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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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禄 / 江青的亲情世界 (上)

默认分类 2010-06-28 17:11:55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江青的亲情世界 (上)

   杨银禄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失败的选择吗

 

2007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爱恨交加失败选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19381120日,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结婚。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失败的,请看以下事实:

在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下,江青于19332月,在青岛市由地下党员、时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黄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黄敬因叛徒出卖被捕,江青随即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于是,她奔赴上海寻找党的组织。到上海后,她以演话剧、演电影、教学、写文章等形式,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从总的方面讲,这一时期江青是一个爱国的、革命的、进步的青年。

19377月,江青已经是明星了,但她仍然从生活安逸的大上海,来到条件十分艰苦且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延安。这一行动,不具备一定的政治思想觉悟,是很难做到的。这进一步表现了她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当时,江青走的道路,也是许多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共同走过的正确道路。

江青在延安的10年,作风谦虚谨慎,生活艰苦朴素,表现也是好的。她还到南泥湾参加过劳动,同8位女同志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个硬炕。

美国作家特里尔所著的《江青全传》中说:“在毛泽东与西方来访者交谈时,江青几乎从不发话……江青看上去非常漂亮,是一个年轻温柔的女人……江青照顾毛泽东的身体、日常工作、洗衣做饭,帮助买东西,打扫房间。她不喜欢吃辛辣的食物,但毛泽东喜欢,所以毛家的每一顿饭都有辣味菜。她很直率,也很谦虚,从各方面看,她的感情很丰富,是一位贤惠的妻子,温柔的母亲。”

2005年春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在延安时任中央警备团手枪连连长的高富有老前辈。我问他江青在延安时的表现如何,高老说:“那个时候,江青的表现很不错,对毛主席的生活很关心,对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细致、很周到,真正尽到了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时,别的中央领导的妻子都过了黄河,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只有江青留在陕北,跟着毛主席与数倍于我军的敌军周旋,为了毛主席的生活跑前跑后,很不容易。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她一直表现比较好,‘文革’开始以后,她才起了一些变化。”

在我看来,江青对毛主席一直都很崇拜、尊重并充满感情。她给毛主席写信、谈话或在会议上发言,从来不称呼“毛泽东”或“润之”,总是称呼“主席主席”的。她经常说:“我是主席的学生、哨兵。”“文革”期间,每年的1226日(毛主席的生日),她从未忘记。那天精神也特别好,非常兴奋,主动邀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她一起吃长寿面,并对大家说:“咱们一起祝主席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叶永烈在《江青画传》一书中写道:“9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当99日零时刚过,才10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张玉凤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报告噩耗。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后来,姚文元曾经这样描述他在现场的所见:“她头发散乱,神情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姚文元所述应该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38年的夫妻感情。”我认为,叶永烈的话说得很到位。

据我所知,江青被捕后,在身体日趋虚弱的时候更常常想起主席。她身边放着主席的手迹,衣服上别着主席的像章,床头上放着一张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背诵主席的诗词,或阅读《毛泽东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到毛主席纪念堂,给主席送一个花圈。

江青有以上这些表现,主席选择她为妻,怎么能说是失败的选择呢?我认为不是。

 

毛和江感情的微妙变化

 

1969年下半年的一天,江青叫我给毛主席亲自送一封信。主席见到我跟我聊天时说:“小杨,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在江青那里工作很辛苦,谢谢同志们。她的身体不太好,你们要帮帮她。”我说:“谢谢主席的鼓励,请主席放心,为江青同志服务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会努力工作的。”毛主席说:“我放心,你们都是好同志。”

1974417日,毛主席给江青回了两封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要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封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不宜请长假。”

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失落感之后,还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不大似一棍子打死。

1967年开始到1969年上半年,为了给毛主席留下勤奋好学、阅读广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锐、尊敬领袖的好印象,江青给毛主席选送过大量参阅材料。

江青选送的材料种类有: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文汇报》等;刊物,如《参考资料》(大参考)、《红旗》、《新情况》等;材料有《内部参考清样》,各地记者站了解到的情况反映,如文革小组记者站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要事汇报》等了解到的重要情报,中央召开的会议重要简报等。

选送的内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单位、国家机关以及世界上各兄弟党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评论(好的评论)、执行的情况;对中央文革、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的表态和执行情况(表态正确的,执行坚决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国内、国际上的突发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认为某某报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况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参阅的,她就用红铅笔在那篇文章、消息、情况题目的左边画一个大圈圈,在大圈圈内画一个小圈,或者画一个大三角,以表示要参阅的就是这一篇,再在左眉处写上“请主席参阅”或“请主席阅”的字样,落款是“江青”。最后注明年月日,有时还注明几时。装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况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开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处翻找,以示对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这样写的:右边写“即送”二字,中间写“主席亲启”四个字,左边写“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写“急”或“特急”(有时还注有“绝密”二字)。在“急”、“特急”、“绝密”的右边画几个圈,以引起重视。毛主席看完以后,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铅笔或红铅笔、蓝铅笔画一个大大的、圆圆的圈,有时还写上“已阅”两个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画一个大圆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写上“退”字。有时,江青认为内容特别重要,就在信封上写“请杨英路同志(作者注——江青给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亲启,江青托”,并在“亲启”二字的右边画上两个圈,用以引起秘书的重视,秘书不能擅自拆开信封。

在党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对江青选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视,篇篇都看,篇篇都画圈。不知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退给江青时,有的画圈,有的不画。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画圈了,有时甚至连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来。江青自讨没趣,也就不再选送了。

196910月,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对我国进行军事袭击,全国搞战备动员。1014日,中共中央通知紧急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江青也搬到北京的西山躲避战火。

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在我睡觉的时候,你回钓鱼台一趟,把我给主席选送的参阅件统统拿到这里来。”我问道:“主席画圈的或没画圈的都拿来吗?”她说:“对,都拿来,一件都不能少。你不要问为什么,叫你去拿就去拿,越快越好。”当天晚上,我利用她睡觉的时候把她要的材料从钓鱼台10号楼拿到了西山,装了足足两个纸箱,叠在一起有一米高。第二天,她到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去报告她说:“江青同志,你叫我拿的材料,我拿回来了,你看放在哪儿?”她说:“就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你要保存好,不能丢失。你今天就在咱们这个大院里选一个避风的地方垒个大炉子,我要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要打仗了,以防落到敌人手里。这件事儿你马上去办,垒好以后,我还亲自去检查。”她手一挥,说:“你去吧。”

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我打电话找到了那里的管理科科长,请他帮忙垒炉子。他答应得很痛快,马上组织人力,搬运物料,只用了两个多小时,就在庭院北头的西墙根垒了一个炉子,还用粗铁管安装了一个烟囱。垒好后,我去报告正在吃午饭的江青。她听了以后,说:“我知道了,你去吧。”因为进餐厅以前,已经服过安眠药,她不愿意多说话,怕精神了不能入睡,所以,我报告她的时候,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当然也没敢多说话,就退了出来。

江青心里有事要办,所以此日午觉睡得时间不长。起床以后就打铃向我要那些材料,说她要亲自监督我把那些材料销毁掉。我说:“要不要把主席画了圈、写了字的材料留下来继续保存?烧掉太可惜了。”她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留下来,你想干什么?不留,全部销毁!”我说:“不留,不留,全部销毁。”她还小声叨叨:“这是我和主席的东西,我有权力处理,别人无权过问。”我装上柴火,放上材料就走到了炉子旁边。江青说:“不错嘛,这炉子修得比较好,比钓鱼台那个修得好,点火吧。”我先把几页散纸塞进去点着,再把大厚本的《大参考》、《红旗》等撕开,扔进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把纸挑起来,这样烧得快些。一开始,江青离炉子很近,为的是认真监督我,怕我私藏几份。当炉火烧大了,熊熊的火焰烤得周围热呼呼的,她就躲开了,只是远远地张望。材料烧完、烧尽后,我过去报告她:“江青同志,销毁完了,请你检查。”她走过去,拿起木棍,挑了几下,放下木棍,说:“好,我又办了一件大事。”她一边往回走,一边说:“要不是搞战备,要打仗了,我才不销毁这些材料呢!这些东西说明我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对此不只一次地肯定过。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来,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给他的材料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9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这一情节勾起我的一段回忆:中秋节那天晚上,江青从外边带回了两个玉米,她说:“主席给了我五个玉米,我给了康老、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个,这两个给我留半个,另外的给你们工作人员吃了吧。”这样,我也吃了一小截。毛主席送给江青的五个玉米是黏性的。当时,我对主席送给江青的玉米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五个没敢多想。

但是我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毛主席不太想见江青了。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还比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觉,不是在接见外宾,不是在参加常委会,她想去的话,只要打一个电话说去就去了。有时看了毛主席以后,她还在丰泽园(毛泽东住所)住上一个晚上,她说这是回家。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来电话,他说:“杨银禄同志,主席叫我通知江青同志,说他年纪大了,需要安静。如果江青要来看望主席或请示汇报什么,必须经主席同意才能来,如果未经同意,来了也不见。请你先向江青同志转达主席的指示,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我再跟她解释,这样做,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给江青传达这样的指示是很困难的,但是汪东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得听他的。明知此事汇报给江青以后,她会不高兴,甚至会发脾气,我也得硬着头皮报告她。不出所料,她果然大发脾气:“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还受限制?这是主席的指示,还是你们汪主任的意见?”我说:“汪主任说了,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她说:“是你们汪主任出的主意吧?我得亲自去问问他,我不相信主席会有这样的指示!”

1999321日,我们7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志,去看望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吴阶平同志,其中有康生的秘书黄宗汉。那天他悄悄地把我叫到一旁,问我:“老杨,有件事我问问你好吗?”

我说:“你问吧,没关系。”

他说:“19709月中旬,也就是旧历8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说说那件事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康生对于这件事,跟我说过:‘那五个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那五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说,庐山会议上的问题还没有完,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斗争中不要迷失方向,头脑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来主席对江青的看法有所变化,我的这种分析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这个人很聪明,也很敏感,她会领悟到主席送给她五个玉米的含义的。’”

黄宗汉说完,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对康生的解读将信将疑。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回忆说:“有一天江青几次打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可是,江青硬是闯到了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要到里面看看卫生,就出来。’年轻的哨兵被欺骗了,江青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后,就从室内游泳池北门进去了。她见到张耀祠就训斥道:‘你老糊涂了,为什么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地进了主席的卧室。主席见到她就发火了,立即把我叫去,狠狠地批评道:‘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不能来。’主席批评后,我马上找了张耀祠、陈长江等人开会,我对他们说,遵照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都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要给哨兵下死命令,当作政治任务来做,保证主席的安静和安全。如果没有经主席同意,江青执意要来的话,在宝光门检查站就开始挡驾,不让她往北来,执行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决,不能有丝毫的犹豫。”

 

“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

 

有一天,江青坐着大红旗轿车,高高兴兴地进了中南海,准备去见毛主席。到了宝光门,她叫司机向左拐,说是去见主席。警卫战士非常果断地伸手将红旗轿车挡住。

因为大红旗车是三排座位,车身很长,所以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江青没有看到哨兵伸手挡车。车停下后,江青问司机:“你怎么不走了?”司机说:“哨兵不让过。”江青听了以后,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质问警卫战士:“为什么挡我的车?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开!”

这时,一位干部立即从检查站室内走出来,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个军礼,解释道:“报告江青同志,对不起,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质问:“为什么不让我去见主席?这是谁的命令?谁敢挡我?”

这位干部回答:“这是上级的命令。”

江青进一步质问:“你的上级是谁?我去找他,岂有此理!”

这位干部和气地说:“我的上级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他们工作很忙,不好找。”

江青说:“那好吧,我的汽车就停在这里,我步行去主席那里,行不行?”

这位干部坚持原则,执行上级的命令坚决,他说:“那也不行,你现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请你原谅。”

江青气得两手发抖,满头冒汗,霍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举手就要打这位干部。这位干部不火不急,又向她行了个军礼,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首长,请你不要打人,打人是不对的!”

江青双眼圆瞪,两腮抖动,大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你敢还手?!”

这位干部说:“我们的上级教导我们,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请首长息怒!”

江青无奈,只好钻进汽车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

她知道没有毛主席发话,谁敢阻挡她呀!回到钓鱼台以后,她还不服气地打电话跟汪东兴吵了一架。

事后,汪东兴把警卫战士挡驾江青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以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态度很释然,连连点头说:“那好哇,挡得好哇。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还是不让她来我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宁了。”

汪东兴为难地说:“好是好哇,我就怕她对我说三道四,不好办。”

毛主席说:“你怕什么?不许她来是我下的命令,如果她找你的麻烦,有我顶着!”

为了见到毛主席,江青想了不少办法。她以锻炼身体为名,要求到主席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去游泳,这样她就可以趁机会很方便地见到主席。

第一次请示主席没有回音;第二次请示,还是没有回话;过了两天再次请示时,主席终于发话了,他生气地说:“江青这个人不理解人,也不体贴人。人老了,想安静些,她就是不让我安宁。江青要来,我就走。”

到了第四天,江青再次请示主席时,游泳池警卫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说:“主席到外地去了。”

我把毛主席去外地的消息报告江青以后,她非常生气地说:“怎么,主席到外地这样重要的情况,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还对我进行封锁?”

她沉思了片刻,又说:“我的身体不好,他是知道的,我想游游泳无非是想锻炼一下身体,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神经,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请示几次他也不回话,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原来他是想躲开我呀,既然不欢迎我,我也就不去了,何苦搞没趣儿。”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江青对主席发泄不满情绪。

江青怕牢骚话传到主席那里去,挨批评,又解释说:“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是最了解主席的性格的,他这是爱护我,怕游泳累着我,况且主席年岁大了,他想安静一些。虽然我是主席的妻子,可是这几年,想见主席一面是多么地不容易啊!你们不理解吧,这才叫政治夫妻呐。”

                                                    

江青的姐姐李云露

 

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想念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这个姐姐了,没任何来往。

1972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见到程师傅时,她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才没去要。

 

哥哥李干卿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3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我打电话,叫我报告江青,说她的哥哥和侄儿来北京了,要求见见江青,见与不见由她决定,“他们现在住在中直招待所,她要见的话,你给中直招待所的领导打个电话通知她哥哥”。我将此事报告江青以后,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这叫私闯京城啊!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我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最次的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他们来北京找我不就是要点东西吗?真是穷疯了,他们看到我送的东西,自然就会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我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李干卿胖胖的,身体很结实,他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满精神。自我介绍以后,我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他的儿子毕竟还是孩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江青的哥哥听我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我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我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躺在床上刚迷糊着,江青就打铃起床了,我又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江青到了办公室,我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她。她说:“这老东西真不识时务,他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真自不量力!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咬牙切齿地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我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据我了解,江青说的李干卿被审查和管教的事是这样的: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但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没敢查下去。1959年江青要接李干卿到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便责令山东公安厅正儿八经地查下去了。调查的结果是,李干卿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部队当过“师爷”,即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巡防组组员等职务。1939年,在日本宪兵队的威逼下,李干卿曾写信给江青进行策反。1945年李干卿曾入室抢夺王虎牌手枪一支。1948年至1951年偷窃过面粉,贪污大米、鸡蛋及数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数百元)人民币。李干卿的劣迹颇多,在“三反”期间受过处分。

后来,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了李干卿事件。因为对李干卿的调查激怒了江青,江青便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哭着说:“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呀!”随即陈伯达、江青从北京派出三人到济南把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锋、副厅长李秉正、交际处处长陈静波、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等六人全部逮捕。除陈国锋身患癌症外,其余五人用专机押送北京,受尽折磨,这桩案子到1977年才得到平反。

我不明白,一直为其哥哥鸣冤叫屈的江青,怎么一下子变了脸色,对李干卿的到来无动于衷。

我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我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我打电话问招待所,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当我把主席的话报告给江青以后,她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

 

江青与毛岸英、毛岸青

 

江青孤独的童年,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对人漠不关心的怪癖性格。在家庭中她没有最亲近的人,在工作环境中她没有最好的朋友,在人际交往中没有知己。她和她的子女们关系都不融洽。

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所生,是毛泽东很喜爱的长子,童年很苦,和母亲一起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母亲壮烈牺牲后,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一起以卖报纸、捡破烂为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关怀下,艰难地回到父亲的身边,后来到苏联留学。

19462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一天下午,毛岸英来到毛家坪,向爸爸汇报在国外学习的情况。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学的都是书本上的知识,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外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好,很好。”毛岸英非常爽快地答道。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打过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一再嘱咐他到了乡下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群众学习。毛岸英遵照父亲的嘱咐,背着小米、菜籽和被子去上“劳动大学”。到了乡下,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运肥,耕耘,除草,浇水,收割,样样农活都抢着干,不懂的虚心向农民请教。毛岸英“劳动大学”毕业,脊背晒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看到后,又听了儿子劳动锻炼的情况汇报,高兴得很。

毛岸英是一个非常听父亲的话又非常要强的好青年。以后他又到工厂做工,解放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支部副书记,雄心勃勃,血气方刚,很想干出一番事业来。朝鲜战争爆发,他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立即递交了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申请书。恰巧此时,彭德怀赴京向毛泽东汇报志愿军总部组建工作。毛泽东便把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要他带岸英到朝鲜去经受战火的考验。就这样,毛岸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祖国和他最敬重的爸爸,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195011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一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江青只比毛岸英大7岁,从江青进入毛氏家庭以后,就和岸英的关系不好。江青曾跟我们说过:“毛岸英是主席最宠爱的孩子,这我不反对,父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但是,毛岸英认为自己有文化,懂知识,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和我吵架。我虽然大不了他几岁,但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她的继母嘛。每次吵架,主席总是批评我,让着他,这样,他对我就更加放肆了,更不尊重了。有时,我们见了面他连话都懒得说一句,把脖子一歪走开了。哎,人都不在了还说他干什么,对过去特别不愉快的事情难以忘记,不想讲的事,又不由自主地讲出来了,还讲给你们这些孩子听,不必要。”

江青讨厌毛岸英是不足为奇的:一是因为岸英不是她亲生的;二是毛泽东喜欢岸英,江青嫉妒;三是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长子在家庭中的身份和地位特殊,这对江青野心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和威胁。

赴朝作战前夕,毛岸英与刘松林结了婚,刘不久在军队得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他们的爱情深厚,日子过得很美满。而江青与刘松林的关系很不好,刘松林说过,江青从一开始就对她“蔑视、嘲讽、侮辱”。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失去了亲爱的儿子,难过地掉下了眼泪,江青口中却经常哼着小曲子。刘松林说,岸英之死使江青感到“无限的狂喜”。毛岸英的葬礼,江青没有参加。而且,江青慢慢地对刘松林施加各种压力,逼她搬出中南海。后来,江青又没收了刘松林进出中南海大院的通行证。

刘松林听到毛泽东和江青争论她的前途问题。江青坚持取消给刘松林的生活补贴,毛泽东愤怒地对江青说:“只要我有一口气,我就要照顾刘松林。”毛泽东和刘松林谈话,抱怨江青的唠唠叨叨,抱怨她对毛岸英没有感情。他气愤地来回踱步,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古书,给松林读了一篇描写树木河流的浪漫的散文:“树老了,落叶飘零,慢慢地倒下死去;旁边长期陪伴着它的河流,为大树的死去黯然神伤,慢慢地停滞了,干涸了。”毛泽东告诉松林,江青对这个家的感情,还不如河流对大树的感情。毛岸英对江青冷酷的心,非常反感。岸英赴朝参战前夕对刘松林说:“我走了,你出院后,每个礼拜六要去看看爸爸,不要我不在你就不去了。”

岸英又对刘松林说:“江青只顾她自个儿,根本不照顾岸青,她不爱我爸爸。我曾骂过她,说既然你不爱我爸爸,滚开就是了,何必赖在这里。你也得小心,她这个人是很记仇的……”

使江青最感到讨厌的还是毛岸青。岸青曾被人打伤过头部,大脑受过损伤,心理状况一直不好。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对岸青的精神造成了进一步打击,1951年秋季发过一次比较厉害的精神分裂症。当时,他在中央马列研究所工作,在办公室里与人吵架,发脾气。父亲把岸青叫到中南海,开导他,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恢复精神健康。江青却对毛岸青横眉竖眼地进行训斥,并把他关进一间屋里。岸青的病情进一步恶化。

后来,岸青被送到大连的某医院进行治疗。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姓徐的护士。江青大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搞对象。于是,江青提议把他送到苏联去养病。岸青在莫斯科又爱上了一位苏联护士。这一次,江青一反常态,出人意料地表态,岸青应该与那位苏联护士结婚。她是想叫岸青在苏联定居,这样永远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去掉一块心病。本来很吝啬、一毛不拔的江青,却把项链和衣料送到莫斯科,作为礼物送给未来的新娘。遗憾的是这桩婚事没有成功。

江青听到岸青与刘松林的妹妹邵华相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坚决抵制。江青开始控制岸青寄往中南海的信件,扣下很多,并烧毁一部分。毛泽东发觉后,给岸青写信:“你写给我的信,不要经过他人,最好叫松林、邵华或李敏转交给我。”毛泽东说的他人显然指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岸青与邵华结了婚。为此,江青好几年没有和岸青说话。

江青阻止、反对岸青与邵华的婚事是显而易见的,她是怕他们结婚后会在毛家增强“杨开慧的势力”。江青这种怀疑使家中本来紧张的关系又进一步恶化。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