。(3)调整了对外经济关系，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转变为尽可能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在对外贸易方面，则由“进口替代”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4)在收入分配方面，则调整了过去过于强调平均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转变，实际上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种校正，它在传统体制造成的严重“短缺”的条件下，导致了80年代需求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其中尤以获得自主权的农民发挥的作用最大，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实现了毛泽东始终追求而没有实现的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和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而且为城市的改革和政府的投资提供了成功的榜样和充足的财力支持。
　　几点启示
　　本文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人均资源的极度匮乏、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特殊的时代，以及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心态，使它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强大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全体人民“勒紧裤腰带”来加快发展。不了解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了解当时中国经济落后到什么程度，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主革命的强大惯性，就无法理解197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二，中国模式的形成和演变，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一种是有利因素，一种是不利因素。或者说，一种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利用、去推进的因素，还有一种是被动的因素，我们不得不去适应的因素。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不尽人意的地方，很多都是由不利因素造成的，是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们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应该避免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尤其是要避免陷入“制度万能”的误区。
　　第三，从新中国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离开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准确把握，就无法正确解读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历史也告诉我们，善于学习和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善于在国际环境中趋利避害、抓住机遇，中国的发展才能实现赶超，才能少走弯路。此外，还应该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或者说必然会不断地改变已有的世界利益格局，既得利益国家不愿看到，当然也不会欢迎中国的崛起。所以在过去60年里，以及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上始终会有一种压制中国崛起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还往往会以其他的名义出现。
　　第四，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变还充分证明：由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发展条件，虽然发展的目标可能与许多国家是一致的，都是要消灭贫困、实现公平正义和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发展历程也都是要经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但是就发展的途径来说，则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方式等方面，都必须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方式和道路。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两种体制，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60年间，中国为了实现快速、公平和全面的发展，吸取各国的经验教训，不断地探寻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体制方面，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和今天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急剧的体制变革中，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地吸取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长处，扬弃其短处，从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