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有深意

杨银禄 / 江青的亲情世界 （上）

默认分类 2010-06-28 17:11:55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江青的亲情世界 （上）

□   杨银禄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年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年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月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年4月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从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年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年3月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年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年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