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学理论

人类需要一个新的政治学理论，一种引导社会政治过程由目前的内耗轨道向和谐轨道转轨的政治学。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继续陷在低水平的政治文明之中而难于自拔，陷在与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动乱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难题的纠缠之中，在这样的社会运行状态之下，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无穷的风波与口舌，甚至导致难于愈合的裂痕。在这种低水平的政治文明过程中，又怎么可能形成“大制不割”的局面呢？又怎么可能达到“无为”的境界呢？

特别要指出的是，西方人所大力倡导的民主政治的理想由于未能深入入认识价值体系在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其所坚持的实际上是病态片面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虽然也引领了一时的潮流，但由于根底太浅，时间一长便纷纷暴露出本来面目，陷入困境。“民主俱乐部的大多数新成员以及某些老成员都表现糟糕，就连许多被视为成功案例的国家，也存在严峻的治理问题和深深的不满情绪”。用他们美国人自己的话来说：“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几乎普遍受到治理不善的困扰。有些国家似乎深陷于腐败和暴政模式，很难看出如果不推行重大改革它们如何能作为民主政体存活下去。”这篇文章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即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缺陷而导致的“掠夺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能通过生产活动和诚实的冒险行为致富；他们通过操纵权力和特权，通过从政府窃取、从弱者身上榨取和规避法律来致富。掠夺型社会中的政治人物和机构为了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打破任何可能打破的规则。政界人士贿赂选举官员，攻击反对派的竞选者，刺杀竞争对手。总统利用威胁、拘押、摆样子公审和谋杀等手段平息异议。政府部长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敛多少钱，随后才关心政府合同能否给公众带来好处。军官购买武器依据的是他们能把多少回扣据为己有。在这样的社会，警察和罪犯之间的界限模糊。警察不执法，法官不断案，海关官员不检查商品，制造商不生产，银行不投资，贷款者不还钱”。“如果对根本问题——糟糕的治理——以及必要的机制性对策缺乏明晰的了解，很可能会有更多的民主政体解体。”[1]包括美国人自己，现在也很郁闷：“4月，一项新的民意调查表明，81%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走的是‘错误路线’。他们有理由悲观，这包括金融恐慌、萧条阴影、看不到头的伊拉克战争，还有不间断的恐怖威胁。”[2]这很有意思，美国人也学会了“路线”这个词，并且知道了自己走的是“错误路线”。但他们却没有问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要走上错误路线，以及如何回归正确路线。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为旁观者，我们清楚地看到，由于他们所坚持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主导着社会运行过程时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了一个“超循环”，他们必然要掉进这个泥坑。

然而，人类的命运没有旁观者。要引导人类政治过程跳出这个泥坑，人类就需要建立一门新的政治学——和谐政治学，这是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真正科学的政治学。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大量的政治学专著，但是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可悲现实表明，这些政治学都还处在前科学阶段，人类急需推动这门学科进入到科学政治学阶段。按照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前科学的特点就在于，科学工作者对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基本原理、有关的观察现象的理解与解释完全不一致，经常发生争论。从前科学发展到科学的标志是：“意见一致”的范式是否产生、解决问题的标准事例是否形成、共同体的成员能否模仿这些事例开展以后的研究工作。但对于政治学这门由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的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来说，仅仅强调这几条还不够，因为它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关起门来做出来的学问或写出来的论文，而是实实在在地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体系。要想建立起一个科学的政治学体系，首先要认识价值体系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在社会价值体系上来一个飞跃，由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转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当社会全体成员在这个问题上达到“意见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政治体系，引导社会政治过程趋向和谐。由于现在的各种政治学都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存在，就像一场大戏，其主角还没有上场，所以就只能是序幕，好戏还没有开始呢。

在这个序幕阶段的政治学，虽然没有认识到价值体系的存在，但它却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在当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占据压倒优势，社会全体成员在这个问题上也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见一致”，人们认为这种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并希望别人也接受，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动用暴力强制手段迫使别人接受。在这里也存在许多关心人类整体利益的人士，也有很多理智的思考，但这些人士的思考都被压制，边缘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人们都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控制下，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意见一致”，但这种意见一致，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运行，只能导致弊端丛生，然后进一步导致一种大家都看不到前途、笼罩在悲观情绪之下的“意见一致”。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以往的政治学对民众大抵采用两种态度，一种是把民众看做“群氓”，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专制政治理论，如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另一种把民意视为政治行为的天然合理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也不把民众看得多么高贵，而是让人们的缺点在互相制衡中得到限制。但不管是专制理论还是民主理论，不管是把人民踏在脚下还是捧在天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价值体系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把民众的价值体系的发展水平视为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东西，这是他们的政治学理论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对这个被他们视为固定不变的东西，他们也不能全面地认识，只是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作为立论的依据，因而都具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又都带有片面性。由于理论家们自身同样处在社会价值体系发展运动的潮流之中，他们自身都必然地带有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而他们又没有认识到这个局限性，把自身所达到的价值水平作为终极的水平，所以他们都低估了人性，在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束缚了人性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它们都是低水平的残缺不全的政治学理论，不能实现人性的“自然”。

等而下之的还有另外一些政客，更深地受到私有制价值体系的控制，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掌权执政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多地占有私人财富，在野的时候便高喊民主，为了拉票而做出亲民的姿态，把人民捧在天上，一旦执政则原形毕露，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捞钱；人们指责这种政客忘了当年的承诺，他们还想用一些操守之类的词来要求这些政客，其书生气实在是太十足了。这些政客的深层次价值体系其实是很一贯的，坚守得非常好，他们根本没想到要改变这种价值体系，同时也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价值体系。但也正因为如此，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千万不可从政，一旦从政就必然要成为一个贪官，不得善终，这就像物体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必然要落到地面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贪官污吏就如同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还是要冒出来。不管是采用什么体制，都奈何它不得。几千年来，人类政治就在徒劳地与这种必然性作抗争，那些理想家们期待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期待着“为万世开太平”，但由于不理解社会政治过程中的价值体系的决定性作用，也无法改变其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无一例外地都归于失败和失望。

与以上序幕阶段的政治学理论不同，我们所要建设的科学政治学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学，是共产党的政治学，是给人类带来可持续发展的希望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关注价值体系问题，为建立新的政治体系建立新的人性基础，由在私有制价值体系上的“意见一致”转换为和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的“意见一致”。要达到这个新高度，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建立起具有说服力的新的核心价值，可以引导社会趋向和谐的核心价值；二是正确处理价值冲突，把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普及到全人类，使之稳定运行，形成自我强化的“超循环”。实际上，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前人们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这是因为，新的政治制度要建立在新的人性基础上，新的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如果继续维持原有的基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原来的政治制度，苏联东欧的剧变告诉我们，即使把它挂上社会主义的招牌，它也难于维持下去，迟早要换上原有的招牌。所以，共产党要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必须是一个新的体系，一个服务于人性进化过程的以人为本的政治体系。以往所强调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发展生产力，都只不过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前置程序、阶段性目标，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这个新的目标也就要提上议程了。

实际上，葛兰西很早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这位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于1937年病逝于法西斯的狱中，他在狱中以超人的意志和常人无法企及的毅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许多独辟蹊径的思考，其中最主要的是，他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以暴力为主的“直接统治”，但是却更加侧重于通过教育、宗教、政党、报纸、媒介、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民众文化与心理的渗透，对“文化领导权”的重视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统治方式上实行的重大调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强硬领导就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中，通过这个巨大的文化-精神网络，实现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文化和心理渗透，使被统治者接受、认同现行统治，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就难于夺取政权。这个理论说明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能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后来出现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理论，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建立文化上的领导权，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必然要失去。

现在看来，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也就是价值体系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权，是让私有制价值体系形成的超循环控制社会生活呢，还是让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形成的超循环控制社会生活，这是两个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阵地。彼此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实际上是前后相继的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要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必须不断地强化私有制价值体系的统治地位。由于私有制价值体系先入为主地盘踞在社会生活之上，人们并不需要有意识地强化它，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价值体系，所以要想维护其统治地位就很容易。人们自发地本能地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进行着这项工作，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要想取代它，就非常困难。这是一个对社会组织体系进行一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因而认识到新价值体系的人们首先就必须组织起来，要掌握执政权力，然后才有可能运用执政权来改造旧的价值体系。在葛兰西看来，夺取和保持领导权主要是教育的事情。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就是那个在实际上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已经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了领导地位的阶级。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分析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与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迥然不同，后者把社会的经济和物质生产过程看做决定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决定因素，他们看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在实际上坚持着私有制价值体系而不自知。他们在实际上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在执政的条件下也没有能力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导致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大崩溃。

但是葛兰西的理论也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从他去世到现在已经70年了，时间已经证明，在当今西方国家，无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精神上和道德上的领导权。西方国家被牢牢地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上，至今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迹象，背离社会正道，进入历史歧途，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不知常而妄作，凶”。这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与实际的政治领导权的互相强化，他们找不到改弦易辙的机会，所以处在这种文化中的人们就看不到自己的希望，我们也看不到他们那里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因而物极必反并不是一个必然规律，如果没有洞悉历史规律的伟大人物的领导，就算是遇到危机，社会也不能跃迁到新轨道，只能在原有的轨道上滑行。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反而存在着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机遇。过去说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还没有稳定运行起来，没有控制社会生活过程，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还没有明确的选择，少数持先进社会理想、意志坚决的人于是便有可能乘虚而入，把历史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现在回头来看，这是历史进步的转瞬即逝的机遇，让列宁和毛泽东抓住了，所以我们应当感到庆幸。可惜的是，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是败家子，把社会主义政权又搞丢了。相比较而言，而今唯有我们中国人走在社会发展正道上，处在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硕果仅存，中国共产党仍然掌握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具。所以，我们更应当感到庆幸，这应当是整个人类向更高级文明跃迁的仅有的机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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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消息》 2008年3月22日第三版文章：《西方民主浪潮在全球消退》。【美国《外交》双月刊3～4月号文章】题：民主的倒退，副题：掠夺型政府的重新崛起（作者：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

[2]《参考消息》2008年5月5日第三版文章：《全球面临第三次重大力量转变——美国著名学者扎卡里论世界新秩序》。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