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山水间的民间穷人银行.

茅于轼 原创 | 2009-07-22 19:49 | 投票 投票人 标签： 银行 穷人 小额信贷 民间 尤努斯 

　　打造山水间的民间穷人银行

　                        　首席记者 冯迪

　　

　　A引子

　　    20多年前，一位赤贫的孟加拉妇女用格莱珉银行借给她的27美金购置了简单的工具和材料，开始手工编织，养活了自己和孩子，获得了尊重和自信。格莱珉银行是孟加拉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发明的专门借钱给穷人的乡村银行，这个甚至借钱给乞丐的银行的还款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并且完全实现盈利。今天格莱珉银行已遍布世界，使13000万贫困人口受到援助。尤努斯因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这样说：“持久的和平是只有当大量的人口找到真正摆脱贫困方法的时候才能出现的。”

　　    8年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山西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小额信贷项目启动。这其实就是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最早的七个试点之一。6名办公人员和10名信贷员，从550万元本金开始，一路淌过艰难曲折，今天，服务社项目本金已共计1964万元，累计放款额度达到10826多万元，使近四万户（次）受益，已完全实现了“为真正的穷人提供资金支持、提高穷人的自立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这三大目标。

　　    长期以来，以扶助中国基层农民脱贫致富为目的设立的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一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如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杜晓山所说：“一是贷款到不了穷人手里；二是贷款不管到谁手里都收不回来；三是做放贷款的机构必须依靠外部的补贴才能生存。”而以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为代表的这些隶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机构，却以其真实的成功证明了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做到了政府希望做却没做到的事，同时避免了政府不希望却无法避免的三大问题。也因此，它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认同。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投资官员王建盛这样评价：“与国内正在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相比，它带有更多的扶贫色彩，但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让我们走近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以下简称服务社），期望以近距离的观察与诠释，为中国基层人民的脱贫与致富积累一个极佳的样本。

　　

　　B目标

　　    “小额贷款，就是给穷人一点点资金和一个机会，培养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自我发展，摆脱贫困。”——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冬文语

　　

　　   （51岁的张云德是服务社负责人。39岁的李瑞平是服务社信贷员。跟着他们走乡串户采访，我很沾光地也受到老乡热情的招呼。显然，大家对服务社小额贷款十分认同与欢迎。）

　　    韩瑞红将称好的青椒装入买菜人的篮子里，接过钱招呼着对方“慢走”，一边搬过空菜筐倒扣在地上，垫上干净的塑料袋，我们就坐在筐上开始了攀谈。四年前，她向服务社贷款2000元用来进货——她在村里开了一间专售烟花爆竹的小店——趁着春节赚了笔钱。两个月后她开始还款，每月还200元，10个月还清，利息是12%。这样的还款方式一点也没有让她感觉到压力。在尝到甜头后，她又向服务社贷过三次款，分别是两个3000元和一个5000元，用于购买农用车，跑运输和租赁给别人耕地。眼下她家已拥有两辆农用车。加上种三亩地的收入，韩家的生活水准在这个一百八十多户人家的小村里，算得上是小康。“现在我有资格贷到一万了，但我只贷五千。咱农民实际，能还得多少就贷多少，不贪。”她很干脆。

　　    赵瑞雪则在今年三月份开始了面皮和豆腐的加工生意。她每天能加工4公斤面粉，销往周边5公里内的乡村，每天净收入在60元左右。加上种地和丈夫开农用车跑运输的收入，日子也过得很安稳。买磨豆机花的一千多元和买农用车花的7000元，也是通过三次向服务社贷款购置的。凭借这几笔数额不大的本钱，她家的生活大大得到了改善。而这些钱，她很难从亲朋好友处借到，因为大家都不宽裕。“新的贷款产品啥时候下来？”临别时她关切地问李瑞平。

　　    在王彦林家，这个中年农民停下作坊中轰鸣的石材切割机，满面笑容地迎上来。三年前他用家中全部积蓄购置了机械，买原料的钱就没了着落。他从服务社贷到了这笔钱，然后迅速开始了石材加工业务，很是兴旺。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他继续贷款3000元、5000元直至10000元，加工量越来越大，收入也越来越多。村里有五六家这样的石材加工作坊，每家都有向服务社贷款的经历。这种贷款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流动资金压力。
……如果说，中店村这三家农户充满企业色彩的副业加工成果还不足以证明小额贷款的作用，那么接下去对芹泉村和西黄漳村两户农家的采访，则更体现了小额贷款对从事单纯传统种植与养殖业的农户的扶持。

　　    顺着猪圈的味道我们来到段瑞红的猪场。三年前，段瑞红贷款2000元买了几只母猪仔，靠着它们和屡次加大数额的贷款，到去年她家建起了这排十多间猪舍、存栏上百头猪的猪场，这样的发展程度让她对前景充满信心。每月还款七八百元早已不是问题了。在猪场外，她擦去脸上的汗水，关心地询问下一步能不能贷更多的款，而张云德则扳着指手给她讲：“贷款没问题，但你应该先考虑让栏里时时有大猪也有小猪，不能一年两次出货，栏里不是太满就是太空……”她听着，频频点头。

　　    自打双胞胎女儿降生后，28岁的宋彦军就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和妻子用心经营着6亩菜地。如今像他这样“愿意在地里刨食”的年轻农民已经不多见了，但他却分明感觉“能和家人守在一起，踏踏实实种好地，比出去打工强。”前年他用全部积蓄三万元建起一座温室大棚，又从服务社贷款3000元购买菜种肥料，当年种菜收入就达到一万三千元——他同时获得的还有服务社提供的无偿种植技术培训。第二次他贷款7000元又建了座弓棚，等这笔款还清后，他打算第三次贷款进一步扩大大棚规模。采访结束后他们小俩口各抱一个宝宝将我们送出门外，走出很远了，他们还在阳光下挥手。

　　    在左权县上万户接受服务社小额贷款的农民中，大多数都有多次贷款的经历，最多的已贷了八次。“顶事！”这就是农民对小额贷款最朴实也最有力的评价。

　　    2007年，服务社又率先开始了以城镇下岗职工为对象的贷款项目。下岗前当售货员的赵艳凤通过向服务社贷款，在县城丰润商厦开起了服装店，旺季时一个月就有5000多元的利润。曾经是县商业食品公司糕点师的李海霞通过贷款，购置了机器租赁了店面，经营起糕点铺，一年净赚达4万元。还有卖箱包的陈素青……在覆盖城镇的贷款并受益户中，60%以上是妇女。
　C模式：

　　    通俗地讲，小额贷款就是合国情合地情合人情、合理合法又实用有效的半民间性质的高利贷。

　　我们有必要解释这些问题：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究竟是什么身份？它的小额贷款与众多的农村信用社的小额贷款究竟有何不同？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立项的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2001年12月在左权县民政局注册。2005年基金会所有小额信贷操作机构完成改制，由当地社团组织变成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下属分支机构，2009年4月又再次成功转型为中和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

　　    成立之初，在当时机关工资都发不出的困难情形下，左权县政府挤出300万元配套资金，加上香港嘉道理基金会捐赠的250万元资金，共同构成小额贷款的本金，开始放款。

　　    要贷款的农民无须抵押，但要由五户组成一个联保小组，作为一个共同体互相担保。每个月每个小组要开一次会，以培训为主要内容，有项目知识、实用技术等，同时进行农户微型项目审查、借款审议、贷款的发放与回收、示范户的经验交流等等。最初规定，第一次借款可申请1000元项目资金，农民根据实际选好适合自己的项目并以此申请贷款，经小组会议审议后报至信贷指导员，审核后再上报至服务社审定通过，一个月内就可以拿到贷款。农户需分两次付清所借资金７％的用管费。农户从借得贷款后得60天起开始还款，分10次还清，这就是一轮贷款。借过一次，且借款周期不少于６个月并按期全部还清的，可申请2000元；借过两次，且平均借款周期不少于６个月并全部还清的可申请3000元。

　　    而农村信用社的方式是整贷整还，不允许分期还款。而且，由于体制原因，5000元以下的贷款对农信社根本没有吸引力。虽然只是区区两三千元，农民也很难从信用社贷出款来。也因此，服务社得以拥有极大的生存空间。

　　    最初由于缺乏经验，个别信贷员未能按规则执行放款，最终导致了第一轮放贷逾期率过高，项目资金亏损严重。中国扶贫基金会立即下令左权县服务社停止放贷，进行内部整顿，直到2003年8月份才重新恢复。在三天报告制、七天汇款制、当天现金存行制等严格的制度保证下，经过两年艰难运作，情况开始好转，到2008年，左权服务社放款量和放款覆盖率已居全国各服务社之首，得到了包括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内的高层领导的高度评价。左权的成功坚定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决心。服务社在全国的试点由7个渐渐增加到13个又增加到26个。

 随着社会发展与物价上扬，起点为1000元的农户借款额度已调整过两次，今天它的门槛是3000元到1万元，用管费也随之涨至12%。张云德多次打报告建议产品项目可以分层化，最低的不变，最高的上调到三万元。这个制度有望在两个月后实施。“这样才能吸引那些已经开始致富、有一点规模、需要更多流动资金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社培育出的市场，恰恰被今年春天中国邮政开始的贷款上限为三万元的小额贷款项目给抢去了。“没有一劳永逸。市场随时在变。如今服务社的难题已不再是资金不够，相反，钱很多，贷出去了却比以前难了。”

　　    至于服务社员工的运转经费和员工工资，则完全来自于“用管费”。这也是服务社本身生存的唯一收入来源。按基金会规定，信贷员的基本工资不到100元，但是每万元回款个人可以提成170元。今天，服务社成绩最好的信贷员月收入已可达两三千元，而且所有信贷员每年有外出培训的机会，去过西安、厦门等地，他们自豪地说自己“比公务员还牛”。当然，这也需要付出太多倍的辛苦。

　　    通俗地讲，小额贷款可以理解为合理合法的高利贷款。12%的用管费算不算高？借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回答：“一般农村民间贷款的年利息率达到25-50%，通常称这些贷款为高利贷。小额贷款的利率比这样的高利贷还是低得多。 ”

　　  

　　D愿景：

　　   打造山水间的民间穷人银行，让它们遍布山西的旮旮旯旯。

　　    对于段瑞红、王彦林这样的农民，对于赵艳凤、李海霞这样的城镇下岗职工，他们有愿望、有技术也有项目，他们只是缺少一点点启动资金，一旦获得这点小资金，他们的潜力就立刻会得到激发和运转，摆脱困境并可能进一步致富——这就是服务社小额贷款针对的服务对象。农村信用社和社会小额信贷公司不屑一顾的贷款额度和相对长期分散的还款周期——这就是服务社小额贷款的生存空间。整贷零还、不至于有压力的还款模式，五户联保或个人担保的申贷程序，严格的财务和管理制度，一定比例的贷款损失预提——这就是服务社小额贷款的风险规避措施。如今，同样的试点在辽宁已有8个，而在山西仍然只有左权一处。而山西的贫困人口远不在少数。张云德的希望是，能让这样的试点也遍布山西的旮旮旯旯。

　　    我们再来看一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山西试点。早在1993年，64岁的茅于轼刚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就在临县设立了一个扶贫性质的小额贷款基金试点。16年过去了，基金的规模从最初的500元发展到今天的数百万元。与左权模式不同的是，他的资金可存可贷，以2%～3%的利差维持基金会的运转。但从政策层面上，他的试点一直被指责为“非法集资”，多年来老先生一直在呼吁小额信贷的可存可储的合法化。

　　    无论是茅老的试点，还是左权服务社的经验，无一不是在为中国广大贫民的脱贫进行的认真摸索与努力实践。如今，就在6天前，6月18日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那些满足条件的民间小额贷款公司终于有望转变成为村镇银行。尽管阵地不同，但日渐拓展的金融空间同样让左权服务社们拥有了更足的信心。“让穷人银行遍布山水间”的愿景，应该此去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