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差钱？我扶助！山水间穷人银行惠泽左权近四万家户

　　20多年前，一位赤贫的孟加拉妇女用格莱珉银行借给她的27美金购置了工具和材料，开始以手工编织养家，获得了尊重和自信。格莱珉银行是孟加拉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发明的专门借钱给穷人的乡村银行，今天，格莱珉银行已遍布世界，使一亿三千万贫困人口受援。尤努斯因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一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如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副所长杜晓山所说：“一是贷款到不了穷人手里；二是贷款不管到谁手里都收不回来；三是放贷机构必须依靠外部补贴才能生存。”而以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为代表的这些隶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机构，却以真实的成功证明了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投资官员王建盛这样评价：“与国内正在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或村镇银行相比，它带有更多的扶贫色彩，但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

　　让我们走近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 （以下简称服务社），期望以近距离的观察与诠释，为中国基层人民的脱贫与致富积累一个极佳样本。

　　目标——

　　“小额贷款，就是给穷人一点点资金和一个机会，培养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自我发展，摆脱贫困。”——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冬文

　　韩瑞红将称好的青椒装入买菜人的篮子里，接过钱招呼对方“慢走”，而后搬过空菜筐倒扣在地上，垫上干净的塑料袋，我们就坐在筐上开始了攀谈。4年前，她向服务社贷款2000元用来进货——她在村里开了一间专售烟花爆竹的小店——趁着春节赚了笔钱。两个月后她开始还款，每月还200元，10个月还清，利息是7%（当年）。这样的还款方式一点也没有让她感觉到压力。在尝到甜头后，她又向服务社贷过三次款，分别是两个3000元和一个5000元，用于购买农用车，跑运输和租赁给别人耕地。眼下，她家已拥有两辆农用车。加上种三亩地的收入，韩家的生活水准在这个180多户人家的小村里，算得上是小康。“现在我有资格贷到一万元了，但我只贷5000元。咱农民实际，能还得起多少就贷多少，不贪。”

　　我们来到段瑞红的猪场。三年前，段瑞红贷款2000元买了几只母猪仔，靠着它们和屡次加大数额的贷款，去年她家建起了这排十多间猪舍、存栏上百头猪的猪场，这样的发展程度让她对前景充满信心。每月还款七八百元早已不是问题了。她擦去脸上的汗水，关心地询问下一步能不能贷更多的款。

　　自打双胞胎女儿降生后，28岁的宋彦军就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和妻子用心经营6亩菜地。如今像他这样愿意在地里刨食的年轻农民已经不多见了，但他却分明感觉“能和家人守在一起，踏踏实实种好地，比出去打工强”。前年，他用全部积蓄3万元建起一座温室大棚，又从服务社贷款3000元购买菜种、肥料，当年种菜收入就达到13000元——同时获得的还有服务社提供的无偿种植技术培训。第二次他又贷款7000元建了座弓棚，等这笔款还清后，他打算第三次贷款进一步扩大大棚规模……

　　在左权成千上万接受服务社小额贷款的农民中，许多都有多次贷款的经历，有的已贷了8次。“顶事！”这就是农民对小额贷款最朴实也最有力的评价。

　　2007年，服务社又率先开始了以城镇下岗职工为对象的贷款项目。以前当售货员的赵艳凤通过向服务社贷款，在县城开起了服装店，旺季时一个月就有5000元的利润。曾经是县商业食品公司糕点师的李海霞通过贷款，购置了机器租赁了店面，经营起糕点铺，一年净赚4万元。还有卖箱包的陈素青……在覆盖城镇的贷款并受益户中，60%以上是妇女。

　　模式——

　　通俗地讲，小额贷款就是合理合法又实用有效的高利贷。

　　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究竟是什么身份？它的小额贷款与众多的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究竟有何不同？

　　由中国扶贫基金会立项的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2001年12月在左权县民政局注册。2005年基金会所有小额信贷操作机构完成改制，由当地社团组织变成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下属分支机构，2009年4月又再次成功转型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

　　成立之初，在当时工资都发不出的困难情形下，左权县政府挤出300万元配套资金，加上香港嘉道理基金会捐赠的250万元，共同构成小额贷款的本金开始放款。要贷款的农民无须抵押，但要由五户组成一个联保小组，作为一个共同体互相担保。第一次借款可申请1000元项目资金，一个月内就可拿到贷款。从借款后60天起开始还款，分10次还清。借过一次且借款周期不少于6个月并按期全部还清的，可申请2000元、3000元……直至一万元。

　　而农村信用社的方式是整贷整还，不允许分期还款。而且由于体制原因，5000元以下的贷款对农信社根本没有吸引力。虽然只是区区两三千元，农民也很难从信用社贷出款来。也因此，服务社得以拥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到2008年，左权服务社放款量和放款覆盖率已居全国各服务社之首，得到了包括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在内的高层领导的高度评价。左权的成功坚定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项目决心。服务社在全国的试点由7个增为13个又增为26个。

　　随着社会发展，今天的借款起点额度已增至600元。“最好能达到3万元。这样才能吸引那些已经开始致富、有一点规模、需要更多流动资金的农户。”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社培育出的市场，恰恰被今年春天中国邮政开始的贷款上限为三万元的小额贷款项目给抢去了。“以前服务社的难题是资金不够，现在相反，钱很多，却难往出贷了。”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负责人张云德说。

　　至于服务社员工的运转经费和员工工资，则完全来自于贷款额度12%的“用管费”。这是服务社生存的惟一收入来源。12%的用管费算不算高？借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回答：“一般农村民间贷款的年利息率达到25%-50%，通常称这些贷款为高利贷。小额贷款的利率比这样的高利贷还是低得多。”

　　愿景——

　　打造山水间的穷人银行，让它们遍布山西的旮旮旯旯。

　　对于段瑞红、宋彦军这样的农民和赵艳凤、李海霞这样的城镇下岗职工，他们有愿望、有技术也有项目，他们只是缺少一点点启动的资金，一旦获得这点小资金，他们的潜力就立刻会得到激发和运转，摆脱困境并可能进一步致富——这就是服务社小额贷款针对的服务对象。太低的贷款额度和相对长期分散的还款周期为农村信用社和社会小额信贷公司所不屑——这就是服务社小额贷款的生存空间。整贷零还、不至有压力的还款模式，五户联保或个人担保的申贷程序，严格的财务和管理制度，一定比例的贷款损失预提——这就是服务社小额贷款的风险规避措施。如今，同样的试点在辽宁已有8个，而在山西仍然只有左权一处，而山西的贫困人口远不在少数。张云德的希望是，能让这样的试点遍布山西的旮旮旯旯。

　　我们再来看一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山西试点。早在1993年，64岁的茅于轼刚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就在临县设立了一个扶贫性质的小额贷款基金试点。16年过去，基金规模从最初的500元发展到今天的数十万元。与左权模式不同的是，他的资金可存可贷，以2%－3%的利差维持运转。但从政策层面上，这个试点一直被指责为“非法集资”，多年来他一直在呼吁小额信贷可存可储的合法化。

　　无论是茅老的试点，还是左权服务社的经验，都是为中国广大贫民的脱贫进行的认真摸索与努力实践。今年6月18日，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发布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那些满足条件的民间小额贷款公司终于有望转变成为村镇银行。尽管阵地不同，但日渐拓展的金融空间同样让左权服务社拥有了更足的信心。“让穷人银行遍布山水间”的愿景，应该此去不远了。

　　首席记者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