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

　　笔者认为，中国在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的这一段历史中，对中国影响最伟大的事件不是建立中华民国，也不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提倡崇尚“科学与民主”！而中国之所以要提倡崇尚“科学与民主”，其原因是旧中国缺少“科学与民主”。那么，旧中国为什么缺少“科学与民主”呢？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人似乎是极少极少。最近，笔者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且对此进行了研究，现把研究所得的一些成果撰写成本文，以供各方人士参考。但愿该文能够有助于中国发展“科学与民主”事业。

　　笔者认为，大凡科学的理论，应该是找不出问题的理论，大凡不科学的理论，必然可以找出各种问题。而且，只有在不断解决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理论。

　　例如，“日心说”就是在解决了“地心说”不能解决的问题后，才成为科学的理论。物理学也是在解决了伽利略提出的“落体悖论”后，才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但是，在从古代“百家争鸣”以来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人只在古代还可以提出各种问题。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在古代无法解决当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国古代必然不能建立科学理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不允许人们提出使权威人士为难的各种问题的时代，这种连某些问题都不允许提出来的时代，怎么还能解决某些问题？因此，中国的某些问题必然越积越多、越积越大，最后必然是“积重难返”而使中国进入愚昧落后的与欧洲中世纪“黑暗”相似的历史时期。

　　坦率而言，由于中国的当政者（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利益上存在着不“统一”的状况，因此中国的当政者必然不允许被统治者提出不利于中国当政者的各种问题。否则，中国当政者必然会以“犯上作乱”的罪名镇压那些提出使中国各种当政者为难的某些问题的民众与官员。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华民国之前的旧中国，中国缺少所谓的“民主”，其实就是缺少允许人民大众提出各种问题的权利！说白了，中国的人民大众只能说中国当政者喜欢听的话、而绝对不能说使中国当政者为难而不喜欢听的话，否则，会被中国当政者强加上“妖言惑众”之类的天大罪名！

　　到了中华民国时代，人民在名义上享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基本人权。但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还是缺少“民主”，即中国的人民大众还是只能说中国当政者喜欢听的话、而不能说使中国当政者为难而不喜欢听的话。因此中国在中华民国时代必然缺少“科学与民主”。

　　中国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以后，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科学与民主”还是属于缺少的，中国经常处在“一言堂”的时代。这种“一言堂”的特点，也是只能说中国当政者喜欢听的话、而不能说使中国当政者为难而不喜欢听的话，因此，必然不允许人民大众提出使中国当政者为难的各种问题。不管什么人，只要提出使中国当政者为难的各种问题，必然会遭到中国当政者的残酷打压，强加上各种罪名，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在此不举例说明了。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提问题，其实是由当政者决定哪些问题能提哪些问题不能提！

　　笔者认为爱因斯坦的这个指示非常重要，而且也应用过这个指示。例如，笔者在研究中国房地产事业后，写过一篇《中国房地产将会“大折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建造出大量商品房卖给谁？如果中国各级政府囤积的土地由于商品房积压的原因而卖不出去的话，会不会使得中国的金融业陷入金融危机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科学的真正进步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人们能够对各种科学发展史进行认真研究的话，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如果不允许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和解决各种问题，就不可能创立各种自然科学理论。

　　2）在研究社会现象时，如果不允许人们提出各种问题和解决各种问题，就不可能创立各种社会科学理论。

　　3）在各种会议与议会中，如果不允许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4）一般而言，回避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如果回避问题能够解决问题的话，谁还会千辛万苦地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

　　5）中国人应该重提“问题与主义”那个议题。笔者认为，胡适提出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与李大钊提出的“多谈些主义，少谈些问题”的主张，都是走向极端，双方应该共同寻找解决各种中国问题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

　　6）中国当政者应该允许民众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问题，其中包括治国难题，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治国的“科学与民主”事业的发展。

　　笔者认为，科学（理论）是建立在“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的理论大厦，如果科学（理论）是建立在“问题成堆”的基础上，这种理论大厦必然会倒塌下来！

　　而民主是什么呢？民主就是允许人民大众提出各种问题与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促使科学（理论）建立在没有问题的基础上。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的当政者受到“好为人师”和“爱面子”这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他们不仅自己不会提出使自己为难的各种问题，甚至还反对民众提出使自己为难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当政者大多是阻挡中国发展“科学与民主”事业的人！这是中国缺少“科学与民主”的主要原因！

　　顺提一笔，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中国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实行与西方接轨的“多党制”？笔者认为，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长期处在“一言堂”的时代中。一般而言，“一言堂”与“一党专政”非常相似，因此中国的“一言堂”时代，其实就是不叫“一党专政”的一党专政时代。如果中国要实行与西方接轨的“多党制”，其实就是允许建立“多言堂”——即“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而在“文化多元化”的社会中必然需要建立“政治协商”制度——即民主制度！

　　假如，中国建立“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这对中国的当政者而言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广大民众必然会提出使中国当政者为难的各种问题。例如，在袁世凯和蒋介石担任总统时代，其他人必然会提出其他中国人是不是也可以竞选中国总统、以及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成立政党之类的问题。众所周知，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不敢正面回答与解决这类使他们非常为难的问题。因此，中国要不要实行与西方接轨的“多党制”问题，直到如今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还要提出这一点，在蒋介石的“大屠杀”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当政者其实是为了坚持某些主义而实行法西斯统治。笔者认为，中国当政者坚持某些主义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如果中国当政者坚持某些主义的后果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反而制造出更多更大更难解决的各种问题，那么还不如不坚持某些主义。

　　众所周知，中国人在评价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各种政治人物时遇到巨大困难。例如，对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戴季陶等各种政治人物，都是难以盖棺而论。笔者认为，可以从“那些政治人物为中国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中国制造出什么问题”这一基本点着手进行分析研究，然后评论那些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或许，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假如中国是一个各种问题成堆的国家，这个国家必然缺少“科学与民主”！假如中国的问题很少、甚至没有问题的话，中国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科学的、民主的国家！治理中国就是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从而使中国成为问题很少、甚至没有问题的和谐的、科学的、民主的国家！

　　假如中国各政党的宗旨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夺权的话，那么中国实行“多党制”可能有利于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假如中国各政党的宗旨是为了夺权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实行“一党制”与“多党制”都不是有利于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革命”与“改革”，反而是会制造出更多问题。“国共内战”就是实行“多党制”会制造出更多问题的铁证！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主权问题、合法政府问题、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统一问题、分裂问题等都是“国共内战”制造出来的问题！

　　总而言之，笔者希望追求真理和探索科学的中国人能够记住和理解这句话：中国的问题越多越大越难解决，中国一定是越落后！中国的“科学与民主”事业也一定是越落后！中国多灾（害）多难（题）都不会兴邦！“多难兴邦”是一句大话、谎话、空话！

　　中国人民推翻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的原因都只是因为那些政府不能解决中国的一些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