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泉和他的《文化老人话人生》

范泉和他的《文化老人话人生》 2010-04-02 作者：毛微昭
    ■毛微昭

    范泉是作家、教授，又是编辑，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编辑之一。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再创辉煌，编辑了许多书刊，其中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和《文化老人话人生》。

    范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周年了。总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我常常打开他在1992年赠我的《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看着扉页上那熟悉而亲切的题字，刚劲而俊逸，仿佛是昨天才题写的，他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不仅为我们国家留下了一部由他主编的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还有这部虽然篇幅不大，却极弥足珍贵的《文化老人话人生》。

    他没有被人们遗忘，他去世至今十年里，先后有《范泉纪念集》、《范泉晚年书简》、《范泉编辑手记》、散文集《斯缘难忘》等多部范泉遗作和关于范泉的著作出版。仅2009年我就在《中华读书报》、《名作欣赏》、《博览群书》等报刊上看到了多篇研究、介绍他和他作品的文章。最近听说有出版社还准备出版他的全集，已经开始在编辑。说明读者没有忘记他。

    范泉先生一生两头辉煌，中间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二十多年。在他人生的最后20年里，他写了许多回忆录，主编了多本有重要价值的书，其中之一就是《文化老人话人生》。这是一部500页，近40万字，收集了全国82位老年文化名人相关资料的文集。它出版到今天，还不到20年。几年前，我稍稍留意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很多已经谢世，因而便愈觉它的珍贵，借助互联网的帮助，我在每位去世的作者的名字上加了黑边，记下年月，如今已十去过八，82位文化老人已经只剩下12位还在世，连范泉先生本人，已经有71位过世。在世的12人中，六位男性都已年过九旬，最大的赵铭彝已104岁，六位女性都是越剧、淮剧、电影女演员，如今也大都年近九旬。我们上大学时，都曾是她们的“粉丝”，不过那时还没有“粉丝”这个词。年纪最小的是黄宗英，早年也是电影演员，后来成了作家。我上大学时，在《文汇报》实习，采访过她的前夫赵丹；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欢呼第二次解放的时候，正是她写报告文学最有成就的时候，我那时正好在研究报告文学，也关注过她的成就。她在本书中的文章，题目就叫《我公然老啦》。可不是，我们这些当年她们的“粉丝”也早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她这位全书中最年轻的“文化老人”，近年来在专题片《黄氏三兄妹》中频频出现时，也已经白发苍苍，是名副其实的老人了。这部书，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在范泉向他们约稿时，最年轻的是七十几岁，最年长的是110岁。在已经去世的70人中，年过百岁的有六人，加上99岁去世的共有10人之多。还有22人年过九旬，加上还活着已经过了九十的，全部作者中，活了九十多岁的占半数以上，不到八十的只有两位，作家汪曾祺和美学家、我的大学老师蒋孔阳，他们都只活了78岁，其余都过了八十。主人公个个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老人。因而它是一部越来越让人感到珍贵的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价值，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来说明:

    一、涵盖面广，选择的文化名人知名度高，有代表性。八十多位文化老人中，包括作家、科学家、戏剧家、翻译家、音乐家、书画家、学术理论家、新闻出版家、表演艺术家等等，统统可以称为文化人，是这些领域里全国知名的代表人物。各领域中收入最多的是作家，像冰心、巴金就是当时在世的全国最著名的作家，戏剧界中的曹禺、吴祖光，音乐界中的贺绿汀，漫画界中之华君武、张乐平，科学家中之钱伟长、谢希德、薛暮桥，新闻出版界之赵超构、郑逸梅，演艺界之袁四海、孙道临，我国电影动画始祖万籁鸣，全国文化界最长寿之寿星苏局仙……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老人。

    二、创意好、目标明确、资料丰富。范泉在题记中说:因为经历了“文革”，成千上万的珍贵图片、文稿和手迹被毁，存留下来的极需抢救，所以他特别重视收集保存书影、剧照和手迹，以及作者介绍，作者不同时期的生活照等等，全书共收入黑白照片400余幅、彩照45幅、手迹66幅，每一作者后面均附有对作者生平的简略介绍，都是极珍贵的文化史料。例如冰心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和友人的合影，肖乾和文洁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结婚照，肖乾作品旧版本和外文版的照片，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光未然1990年在广州冼星海塑像前的留影，等等，都是极难得的资料了。在一本仅仅五百多页的书中，竟拥有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也是极罕见的。

    三、最珍贵的还是范泉题记中所说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多少有成就的文化老人，正在逐年凋谢。趁他们还健在的时候，请他们挥毫抒怀，即使是点点滴滴，也该是多么珍贵”，这也就是该书的主题所在。许多精彩的人生真谛，正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因为这毕竟是精选出来的文化老人的人生感悟——巴金:活到87岁，我的确感到筋疲力竭……只有十年梦醒，我才懂得保护自己，让人称公言老，我才记起自己的年纪……我还得老老实实地活下去。我的原则仍然是讲真话……我唯一的宗旨是不欺骗读者。

    冰心:我常常得到朋友们逝世的讣告或消息，我除了请人代送花圈外，心里并不悲伤。我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带病延年，反而痛苦。……我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一天又一天地忙忙碌碌地过去，但我毕竟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说不定那一天就忽然死去。至圣先师孔子说过，“自古皆有死”，我现在是毫无牵挂地学陶渊明那样“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施蛰存写《论老年》时已86岁，全文5000余字，讲了什么是老年，什么是晚年，两者的异同。老人的特点:饶舌、怀旧、馋嘴、好色、记远不记近等，都有生动的分析。

    贾植芳《我话老年》:我们这一代吃文化饭的人，如果都能潜下心来，写一本直面历史的真实的个人生活回忆录，对历史来说，实在是功莫大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的追求、爱憎、信念以及种种个人遭遇，都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

    蒋孔阳:任何路都有走完的时候，人生的路也有走完的时候。……六十年代，我曾经受到批判。批判后，我写下了这么几句话:我们不能因为知道自己有一天要死，因此就不生活。我们也不能因为自己诚实的工作有一天会遭到否定，因此就不诚实地工作。诚实地为人类的幸福去工作，是自己的使命，至于是否遭到否认，那就让上帝去安排吧！

    楼适夷:(我)行年八十有七，可谓老矣，不幸本性难移，常自觉还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心情常常摇摆不定，忽冷忽热，急起来急得要命，懒起来懒得泄气。到了七八十岁，还在蹉跎岁月，仍以为来日方长，作事不妨从缓……

    在《话记忆》一节中，他说:中国古老有传统，不谈死人的坏话，心存忠厚，是好传统。但记忆到自己，自己也还活着，则大可大胆一些，我不敢触名人，给编者为难。但讲自己，写冯雪峰，写傅雷，自觉愧对亡友处，亦常不敢记。及至《记胡风》文，才到看清样时加了一句:“胡风落井，众人投石，其中也有我的一块。对冯、对傅，可愧者多，如有时机，必当自补。”

    端木蕻良:韩愈说自己“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醉翁亭里的欧阳修，自称醉翁，其实也不过四十来岁。……民谚里有“七十三、八十四”，算是人生命中的一道坎。现在则是女的五十五，男的六十，算作一个结……反正我早已过了这个年纪了……如果青年人不把我划到所谓“代沟”的那一边，我还愿意在青年中作个“老疙瘩”呢！

    林焕平(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理想，使人青春常在……繁忙艰苦的工作，可以使人产生浓厚的人生乐趣，有益于身心健康；清闲懒散的生活，会形成灰色的消极人生，有损于身心健康……有的老人患小病即长期住院，仿佛离开医生就不能生活。我向来是不患大病不进医院，病稍愈即出院。我觉得长期住院会养成变态心理，无病也会成为有病。

    肖乾先生的人生体验，他们如何对待人生，对我们很有启迪。今天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遇到。他说: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中秋也好，大年初一也好，我们家都冷清如常……我们无意夸耀这种冷清的晚年，当然也没有丝毫怨气。生活的安排只能顺其自然。我和洁若之间有一种共识:儿女应根据自己的抱负和条件，各奔前程。我们绝不驮在他们背上当包袱。另一方面，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了，现在他们也不应再给我们添麻烦，让我们为他们的工作、住房等等去到处奔走。他们该自理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杨沫说:我何曾看破红尘？我爱红尘，我眷恋红尘倒是真的。为了把我深深挚爱的人物写出来，为了把我当年亲身感受的战斗生活表现出来，我仍在不停地写作。……越老越感到来日无多，这种感情日益深沉，日益执着。“文革”尚未结束，自知老之将至，便不顾险阻，偷着写起长篇小说来。近十多年来我出了十本书，是我一生中，创作最丰盛的时期。至今年近八十，为了什么？为了能写出点有用的作品留在人间。

    王辛笛“不可一日居无书”:近几年因年老多病而难得有闲，看了不少新旧藏书。弥补了从前惯有的失落感，从而在增加知识，提高修养等方面获得补偿，这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乐趣之一……有人说，不可一日居无竹，在我看来，不可一日居无书。

    碧野说，碧野不老——我能吃能睡能走路，这三能，保证了我身体的健康。

    我喜欢晨昏散步，一，在于锻炼身体；二，在于欣赏大自然。

    我把一生荣辱，置之度外。我在写四五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为的是给后代子孙留下一点可供参考的资料，留下极其微薄的精神财富。我认为，肉体上人会衰老，生命有限；但在精神上，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青春不老。

    还有臧克家写了六千多字的长文，写日常生活、兴趣爱好、饮食起居、人来客往，把老人心态描写得非常具体细致，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很多启迪。柯灵老人写的话不多，但很富哲理。他说，生活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大书。生而有涯，每个人只能读到有限的章节，因此必须认真地读。必须画好生命的句点，不辜负自己到这瑰玮的人世走一遭，使自己能够安静而轻快地作一次最后的发言:“永别了，世界！祝福你前途无量！”

    四、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一些老年人的无奈和不快。吴组缃在文章中说，人们喜欢谈“晚晴”，说“夕阳无限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其实，老年人也有日暮途穷的阴暗心情的一面，年轻人只需要一分钟就做好的事情，老年人一刻钟半小时还做不好；我剪一次指甲半个钟头还不够；看书、看报往往看了一段以后，不知道刚才看的说了些什么，又要重新看一遍……尤其是老年人的心态，“访旧半为鬼”，许多知己朋友先我而去了。他提到了张天翼、葛琴、沙汀、叶圣陶、余冠英、陈中凡、王瑶等多位文化老人晚年和他的交往:张天翼“文革”中得了“血栓”，不能说话，见了面只有难过；想去看葛琴，葛琴的姑娘劝他不要去，“因为见了面不能谈话”，只是流眼泪，不见面还好些。沙汀到他家去了一次，耳朵不行了，问他什么他都听不到；余冠英去看他，临走说了一句话“长寿就是受罪”。

    汪曾祺说:糊里糊涂就老了。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变成了“汪老”。老态之一是记性不好。初见生人，经人介绍，热情地握手，转脸就忘了此人叫什么……人总是要老的，但要尽量使自己老得慢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办法，是和年轻人多接触……凡上岁数的作家，都应该多有几个忘年交。相交忘年，不是为了去指导，而是为了去接受指导，说得婉转一点，是接受影响，得到启发。这是遏制衰老的唯一办法。

    老人们的这些话，既真实，又无奈。

    在本书的82位作者中，有两位未及看见该书出版就告别了人世。一位是110岁的最长寿老人苏局仙，一位是85岁去世的著名女作家陈学昭，她为该书写的《可贵的痕迹》成了她的绝笔之作。她在1991年10月10日去世，是全书文化老人中第一个去世的。

    五、还要提及的一点是，这是一本只有范泉才能编辑出来的书。因为在他约稿的文化老人中，有许多是他几十年的知交、文友，文坛泰斗式的冰心、巴金和许多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元老都是他的朋友，如柯灵、许杰、陈白尘、吴祖光、端木蕻良、徐迟、叶君健、蹇先艾、秦牧、骆宾基、周振甫、汪曾祺、金克木、王辛笛等，有的是以书信形式代文，有的另附给范泉老的信，足以说明范泉和这些作者之间的关系。吴祖光就直接在文章中说到，“若不是……和范泉大兄接二连三(来信)……我是决不会写的。”范泉是作家，在小说、散文、童话、翻译、评论等许多方面都有成就；又是教授，又是编辑，在所有的成就中，以编辑的成就最大，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编辑之一。当编辑，就要和作者交朋友，因此，他在文艺界有许多朋友。正因为他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他才能够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再创辉煌，在62岁退休以后，“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重新复职以后，编辑了许多书刊，其中包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和这本《文化老人话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