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在当代中国何以不能根除？

腐败作为一个存在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可以说自从国家这个庞大的政治怪物出现之日起就开始崭露头角，虽然自其出现之日起就不断为社会公众所诟病，但是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千百年来弦歌不断，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安营扎寨，并繁衍里越来越多的“孝子贤孙”。 这些“孝子贤孙”们背靠社会公众这个数量庞大经济大树，不断地用腐败的卑鄙手段从公共资源中吸取乳汁，于是，一个个所谓的富翁或者富婆产生了，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利和靠贪污得来的金钱左右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命运，制造了一副依靠权利而轻松发家致富的迷人的政治图景，吸引了大批的青年积极加入到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中间，企图通过手中的权利进而获取不正当利益达到迅速发家致富的目的。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所谓的考“公务员”热，也可以从这一视角进行一番解读。
我首先从作为执政者的人入手，略微探讨一下腐败存在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作为一篇对于当代中国政治进行探讨的小文章，这一方面的论述只能是点到为止，并不做深入的分析和探索。人，这个以社会性为本质特征的动物，他所具有的很多基本特性在很多时候往往被我们的社会学家们所忽略。笔者在这里探讨的作为人的特性之一就是人作为动物本身存在的巨大的需求问题，也就是说，人是欲望的动物。他的肉身的存在决定了他具有更多地占有社会或自然资源的心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将来的制度完善到什么程度，腐败这一现象始终是不能杜绝的，除非如伟大的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国家消失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当代中国发展史中得以佐证。在毛时代，中央高度集权，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成功地俘虏了大多数民众的头脑，政府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成了大多数社会公众唯一的思想资源。那个时候的政府官员或者那些被称为“公仆”的人，在现在的人们看来，无疑是廉洁的典范（这也是某些中年人在新时期突然开始怀恋那个时代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们用苛刻的标准来看的话，腐败虽然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可是不能说那个时代不存在腐败，只是那个时代的腐败在今天的贪官们看来，恐怕连小菜一碟都算不上。
上面谈到了当代中国的政府官员在毛时代的相对纯洁性，也可以将此现象与后来愈演愈烈的腐败浪潮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实际上，没有这种对比，我们就无法真正认清当代中国政治腐败是如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
唯一可靠的解释就是利益，这是当代社会几乎是一切活动得以进行的真正原动力。要考虑腐败问题，利益纬度是进行这种分析的主要内容。我们上面也已部分谈到，在毛时代，通过政治高压以及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有力运作，官方意识形态制约了大多数社会公众的思想，人们普遍相信“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是一种美德，腐败现象也因此得到了有效地遏止。部分铤而走险的“出头鸟”则被处以重刑，甚至有官员为少数的贪污而送命。张子善、刘青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另外，执政当局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这种努力的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官员在一定范围内所拥有的物质使用特权。这当然不同后来的所谓“以薪养廉”。在毛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某些物质上的享受不是有钱就是可以享受到的。比如在“文革”中，一些被宣布为“毒草”的文艺作品只有达到某个级别的人才能通过内部渠道得以阅读。当然不仅仅是这些，徐贲在《“文革”时期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一文中对文革时期的物质分配有较为详尽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在毛时代，还有一种现象也颇值得关注，即特权利益分配中的“用而不占”现象。对于某些物质用品，一般是所有权属“公家”所有，而使用权属于个人。也正是存在着这样的物质分配方式，在毛时代，“公家人”三个字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非同凡响的魅力。这样的分配方式在客观上遏止了腐败现象的泛滥。
毛时代结束以后，正如王力雄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阶级斗争被取消，中国公民的日常性生活自由得到了保障。同时，随着邓改革开放的大力推进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旧有的意识形态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人们变得世俗而实际，诸如共产主义等乌托邦式的浪漫幻想逐渐成了明日黄花，金钱成立主宰人们日常生活的决定性力量。以前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成天想着怎么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终于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公务员”。这个名称之间的变化所蕴涵的政治信息令人深思。随着意识形态和旧有体制的土崩瓦解，政府官员所享有的一系列的特权也随之消失，这时候，利用手中的权利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已经成了大多数为官者的普遍共识，终于在后来演变成了轰轰烈烈的腐败和反腐败运动。腐败，由此成了当代中国政治一个不可摆脱的阴影。
当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富悬殊，改革的成果落入了少数利益集团的腰包，形成了最广大的贫困者与少数庞大的利益集团并存的局面，毛时代颇为得意的“中产阶级”（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他们一般收入稳定，拥护执政者的领导。）不复存在。昔日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开始了大规模的下岗，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中产阶级”的土崩瓦解带来了新的问题，即整个社会变得极不稳定，统治者要想继续进行统治，就不得不对各种局部动乱进行镇压。镇压需要有强有力的执行者，这个执行者就是现行的官僚体制，离开了这个官僚体制，统治者们所谓的计划、决策等等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我们谈到，旧有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后，最高统治者要维持官僚集团的继续正常运行，利益的引诱成了唯一的手段。但是还需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是，旧有的意识形态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土崩瓦解，但是那个空壳还存在，官僚集团不可能从正常渠道明目张胆地得到更多的利益，只能寄希望于“灰色收入”。最高统治者对于种种腐败现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迁就的态度。如果对于腐败的惩治力度过大，官僚集团的成员没有利益提成，官僚集团的组建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