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义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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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1 09:32:34
本报记者 郭晓虹 摘自:《中国新闻出版报》
4月19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新领导班子在京宣告成立。中组部干部三局局长王京清和中宣部干部局局长段汝官分别在集团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聂震宁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李朋义任党组书记的决定。李朋义同时出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的决定也在同时宣布。
出版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次架构合理、众望所归的完美调整。大家殷切地盼望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这艘中国出版业的巨型“航母”勇往直前,乘风破浪。对于李朋义的调任,“娘家”外研社的广大干部职工却多有不舍。近两个月后,北京外国语大学于5月24日宣布了外研社新一届领导班子的组成。从而,供职外研社28年的李朋义终告卸任,走上全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北外校长郝平还宣布,聘请李朋义为外研社名誉社长。
28年,几乎是一个人职业生命的大半。屈指算来,李朋义担任社长职务也已15年。在为自己既是终点又是起点的全新使命即将开始之际,李朋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离约定的时间还早,李朋义照例踱步到出版社南门墙边,在门外一块狭窄的绿地里埋头拔草——这块绿地本不属外研社管理,但,早年从河北农村走出的李朋义不愿看到此处土地裸露,垃圾随风飞舞,就作主承揽了这里的绿化和清洁。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戴着一顶大草帽,手脚不停地清理、拔草,像极他在老家的父老兄弟。这幅图景对外研社职工来说早已屡见不鲜——它大约能够准确地阐释,何为“爱社如家”。
在李朋义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卸旧任、履新职之际,他仍然“像一只陀螺,时刻不停地疯狂旋转着(居里夫人语)”——与国际知名出版商谈判、签约;检查外研社的品牌产品之一“全国演讲比赛”工作;调研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单位情况,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依据……而且,看到雨后有野草冒头,他仍然会躬身拔起,将它们清理干净。
告别“外研人”,成为广义的“出版人”既在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
记者:你说过,出版是自己一生的事业。在他人看来,你已将这项事业做到了“极致”。你怎样面对岗位的变动?
李朋义:的确,出版对我来说,是职业也是事业。我以为,我首先是一个“外研人”。我对外研社人的定义是:事业心、责任感、职业化与忠诚度。事业不同于职业。如果把出版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就体悟不到奋斗的乐趣,事业则具有崇高的使命感。责任,即为国家发展的大局服务,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对社会负责。同时,要了解出版规律,有从事专业的本领,要带起一支队伍。而忠诚度,就是对所服务的企业忠诚,以社为家。28年来,我视外研社为大家庭,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员。为了外研社的发展,可以说是牺牲了健康为代价。但我至今无怨无悔。在我看来,判断一个出版人是否称职有四个标准:
——职业出版人要有出版情结,有强烈的事业心,把出版业当作崇高的事业。因为出版人肩负着让人类的文明的财富能够传承下去的重任,引导着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对一个职业出版人来讲,或者说对一个职业的出版社社长来讲,得时时刻刻把这份事业放在前面,有很强烈的事业心。
——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很重要。为大众奉献什么样的精神产品,这只是一方面。为在你旗下工作的员工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舞台,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什么样的标准,这也是一个职业出版人的责任。为了赚钱,卖书号,又不加强管理,出些文化垃圾,就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忠诚是对事业的忠诚,也是对你所在的单位的忠诚,见异思迁,这山看着那山高,好高骛远,往往导致个人发展的停滞,因为任何成就都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不认为我现在事业上已经成功了,但是我有一份成就感,这份成就感使你更加热爱这个事业,更加想做出更好的成绩来。我曾经在全社大会上说过,我视外研社为“父母”,因为外研社给了在这个行业中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同时也让我能够养家糊口,是衣食父母。我视外研社为“家庭”,因为外研社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我和我的员工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视外研社为“儿女”,要呵护她的成长,这其实就是我对外研社的忠诚的诠释。我还说过,“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为外研社搭上了时间,耗费了精力,牺牲了健康,但我是无怨无悔。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矢志不移。因为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希望,一生的寄托。”这是我对这个事业的忠诚,你认准了她,你对她忠诚,从一而终地做下去,才能作出成绩来。
——职业化素质很重要。你要懂得出版的规律,懂得出版经营管理,懂得怎么去用人,懂得怎么去赚钱。我想,作为一个职业出版人,不管是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社会,不管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需要以上这几条。
一个中国出版人应该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素质:第一,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第二,有现代的管理思想;第三,有较好的文化修养;第四,有崇高的敬业精神。
作为出版社社长,得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方向是出版社立社之本,而经营管理是强社之路。办社方向出了问题,停业检查,停业整顿,减书号,还怎么发展。企业经济效益不搞上去也不行。
出版人的现代管理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职业化的出版人。不能把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当官做,但现在的平台大多是一个做官的平台,这也是我国很难培养出职业化的出版人队伍来的原因。我认为,社长、总编都应该向职业化的经营管理者发展,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一个还不完全市场化的产业里,需要出版人自己往这个方向去奔。
较好的文化修养,是说社长、总编在文化方面,得有悟性,修炼到懂文化,懂得专业领域中规律性的东西,能够理解学者说的话,能够分辨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
出版人要有崇高的敬业精神,不能急功近利,很多时候,还得会自己找平衡,不能老算付出与得到这笔账,否则你就没办法心平气和地去工作。我通常讲出版人要有激情,这里也包括了出版人对文化的追求,因为只有你有了很深的成就感,带着激情,你才不会这么急功近利。才会付出心血,才会忘我的工作。而精品是需要这样的精神才能出版的。
要说“外研人”,我还有许多的方方面面。兼任北外副校长后,我的岗位扩充了,还分管校内财务、规划、资产、后勤、基建、网院、继教学院,培训学院,又兼任了附中的校长,在我的工作全面铺开后,我从未想到离开外研社。
当然,调动虽属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十年前我曾在全社干部会上讲过,52岁时将不做社长。那时想的是干部年轻化的问题。出版队伍的带头人需要头脑睿智、视野开阔、具奉献精神与年富力强的体魄,如此才能拼得起。我到外研社第一个8年做编辑,留英归来后的几年内任副社长、常务副社长。那一阶段,外研社奠定了发展的基础。1998年以后到2006年,外研社各分社成立,构建了出版集团的雏形。我本来考虑,到此时就改任顾问了,搞搞调研。但是现在,新的工作岗位需要我前往。无形之中,正应了我52岁后不当外研社长的预言。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新岗位责任重大,我能到那里任职,心情当是“诚惶诚恐”。
“外研社模式”作为一个成功的个案,对出版业具有标本解读的意义
记者:在你任社长的十五年中,外研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形容为“翻天覆地”。你怎样评价这15年的工作与发展?
李朋义:15年中,外研社跨出了三大步。大约是5年一步,也正好与国家的3次五年计划合拍。第一步:1990年——1995年。这一时期,时值国家“八.五”期间,外研社推行的是精品战略。相对于当时出版界的“广种薄收”,要进行有效的市场调研、分析,外研社提出“心中想着读者,眼睛盯着市场”大搞精品战略。压缩品种优化选题,提高质量。当时的市场布局是一般图书市场,社里的外语教材系列出自此时。这一战略推行的结果是:5年中,年发行码洋从1千万元增长到1.8个亿,为外研社的发展腾飞奠定了基础。第二步是1996年——2000年。此乃国家“九五”期间。外研社的方针是“以教育出版为中心”,大量出版了大学及中小学教材,使得社里的发行码洋从1.8亿猛增到6个多亿。第三步是2001年——2006年是国家“十五”期间。社里扩大了规模效益,将“八五”期间压缩掉的份额又开发出来,从人员到产品、利润、效益的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攀升,增强了经济实力。发行码洋和经营效率从6个多亿达到了13个亿。
时下的“十一五”期间,外研社推行“以出版为中心,以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为两翼”,到2010年时,将会把经营额从14个多亿发展到20个亿。
总而言之,外研社的发展是靠成功的战略方案制订与实施,也就是说,是靠战略制胜。应该说,不懂得战略、推行战略的人,是无法胜任社长这个职务的。


原办公楼
外研社大厦
记者:在你任职期间,外研社做出了哪些具有全局推动意义的决策?
李朋义:实施精品战略实现了集约化的经营转变。我号召大家了解市场,“逼着”一批人下去搞市场调研,要求他们一年要拿出3份调研分析报告,从而使大家深刻树立了市场观念,获得了经营的主动权。应该说,这一行动比其他出版社都要早好几年。
——在“以教育图书为中心”阶段,用5——6年的时间成功转型,实现了规模扩张与突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外研社一推公共英语,其他社就没有机会了”。
——在规模效益上做文章。市场、产品、利润、组织机构均有大规模的提升,“没有人办不成事”,需要时外研社曾在一年内进人100多名,个个都是专业人才。这样,外研社实现了集团化的发展,市场占有率及利润规模超过了许多的出版集团。
战略机遇期蕴藏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机遇之所以是机遇,是因为它具有较多利于发展的大势,只有大市场,才能孵化大企业,只有大潮流,才能成就大公司。错过一次机遇,就会失去一个时代;抓住一次机遇,就会赢得一次跨越。
三次大机遇、三次大跃迁。具备了良好的机遇意识和发展能力,外研人认识并把握住了每一次时代跳动的脉搏,踩准了市场的每一个步点儿,每一次市场冲浪,外研社都表演得很漂亮。
记者:在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外研社有哪些创新之处?
李朋义:观念创新与管理体制上的创新。前一条是“心中想着读者,眼睛盯着市场”;后一条是“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部门能设能撤”。而后一条在工作实践中也确实做到了。
应该说,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涌起,就没有外研社的发展壮大。但是,许多年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一些出版单位,至今的发展仅仅是外研社一个分社的规模,又是为什么?实际上,一个单位的发展,与企业的努力,员工的奋斗及带头人的素质密切相关。我认为,外研社的发展碰到了好的机遇。我常跟干部们说,刘少奇老人家有一句话非常正确——“吃小亏,占大便宜”。当干部的,就是要吃小亏,苦活累活冲在前面,有荣誉的时候你让一下,看起来你吃了亏,但由此得到了人心。而赢得了人心实际上是占了最大的便宜。把人心向背当作大事,这样的人能做成大事情,因为你的胸怀在那里。
第二,一个出版人是否具有战略眼光和战略管理能力,得看他把出版社社长当作什么来做。如果当官来做,就用不着战略,能够维持职位,分房子,工资晋级,就行了。如果是一个职业的出版社社长,肯定要做战略管理。这还与个人的理念,悟性和年龄有关系,今年59岁,那做战略将来有用没用都难说。我当社长十三年,做了十三年的战略,今后还要做。记得1992年,我做了一个外研社的综合改革发展方案,分析前景是什么,市场在那里,资源在那里,措施是什么,哪些项目要做,还包括我们一直在说的“五化”——人员职业化,业务多元化,市场国际化,设备现代化,管理科学化。其实这些都是战略。后来这些年,只是在不断地完善和细化这个方案。
第三,经营关系。上下级关系,市场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一个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和一盆面,得把一盆面和匀了。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执行能力,用管理术语来说,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对个人来说,是办事的能力。这盆面和得疙疙瘩瘩不行;这生了,那软了,也不行。那就是危机,人际关系不顺,所有的事不顺,怎么能干成事情?很多东西都是随着关系来的,读者的忠诚度、经销商的忠诚度,作者的忠诚度。包括和外商的合作,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心换人心。上升到理论,就是“以诚相待是在市场上取胜的秘诀”。
牢牢抓住历史机遇,特别是一些稍纵既逝的机遇,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把握局势,迅猛发展,才能够成功。我曾同麦克米伦公司的总裁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认为正确的决策是在有50%成功的把握时就果断出手。
外研社团队不遗余力支持鼓励
记者:外研社是出版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个集体给予你以何种的支持与力量?
李朋义:这个集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给我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干部、职工们对外研社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是一支想干事、也能干成事的队伍。她观念新、干劲足,没有勾心斗角,不搞邪的歪的,大家真正是在“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些小事常常使我无比感动:基础部为搞教材突击任务,大年初一就到社里上班,一直忙到正月十五,全员都不放假,没有休息;一名日本回来的“海归”编辑,中秋节的晚上10点钟还在办公室编书稿,毫无怨言,自觉自愿地加班;为教材推广,几名同志从3月中旬外出,跑了全国十几个地方,直到五一节后才回家。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这就是企业的凝聚力,是先进的生产力。外研社的领导班子非常团结,被称为“用一个脑袋想事”。我们之间有交流,也有思想的交锋,智慧的碰撞。为了预算的事,也曾争得面红耳赤,拍案而起,但次日我们仍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谈发展,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可以说,在一个不计私利,宽容大度的领导集体中,我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时光漫漫,长达15年。
说到鼓励与鞭策,多年来我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我与外研社一起成长,获得了国际、国内同行的承认,政府、学校和我的员工们给了我极高的荣誉。牛津大学布鲁克斯学院也授予我荣誉博士的称号。其实坦率地讲,我与一个合格的国际出版人之间,距离还很远。
落成外研社标志建筑 英语城未建犹感“壮志未酬”
记者:在基本建设方面,外研社建起了令人羡慕的外研社大厦和国际会议中心。这两座深红色的建筑蕴涵这几代外研人的光荣与梦想。2004年建成的国际会议中心,是出版界、教育界的奇迹。它的落成,表达了你怎样的职业理想?
李朋义:6年前,为了外研社的发展,我们在郊区大兴以当年14万元一亩的价格,购置了一块土地。当然,现在就是花100万元的单价,也买不到手了。整个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外研社培训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新厂、外研社物流中心等)的总投资是3亿人民币,它功能齐全,可以举办同时接纳1,500人的会议活动。会议中心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培训,就是面向广大社会在职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和在校学生,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培训方式,实现大批量、正规化的英语培训,为我国各行各业输送高水平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当年,我曾在工地住了好几个月,除了监督工程进度,还有拆兑资金的考虑——外研社家大业大,但也有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存在。几经运筹帷幄,几番风霜雨雪,这个与出版大厦并称为外研社标志建筑的大工程终告竣工。几年来,中心发挥着巨大作用,以一年创造效益1000万元的速度为外研社添砖加瓦。有人问我:“出版和盖楼您更喜欢哪一个?”我的回答是:“出版是我的主业,盖楼是我的业余爱好。”一个领导,要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净化周围人员的操守,培养他们对职业的挚爱。
提到获得社会的承认,我的理解是,好的出版社应该先为社会做好贡献。外研社投入的大赛有两个,一个是2002年开始举办的每年一届的“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另一个是1996年开始的“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它们都已经成了很有知名度的赛事。像前者有800多所大学的七八百万学生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两项赛事加起来,外研社直接资金投入每年都在500万以上,还不算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2005年,外研社启动了“中学生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以后小学生也要搞某种形式的英语比赛。都算起来,每年1000万还要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内容:免费培训大、中、小学英语教师,每年投入1500万以上。外研社从1999年开始,投入了亿元以上;在学术活动上投入每年也有一两百万,像每三年一届的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有30多个国家1500多人参加;投入大量资金出版外语学术著作。外研社的这些投入和外研社办社的理念、宗旨有关:学术性、教育性,对全社会负责,做外语教育的内容提供商,面向全民外语教育,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记者:如果说你还有遗憾的话,那是什么?
李朋义:我有一个设想,或者说是梦想——受到美国培养到其派到其他国家的牧师的经验的启发,我想在北京建一座占地1000亩的英语城,创造一个货真价实的语言环境。语言学习需要的是环境和语感,进入其中会有利于迅速掌握一种新的语言。我设想,城里的设施分成几大块:搞培训区,设语言学校、国际学校等等;寓教于乐,建电影院、网吧、酒吧一条街,全都是放英语片、英语软件、英语对话;模拟英语文化日常生活,如模拟医院、银行、海关、机场等;设立外国人居住区,设立语言警察,不仅维持治安秩序,而且维持英语对话环境。这完全相当于是国内留学。我还设想,让一批在城中工作的外国人全家都居住在城内,维持一个纯粹的语言环境。由于现在的土地供应紧缺,资金需求太大,这个设想没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又一次转型面前 外研社明天大有作为
记者:在国际出版的舞台上,你被称为是“不需要名片的人”。在出版的国际合作方面,你的收获是什么?
李朋义:“走出去”使我们有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过去我们引进了一大批合作项目来推动国内的外语学习。近年来,汉语热又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不断升温,有资料显示,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世界上把汉语当作外语学习的人数已超过1亿。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考点已经遍布世界五大洲,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正计划在全球开办100所孔子学院。目前,全日本约有100万人在学习汉语,95%以上的大学都将汉语作为主要的第二外语。至2003年底,韩国全国约有30万左右较固定的长期汉语学习者,另外还有100万左右不固定的短期汉语学习者。近年来欧美学习汉语的热潮也正在蓬勃兴起。在美国,汉语已成为第三大语言。据统计,全美将汉语作为公共外语课的大学已超过700所,另有300多所中小学也开设了汉语课。在埃及、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南非、贝宁、喀麦隆等国家的大学都设有汉语教学。
可以预见,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北京即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全世界学习汉语以及了解中国文化与国情的需求还将快速增长,对外汉语和对外文化的出版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过去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引进了大量优秀出版物,为中国人学习外语打开窗口;今后20年,外研社将向世界大力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打开窗口。
此前,外研社制定了“对外汉语与文化出版战略规划”。该出版规划共分为15大系列,累计近2000个品种。外研社计划每年投资1千万,10年陆续投资1个亿,在图书出版、汉语培训及网络信息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汉语产业的国际化之路,切实推进汉语的国际推广工作。
为进入国外主流社会,外研社制定了“借船出海走出去”的商业战略。这一观点在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的征求为即将提请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会上,我曾当面向总理建议过。我认为。“走出去”要通过“借船”——“买船”——“造船”的步骤前进。要凭借与国外众多知名教育出版集团的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寻求全球营销渠道,实现产品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经过多次友好协商,外研社与培生教育集团、麦克米伦教育集团成立“对外汉语出版工程”海外合资公司,将外研社的对外汉语出版资源与国外先进的管理运营模式和销售渠道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希望凭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手段与商业模式,真正将“走出去”工程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把汉语和中国文化推向世界。我们将尽可能利用现有对外文化传播资源,进行广泛的横向合作,同时开发新的文化产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制作具有强劲生命力的产品。
在营销渠道方面,同国外知名教育出版集团合作,按照中方51%,外方49%的比例,成立“公司在国内,市场在国外”的对外合资出版公司,共同投资,共同组织选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利用其畅通渠道“借船出海”。


李朋义社长在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发表题为
“中国英语教育和出版:国际出版业对中国的影响”
的演讲
李朋义社长在法兰克福书展
《为了13亿人的教育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英文版) 》
发布会上
记者:请预测一下外研社的明天。
李朋义:我过去曾要求外研社要保持年增长亿元的发展速度。为此,外研社年轻的掌门人的任务繁重。外研社新的领导班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能力水平很高,有几名成员才30多岁,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他们将带领外研社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
首先,要坚持发扬传统的优势,就是外语出版,我们不能丢;第二我们现在正涉足汉语出版,国内的汉语出版主要是练兵、练人,最重要的目的是到国际上搞汉语出版;第三是儿童出版,从儿童英语出版开始到儿童读物;第四块我们正在考虑科学出版,科学出版有契机,世界上的几大科学杂志中,麦克米伦公司拥有两种《自然》和《科学美国人》。我们正在与《自然》合作,出版的第一辑叫《世界科学经典》。《自然》杂志出版135年来发表的重大科学发现的文章,我们结集出版英汉对照读物,已经签了合同。如果我们旗下有一部分科学家做我们的作者,我们为什么不能搞科学出版呢?第一批出版物我们可以做英汉对照,将来有条件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第五块是测试,我们已经投资六七百万做中小学生数学、语文、科学、英语四门课程的评价,这是和教育部的合作项目。我们的业务如果用版块描述的话,第一部分就是出版,第二部分是教育培训,第三部分是信息服务。我们不敢和国际大集团比,但是现在我们回头看自己发展的路,很多方面和国际上出版公司的发展之路不谋而合,说明我们走对了。
外研社目前正面临着又一次转型。即从出版“核心产品型”向“产品加服务型”转化。要进一步为100万英语教师及2亿学生服务。转型的任务有待新领导班子去完成。要发展外语教育的产业化服务,进行商业模式的探讨。要开创数字化出版时代的新的业务领域。我们已与IBM公司签约,组成战略发展团队,发展节奏是5年初具雏形,10年成功实现。总之,未来的5年对外研社的发展至关重大,是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时期。
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新的起点上,迎接挑战,矢志不渝
记者:在新的岗位上,将怎样迈开步伐?
李朋义: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中国出版“旗舰”式的“航母”,那里平台大,资源多,队伍强,优势明显。新组建的领导班子非常团结,有“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强烈愿望和真抓实干的劲头。新的岗位,是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又一次严峻挑战。进入新的领域后,我需要重新学习,尽快熟悉,和大家一起,共同奋斗。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渴望挑战的人,我盼望着能有个挑战性的工作来考验自己,究竟能不能承担更重要的任务?虽然前方有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我将矢志奋斗,终生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