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是对正统教育不实在的一种反动

毛牧青/文

近来，就网络和一些纸质媒体上的恶搞现象引起争论，赞赏者有之，讨伐者有之。它与网络暴民（或道德审判）如同孪生兄弟，一唱一和，冲击着民族文化底线，颠覆着民族传统道德。
恶搞是新名词。据说是通过日本、台湾和香港的网络游戏渗透到大陆的舶来品。何谓“恶搞”？单从字面上理解，大约可以理解成故意用不恰当甚至意淫的篡改手段达到某种目的的含义吧。从胡戈令陈凯歌七窍生烟的《一个馒头的血案》，到胡倒戈的拿“红色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开涮，再到最近对“梨花体”诗人赵丽华的肆虐，可以说网络上恶搞从个人行为演化成群体行为，确实成为我国目前一道特异的文化风景。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中国特色”的现象呢？
其实恶搞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还在小学高年级时，我的一个小伙伴用今天时髦的叫法就恶搞过。他把红色经典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的头两句篡改为“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要求上级每人发一个”而公开嚷唱。幸好那时年龄小，传唱范围小，没有引起校方的注意。否则，岂不是“政治事件”而追究责任？估计那时他篡改歌词是无意的，无非是好玩罢了。事后的几十年，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官方对历史照片采取的实用主义“换头术”、“切割术”等等，让我看到和听到的类似的五花八门的恶搞，岂止这些？
上述举的例子只是狭义的恶搞——一种无聊和出风头的行为。换到广义上讲，凡是别有所图故意在意识形态上、民族文化上、经济效益上等等方面搞“为我所用”的篡改，是不是也可以称做为恶搞，这个大家可以讨论，反正我认为是——而且是更为严重的“恶搞”。
有一种很普遍的恶搞，可以说是人们宣泄一种忿忿不满的情绪。这种背景下的这种恶搞，貌似凸现的是值得警觉的不安定潮流，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不作为不检点导致的恶果的文化现象。就象近些年来反映在民间出现的政治笑话、讽刺民谣和黄色段子，它们无视各种权威和“大人物”，恣意拿他们打诨开涮，在人们哈哈大笑和会意韵味中产生深层次的遐想。这是不是恶搞？回答显然是肯定的。这种“恶搞”反馈的是货真价实的警钟——尤其对执政者而言。如果此刻执政者头脑冷静恰当对待，从“恶搞”中认识到是实质含义，及时引以为戒矫正自身痼疾，显然是应该持欢迎态度正确对待这种所谓的恶搞。如此而已。
一种现象不知大家是否认为是名副其实的恶搞，即以正人君子面孔恣意篡改历史为“正史”，随意篡改真相为“事实”的行为，并不顾道德理念变为实用主义的蛊惑人心伎俩。譬如在慷慨激昂抨击他人他国篡改历史事实时，自己却脸不红心不跳地篡改自己的历史。对这种卑鄙行为，岂止是恶搞，简直就是误人子弟和犯罪。
我是生在建国年，长在红旗下的那代人。几十年的正统理想教育使我坚守这种潜移默化的信念至今仍不能泯灭。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多数会认为我这种意识是陈旧的。他们成长的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一种新旧制度更迭时期。物欲横流现实与正统教育崇高的相悖，直接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极大的冲击：美好的理论与严酷的实践，高调的口号与市侩的行为。自己受到的理想道德教育，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却行不通呢？特别是分配不公、风气腐败、人际市侩、感情冷漠等等丑恶社会现象充斥他们的周围，使他们产生了焦虑、不满和浮躁。这种情绪在青年中尤烈。在目前并不太宽松的环境下畅所欲言表达这种情绪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便成了宣泄这种情绪的平台。恶搞就是一种表现形式。这些青年人借助社会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一些现实反其道而行之，或痞子或愤青或“暴民”般调侃正统、冒犯权威、颠覆经典、亵渎正经、恶搞常规，以另类的面目质问、抨击虚伪道德和正人君子，于嬉笑怒骂中弹劾“主旋律”作品。
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谁之过？
这里我想举例谈谈不久前被恶搞的“红色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看法。
据说胡倒戈恶搞《闪》片后，遭到“八一”厂和一些权威家的谴责。大意为恶搞超越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侵害了创作者的权益，亵渎了“红色经典”和英雄人物，颠覆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等等。
《闪闪的红星》是“红色经典”么？我看未必。
经典，应该是能经得起历史各个时期阶段推敲并为所有人津津乐道长久不衰的精品。它首先应该具备人文思想和超越所谓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如莎翁的戏剧、巴翁的《人间喜剧》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某些“经典”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市场，姑且也其为经典，如曾经影响人类的各种流派的思想理论著作。
“红色经典”中的“红色”，显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经典”，只能在这种意识形态统治下的特定环境中才能自诩为“经典”。《闪闪的红星》被称做为“红色经典”，就是按照正统分析应思想第一艺术第二来评判，其也难以成立的。
首先从思想上看，《闪》片阶级仇杀贯穿整个剧情。这种情形历史上或许是事实，反映了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残酷。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继续过多的宣泄这种情绪未必是好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假，但恣意宣泄仇杀并让人永记不忘不足取。影片没有脱离“文革”的桎梏框架，以“左”的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脱离实际“高、大、全”表现手法，突出正面人物形象。主人翁潘冬子有一段名言“妈妈是党的人，我是党的孩子”完全超出当时背景下没有文化知识的穷苦孩子的正常思维，给人的感觉比较虚假……因此，作为一种“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意识形态传统教育故事片，在一段时间内放映是可以的。但作为“经典”长期吹捧值得商榷。
再从艺术角度上分析《闪》片。整个影片除了反面人物胡汉三有老演员刘江表演的可圈可点外，其他人物全部是话剧做派，举手投足造型干巴造作。尤其是红军的“行头”，全部是崭新挺括的新军装（呵呵。好象是70年代很时兴的涤棉混纺的“的确凉”吧），红五星也是金属的，像六十年代中期新军装的帽徽。完全脱离当时苏区红军艰苦条件下邋遢和杂乱的军装真实情形。剧情雷同模式不变，看了开头就会合理想象结局。……因此，《闪》片几乎可以说无艺术可言，与六十年代文革前诞生的《地道战》、《地雷战》等“红色经典”也无法比拟。
《闪闪的红星》诞生于1970年代中期，是人们高吭“八个样板戏”红色经典后，荒芜的电影开始出现创作“复苏”现象，就是在当时也没有人笃定它为“红色经典”。从它一放映起，就被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所“实用”。因此该影片也遭遇“两起一落”的厄运——用今天时髦的语言讲，也被“政治实用”恶搞了一把。
1976年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闪》片成了批邓的急先锋广为舆论和媒体所借用。一时间“胡汉三”成了小平同志的代名词；“还乡团”成了“对文革反攻倒算”的同义词；胡汉三的名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成了邓小平主持工作“否定文革”的潜台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除了军旅作曲家傅庚辰和歌唱家李双江留下几首脍炙人口的插曲被人传唱外，这部电影因为上述政治原因立马被打入冷宫。不知近年何种原因，该影片又被重新推出，还冠以“红色经典”，令人匪夷所思。
就是这样一部带有特定时期“左”的臀记的影片，不小心被恶搞一下我看未必值得兴师动众问罪。其实它早就被“政治实用”恶搞了（或说被强奸了），如今被网民调侃折腾一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几乎同一时期并遭啼笑皆非同样下场的电影还有《海霞》、《青松岭》、《创业》、《决裂》等影片。
坦率讲，我不赞成恶搞。但对目前一些丑陋社会现象引发的恶搞，我又认为有合理的成分。对这种恶搞，我还是持有肯定的态度。
许多事情说明，真正的“恶搞”滥觞，不是别人，正是我们高调实用的教育制定者、为人师表的权威、名流……我有时想：我们常年的各类教育，不可谓不“精心设计”，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绪？大约与课堂、经典的美好憧憬教育与踏入社会面对的严酷现实大相径庭碰撞有关。理论的巨人与实践的侏儒产生的强烈反差，直接诱发许多青年人幻想顷刻间崩塌。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我们的各类正统教育，是否与现实脱节有关。换言之，不实在的说教，导致实在上的反叛，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各类教育的失策或失败呢？因此出现“你能放火，我为什么不能点灯”、“你和尚摸得，我为什么不能摸”的轻佻质问和蔑视行为，也就不奇怪了。我们有时播下了许多跳蚤，自然收获不会是龙种了！
现在，名目繁多的各种恶搞仍在继续：“裸体艺术”现身，说明教授开始恶搞了；“梨花体”遭嘲弄，说明诗人开始被恶搞了；洪峰沿街乞讨，说明作家主动恶搞了……以后还有什么被恶搞，大家将拭目以待。
所以我认为：恶搞，实质上是对正统教育不实在的一种反动，决不是危言耸听！
2006年11月4日下午草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