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恶搞的生存路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2:29:02
我们时代的恶搞，以外来的Kuso文化为内核，融合了本土无厘头精神，以戏仿、变造、拼贴等手法来达到取乐目的，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把无意义的行为变成了有意义的创意发表活动。
恶搞，在今年因为胡戈的一个小作品而热度直升。据胡戈解释，恶搞，不是恶毒地搞，而是说程度上非常地搞。恶，非常，搞，乱来，这个解释简单粗犷，虽然解决了外延，但没有解决内涵。
很显然，恶搞不是2006年的第一场雪，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词汇或者现象出现。比如，小胖，这个南宁第十四中学的学生，一张校运会上的照片莫名其妙地被流传出去，因其愤世嫉俗式的一回眸而成为网络PS族的最爱。他的头像切换在各种场景，被用于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不仅成为中国网民最喜闻乐见的人物，也享誉世界，你可以用Google搜一下“the famous fat boy”。
在讨论到小胖、猥琐男等图片变造现象的时候，最常提到的一个词是Kuso，这无疑可以成为恶搞的重要源流之一。Kuso，日文，做名词时意思是“屎”，或者可以说“可恶”，在网络时代里，它被普遍理解为故作无聊拙劣的改编。Kuso原教旨主义者认为，Kuso仅限于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书，Game游戏。由此，又引发出“萝莉控”、“御姐样”、“御宅族”、“电车男”等日式单词的流行。
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文化的传播往往超乎小圈子玩味者的意料。当Kuso从亚文化的小窠臼里走向大众流行文化的汪洋大海，恶搞就成为一种以外来的Kuso为内核，融合了本土无厘头精神，以戏仿、变造、拼贴等手法来达到取乐目的的文化潮流。
恶搞这种类型的创作还带着“认真面对烂东西”，以自身的“烂”对抗源流者的“烂”，以自身的“无聊”对抗源流者的“有聊”，以自身的低俗对抗源流者的高贵，以Lo-Fi对抗源流者的Hi-Fi。恶搞天生具备着广泛的参与性和生命力，正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狂欢节语言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民间表演中的强烈的感情表现并不是简单的否定，那里面包含了再生和更新，包含了通过诅咒置敌于死地而再生的愿望，包含了对世界和自我的共同的否定。”
恶搞具有鲜明的寄生性，它几乎不以原创作品为荣，而是以改编、变造其他作品为乐趣，往往造成了正版不经典、恶搞成经典的可笑局面。但实际上可笑的不是恶搞，而是正版，为什么恶搞成经典，难道不正是因为正版不经典吗？我们时代的恶搞潮流因此走上了另外一条实用道路，为人们提供宣泄口。
给人们找骂，是现在的恶搞共有特点。当人们发现正儿八经的批判基本上不能给被批判的作品带来什么伤害，也懒得再去正儿八经批判什么的时候，恶搞却往往能在让人们笑倒之余给被批判者一个尴尬境地，于是恶搞成为了发出反对意见的重要手法，而能不能接受恶搞就成了能不能接受批评的重要考量标准。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邀请全国媒体共聚一堂，并播放了一部《“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网络恶搞短片。恶搞青年歌手大奖赛，而央视不以为忤，这其实是在展示一种姿态。不过，没来由地被拉来为这个姿态陪斩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却非常的冤。
恶搞就是这样，拥有巨大的伤害力，而最终指向往往不受制作者的控制。小胖做错了什么？猥琐男又做错了什么？芙蓉姐姐伤害了谁？那些个创作了不合我们口味作品的创作者难道就罪应致死？诸如此类的道德诘问在恶搞潮流里是无意义的。因为对于观者和传播者来说，注意力在于搞不搞，而不在于恶不恶。任何恶搞作品，只要它够搞，就可能成为群体无意识的潮流。
其实，恶搞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文化概念，嘲弄和变造是古已有之的文艺传统。相声等曲艺作品难道不是向来以变造桥段为重要的幽默手段，鲁迅的《故事新编》难道不是恶搞的始祖？至于把BT(变态)理解为Brounding Thinking，对恶搞者进行族群分析，归类为“草莓族”，硬和詹姆斯·西蒙·丘嫩的《草莓声明：大学革命者札记》扯上关系，试图让恶搞背负上颠覆、反叛等伟大使命，则完全背离了恶搞的本质。
恶搞排行榜
我们时代的恶搞的最大价值，在于把无意义的行为变成了有意义的创意发表活动，它，甚至连一种娱乐都算不上。
《大史记》系列──恶搞短片的教科书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恶搞短片的先驱，迄今为止最专业的恶搞作品，为日后前赴后继的短片确立了发展方向和技术标准，并首次大肆引用了红色经典。《粮食》、《分家在十月》等短片分别取材自抗战影片和苏联经典革命影片，错位产生的效果极佳。从社会现实到办公室政治，多处涉及个人隐私和央视评论部的分家内幕，讽刺言辞异常尖刻。最重要的是，它出自央视，证明了主流媒体仍然存有自嘲的勇气和幽默感。
其余提名：央视新闻评论部春节团拜会
《南方公园》──没什么不能拿来恶搞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是的，这就是那部禁止儿童观看的动画片，然而家长们可能自己在一边看得乐不可支。它会告诉你萨达姆·侯赛因其实是撒旦的同性恋情人，圣诞节的吉祥物是一坨屎，耶稣基督的老爸是只奇丑无比的四不像生物……片中充斥着屎尿屁笑话和大胆露骨的荤段子。如果想学正宗的美式国骂，只需要把两部片子多看几遍即可。导演特雷·帕克和马特·斯通对于任何有政见、有立场的角色进行无情的讽刺，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他们与迈克尔·摩尔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在恶搞环境中不偏不倚的“中庸”，任何事情都能被拿来开涮。
《小小英国人》(LITTLE BRITAIN)系列剧──全英国人民都是恶搞对象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英国！英国！英国！由女王于1975年建成，盛产同性恋和爵士头衔……”每一集开头，《小小英国人》都会如此这般地把大英帝国从上到下贬损一遍，然后提醒大家“最‘可爱’的是我们英国的人民！”于是接下来的剧情里，各种有人格缺陷的英国人一一出现，创作人兼演员的马特·卢卡斯和大卫·威廉姆斯用精湛的演技夸张地演绎各种英国人，包括有同性恋倾向的首相助理、夸张的异装癖、神经兮兮的苏格兰人、缺德的减肥班老师、假残疾人、精神病人等等。然而英国人的幽默在于，即使是部恶搞系列剧，在2004年的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电视奖颁奖仪式上，该剧依然获得了最佳喜剧表演奖和最佳喜剧连续剧奖2个项目的大奖。
伊格诺贝尔奖──科学有可能是一场玩笑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由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幽默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联合创办，与真正的诺贝尔奖几乎同时颁奖，评奖要求是“不寻常、幽默、有想象力”，奖项范围包括生物、医学、物理、和平、经济、文学、公共卫生、考古、营养学等类别。每位获奖者需要自费到哈佛学院出席10月前后每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即席演讲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30秒以内，由专业的足球裁判掐表计时。迄今为止，“人造狗睾丸”、“在糖和水中游泳哪个快”、“研究131种青蛙气味”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获奖项目。但请相信，伊格诺贝尔奖颁布的都是真人真事，发明5寸软盘的日本科学家中松义郎称它为“最接近科学本质的思考标准”。
《全民大闷锅》──从头到尾的模仿秀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要准备看《全民大闷锅》，请扶好桌椅，勿喝水。
《全民大闷锅》是个诙谐的时事节目，最大特色当然是模仿秀，也就是现场所有的嘉宾都是“被模仿的名人”，连节目中间的小单元，也都是“被模仿的名人”，让热门话题人物“陈胜鸿”、“唐泽寿明”和“林志玲”同台讨论。选题基本都是台湾本土的最新时事，尤以政治时事为主，经常借这些“假名人”之口对台湾的高层政治人物指名道姓地痛骂。搞笑中带了一点严肃，嘻嘻哈哈中消解着貌似神圣的政治和公共话题。
《中国队勇夺世界杯》──球是这么踢的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从“无厘头以人为本”起家的网友猫少爷终于开始进攻视频，在他的处女作中，中国队顶替塞黑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在足协主席成龙的率领下，一路战胜阿根廷、德国、日本和巴西等强队，最终捧起大力神杯。这部短片上网不到半个月，点击数就超过百万，被网友评为超越“馒头”之作。尽管同样摧残了多部经典影片，但没有导致观赏者消化不良，在人们的意识中，中国足球的意义就在于恶搞。
其余提名：《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鸟笼山剿匪记》/《十面无间》/《咆哮江湖之铁血摇滚》
《MAD》杂志──所有人都只是一个傻里傻气的小孩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MAD》是一本美国漫画杂志，代表人物是一个叫做阿尔佛雷德·纽曼的怪模怪样的小孩，几乎出现在《疯狂》杂志每期的封面，他是美国有名的白痴人物，经常“妙语连珠”。《MAD》杂志用其来恶搞从超人到总统几乎每一个人物，不管是英雄还是政客，一律变成阿尔佛雷德那副傻里傻气、满脸雀斑的模样。不过这小孩虽然看上去很傻，说出来的话都很经典，比如“吸烟有助于减肥──只剩下一个肺！”、“为什么我们只从两个人中选总统，而从50个人中选出美国小姐？”、“如果歌剧是娱乐，那么从房顶上掉下来就是运输！”
《蜡笔小新》──色情动画片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如果说《南方公园》完全就是在恶搞大人，那么《蜡笔小新》是在用小孩的方式恶搞小孩。这个才5岁的好色小男生，经常掀女生的裙子(妈妈也不例外)，动不动就当众裸奔，在“小弟弟”上画一个大象，然后唱“大象大象鼻子怎么那么长”的歌，另外很会甜言蜜语，擅长装傻演戏。靠“整蛊作怪”赢得大把人心。
《武林外传》──江湖不过是一个玩笑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网络作家宁财神的作品。引用了现代明星绯闻、流行歌曲、环保理念，套的是明代的时间地点。打着武林的招牌，却卖着中西合璧的膏药：莎士比亚的诗句、村上春树的小说。通过联想力把不同的时间空间统统恶搞在一块儿，于是诞生了此剧。男女主角身着古装，刀剑齐全，但既没有吊威亚满天飞的镜头，也没有刀光剑影的场面。细看内容，完全颠覆了武侠剧给人的传统印象，一个个小人物粉墨登场。在一片粗制滥造的所谓“武侠片”中，《武林外传》反而显得清新有趣，第一周的收视率就位居央视电视剧收视排行之首。
《怪物史莱克》──这世上没有白马王子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是影评人给予这部动画电影的普遍评价。美丽的公主下嫁给沼泽地的吃人绿怪，自己也成了一只母绿怪，并且擅长中国功夫。当《怪物史莱克2》在美国公映时，电影院里大人的笑声远多过于他们的孩子，孩子的经验还远不够来分辨电影里恶搞到的经典桥段。谁会想到穿长靴的猫突然就学起了艳舞女郎，长鼻子皮诺曹偷穿丁字裤，而菲奥娜公主对着史莱克泥泞嘴巴的一吻，脱胎于《蜘蛛侠》。好事者甚至逐个镜头琢磨并编写《恶搞不完全手册》。显然，恶搞经典选择“偷偷的干活，放枪的不要”也是一种手段。
恶搞相对论
恶搞有理，恶毒有罪。一旦露出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恶搞能把创作和娱乐变成一件臭名昭着的事情。
有三种事物，我们越想它越感到敬畏，这就是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和互联网上的恶搞。
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比较权威。互联网上的恶搞，21世纪的网民比较有体会。
恶搞是什么？
恶搞早于互联网诞生。人有表达的需要和娱乐的本能，恶搞是一种实施手段。精确定义恶搞很难，但悖离原着(或原型)精神、跳脱常识认知的创作和创意，都可泛归于恶搞之列。
恶搞也有很多种──它是向偶像致敬，向严肃事物扔臭鸡蛋，是东施效颦，是狗尾续貂，是貌合神离的质变，是脱胎换骨的进化，是新艺术也是新武器，是发掘新趣味搞搞新意思聊博一笑，是气不过于是改头换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讽之，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折射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
恶搞是相对的
相对记录唐玄奘印度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小说《西游记》是恶搞；相对《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是恶搞；相对《大话西游》，网络动画《大话G游》是恶搞。相对《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是恶搞；相对正经的三国学院派语言，易中天的《品三国》讲座是恶搞；相对大清历史，《鹿鼎记》是恶搞。(
相对古典绘画，行为艺术是恶搞；相对米开朗基罗的基督，《尿中的基督》是恶搞；相对CNN报道布什，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是恶搞；相对明星，明星模仿秀是恶搞；相对《本能》，《本能3》是恶搞；相对奥斯卡奖，颁给最差影片的“金酸梅奖”是恶搞；相对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是恶搞。
相对黄健翔喊意大利万岁，接通电话之黄健翔解说版是恶搞；相对传统文坛批评，韩白之战是恶搞；相对要在网上搜索“肖邦”，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肖邦》是恶搞；相对人民币上印的“中国人民银行”，把它改成“中国人民很行”是恶搞。
恶搞不是恶毒
只要人需要娱乐并有娱乐精神，谁都不能把恶搞一巴掌拍死；但当恶搞日渐露出其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恶搞能把创作和娱乐变成一件臭名昭着的事情。
在互联网时代，恶搞史无前例地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机会：原创的丰富(作品、新闻、名人及流行事物)和表达的自由(免费传播与共享、自由上载)。
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来临了。恶搞的百花也在齐放。好的恶搞拼的是创意，坏的恶搞拼的是恶毒。互联网没有门槛，但恶搞有。恶搞天然被赋予解构和娱乐的属性，却没被天然赋予恶毒的属性。当一群缺乏创意的庸才和无视道德底线而急于出位的人，为了赢得眼球和掌声，肆意蹂躏着经典和经典人物本身的人格坚持时，他们其实正在杀死恶搞，杀死幽默感，杀死创作，杀死娱乐，并毒化了互联网的品质。
恶搞的作者、读者与受害者
生于1970、1980、1990年代的人，对“无厘头”文化接受起来毫不困难，甚至乐此不疲。快乐是他们价值观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当然，谁都不需要那种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之上的快乐。
年轻人是互联网上恶搞作品的主力作者和主要读者。以网民娱乐网民的姿态，恶搞看上去很美──不需要大智慧，小聪明就够了；不强求原创，解构原创或“去偶像化”就够了；不需要审稿，发送就够了。在年轻人占主体的中国网民的语境里，恶搞不与主流文化和主流话语为伍，而刻意保持着一种具有娱乐色彩的“我反对”的姿态，利在表达，功在宣泄，胜在有趣。
但恶搞并非没有受害者。恶搞的受害者不是指恶搞作品的主人公(如陈凯歌与潘冬子)，而是指那些成为娱乐牺牲品的观念、信念和价值观。我们经常以局外人的口吻忧心着这个时代道德底线和价值观的分歧，而拙劣的、以诋毁为格调的恶搞正使这一切变得更糟──似乎只要冠以恶搞的名义，只要不触及爱国与攻击政府的问题，人人都有权攻击与嘲弄一切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
我们并非开不起玩笑，但作为姿态的反崇高和显个性并非值得夸耀。如果恶搞继续拼恶毒，有一天，我们将全都不能幸免地成为受害者，正如今天，我们受制于海啸、恐怖主义、全球性高温和能源压力一样。
黄俊杰：恶搞要不要讲人道
戏仿，无罪；娱乐，无罪；创作，无罪。当不正义、不人道、不道德、不节制成为呈堂证供，恶搞，有罪。
在2006年的网络生活，雷锋、李宇春、郭德纲、赵本山、葛优、潘冬子以及铁道游击队队员，突然全部都通过“恶搞”这道工序成为网民娱乐的调味品。到了8月，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互联网的视频上传的许可证、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等不良舆论的消息成为一根针对恶搞的大棒，“以后还有没有‘馒头’？”成为中国热门话题。
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中国人突然发现了“恶搞”带来的创意和欢乐，那么当这股旋风刮到“红色经典”的大厦时，终于出现声讨它“罪恶”的强大阵营──起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面对“红色经典”被恶搞，态度便是:“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事情。”
“娱乐大过天”是互联网的万有引力，拿些严肃的事情开涮，一向是互联网标榜的自由表达。但当恶搞这个互联网的同志终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以后视频作品的发表将更为严格的趋势浮现，爱好拿崇高开玩笑的搞手们将不能继续肆无忌惮──戏仿，无罪；娱乐，无罪；创作，无罪。但当不正义、不人道、不道德、不节制成为呈堂证供，恶搞，有罪。
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
“打个不恭敬的比方，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后排的观众希望她再脱几件，前排的审查官员却警告说暴露再多就可能把夜总会关掉。”香港人陈正果在《恶搞的限度与技法──观<大杀器传奇>和<美国战警>》中，描述过“恶搞”和维护网络秩序的矛盾。
陈正果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他认为那部被人视为“恶搞程度登峰造极”的《美国战警》，也没敢违反任何“政治正确性”标准，得罪黑人或是同性恋。所以，恶搞有伦理底线，超出了会犯众怒，吃力不讨好。
最近有网民发出“怎么感觉恶搞现在不是定义，而是定罪”的感慨。原因也许是恶搞触及了人们内心的雷区──在《“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铁道游击队员不幸成为带着脏话标签的参赛选手；而《“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则更过分，可怜的潘冬子成为了拜金主义先锋队员、潘石屹的儿子，连母亲都发着明星梦。
漫画家黄苗子说得不客气：“艺术上的夸张和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怪里怪气丑化英雄的做法，完全是两回事。”有人问胡戈对《潘冬子参赛记》的看法，他的意见和8月份的主流风向吻合：恶搞必须控制在观众无不适感的底线之内。任何社会都存在话语禁忌，恶搞不应突破这些禁忌。
恶搞的底线在哪里？
雷锋帮人太多过劳死、黄继光摔倒顺便堵了枪眼、董存瑞的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网络上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和娱乐圈将“红色”变“桃色”的作案手法非常类似。
在《央视名嘴帮“毕福剑”给孩子起名》的帖子里，作者用王小丫、崔永元、罗京等各大名嘴的口吻，让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毕福剑的儿子，无端经历了“毕虎”、“毕免”、“毕恭毕敬”、“毕运”、“毕京”到“毕嘴”的过程。
在“安迪排行榜”中的“李宇春向鼎连体图”，自称试图说明“中性时代”来临，把李向二人称为“超级中性的连体宝贝”；网络的恶搞图片，将葛优变成长发“乖女人”，赵本山靠在郭德纲身上，范伟变成中年妇女……“玉米”和喜爱赵本山的大妈很愤怒，他们的回应是：这些图片想表达什么？能够表达什么？在意义的叛离下，有观众表示出现了恶心的症状。
连长沙的大饭锅饭店都以油画《开国大典》作宣传，画中加上了一句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恶搞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是日常用品。但恶心和有趣、恶毒和幽默、乱搞和创意、侮辱和讽刺、愚蠢和无厘头，不过是一线之差。总结声讨恶搞的人们的说法，恶搞存在底线，崇高精神不容侵犯、他人人格不容侵犯、优秀传统文化不容侵犯、观众眼球的健康不容侵犯，应该成为恶搞的“宪法”。
Web 2.0也要讲人道
“恶搞文化，虽然有其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必然性，但恶搞之后，我们仍需要寻找崇高。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在无根的状态下追求一种自由的发泄，那么这种冲动就可能反噬自身，并可能导致一个民族在不断的哄笑中最终迷失。”
在5月份的《环球》杂志上，作家郭松民的一段话让人们记忆犹新。当处处被扣上2.0的帽子，我们的人性尺度似乎并不需要向Web 2.0过于靠拢──正如法国人不会喜欢恶搞圣女贞德，美国人不会喜欢恶搞马丁·路德·金，雷锋生前的7位战友严正声明：“雷锋的初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有损雷锋形象和国民感情。
Web2.0也要讲人道。虽然Web2.0有自由、共享的特征，但不问原因的恶搞和对当事人的嘲笑，实在有失Web2.0的宽容。当陈凯歌突然面临网络的恶搞问题，他不能适应，即使“馒头”没有超出某些底线；《吉祥三宝》作者发出哀求：“求求大家放过《吉祥三宝》”，即使大家觉得那些各种版本的《吉祥三宝》非常好玩。近期出现的一些恶搞，甚至把残疾的人体当有趣，把个人的喜恶变成了一种谩骂，难免让正义人士磨刀霍霍。一份调查显示，七成网民珍惜英雄回忆。八一电影制片厂站出来了，央视站出来了，理性的网民站出来了，“以维护珍贵事物的名义”。
丹麦的3名主持人曾经因为在节目中“恶搞”，怂恿听众把蛋糕扣在面包店店员脸上，而被判有罪。“恶搞”需要正确方向：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是一道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指向；小品《白毛女》中，黄世仁被设计成向杨白劳下跪，表示对“欠债的是大爷”的社会风气的异议；而流传甚广的《分家在十月》则假借《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虚拟了央视评论部内部的意见分歧，怎么说也有点社会意义。
恶搞的底线就是网络的底线，恶搞的禁忌就是互联网的禁忌。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法律和道德准则的执行时常受到挑战。但是，即使网民需要更多自由空间，即使年轻人热爱颠覆，在泥沙俱下的互联网恶搞潮流中，面对它冲击的人性尺度，所有恶搞的辩护人都无法逃脱共谋和没有责任感的嫌疑。
娱乐至死恶搞成疯
“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所能表述为一种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或曰爱好者，甚至纯然出自民间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正统的、主流的声音，传统幽默艺术的破败迎来了搞笑和无厘头的风格，解构、反讽成了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
文学乏人问津、艺术墙内开花墙外香、电影资金创意俱缺失、电视都在选秀……中国的大众文化看似热闹，其实黯淡，产值巨大，价值微小。讨好资本与受众已经顾此失彼，尚有数之不尽的天灾人祸。近两年，中国大众文化界的最大特征是越受欢迎越死得快。2005年是“超女”年，从去年到今年，不断有人威胁要取缔；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文化界的第一关键词是“恶搞”。而如今，广电总局也终于坐不住，开始发话了。广电总局正在制订有望近期出台的“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将对视频网站的违规现象进行“严打”。据悉，新条例出台后，只有新浪、搜狐、网易等上市门户网站才能拥有开展视频服务的资格。而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
严打的理由同样是不健康与庸俗化。《光明日报》甚至专门召开了反恶搞的座谈会，媒体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恶搞”红色经典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法制日报》)、《向“恶搞”等不良舆论环境挥利剑》(《中国青年报》)、《滥用恶搞自由的后果是没有自由恶搞》(《中国青年报》)。今夕何夕，有人嗅到了“文革”的气息。
什么是恶搞？
“恶搞”一词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在恶搞者们看来，“恶搞”并不是搞恶，而是颠覆、重构。而对于恶搞的“权威”的定义，有据可查的是，根据《光明日报》下属的光明网举办的一次专家活动中对此进行了如下的定义：恶搞是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说白了，就是不好好说话，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恶搞近些年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大肆风行，李安的《断背山》获奖后被恶搞成全球200个版本，黄健翔的“3分钟”，第二天在网上各种版本已达三十余种，恶搞不是新事物。国外的恶搞行为据说1913年已经出现，而中国最早的恶搞行为，有人追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胡戈恶搞陈凯歌电影《无极》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2005～2006年的恶搞代表作，也令这一本来局限于网络的圈子化现象上升为主流媒体的中心议题。尤其近一年，恶搞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它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听觉、感观等等，从平面延伸到立体。最初海报恶搞，到后来Flash恶搞，到去年火爆的《馒头》视频，再到今年《闪闪的红星》的改编。各大网站都有一帮“恶搞”分子。他们创作了“恶搞MTV”、制作了“恶搞照片”，甚至还创作了专门的“恶搞剧”，建立“恶搞”内容的网站、成立恶搞组合……各网站已到“无恶搞不为网站”，网民也已到“无恶搞不为欢”的地步了。
恶搞还是创意？
蒙娜丽莎只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女人，她可能未想到，她能以四副不同面目出现在四幅传奇画作里，名垂于世。这四位画家分别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法国画家杜尚、西班牙画家达利、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依照“恶搞”之定义，后三者是证据确凿的恶搞者。可他们却无一例外，通过对名作的戏谑性模仿，完成了对前人的突破与超越。
恶搞究竟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良行为，还是正常的艺术创造行为？依开创“恶搞”热潮的“馒头”论，具讽刺意味的是，耗资3.4亿人民币、耗时3年完成的《无极》，让不少走出电影院的观众大呼“上当”，电影几乎被淹没在口诛笔伐的唾沫中；而这部仅仅花费6元、耗时9天、由一位业余影迷完成的，用《无极》的盗版影像制作的“馒头血案”，竟让很多观众又重新看了一遍《无极》，没看过的也马上冲向电影院。《无极》能在口碑一边倒的情况下狂收票房近2亿，胡戈功不可没。
还有一点，恐怕陈凯歌也不得不承认的是，“馒头”的确挺有创意。“馒头”发表后，不少广告公司创意人员专门组织观看，学习其中的移花接木、集成重组技巧──满神牌喱水和逃命牌运动鞋被很快注册──这一点甚至被拿来攻击陈凯歌陈红缺乏开发电影后续产品的商业思维。同样被胡戈恶搞了的央视《法制在线》认为这则短片“既有创意又有灵气，决定不起诉他”。在美国，许多大公司并未对“恶搞”行为产生真正反感，一些公司甚至把他们看成宣传的重要力量，对“恶搞”大加支持。信用卡发行商万事达公司便欢迎他们的用户和一些网友能就公司“无货币交易”的主题创作一些短片。而耐克公司在世界杯期间，鼓励球迷制作自己颠球、顶球技巧的录像，随后将超过300人提交的片断组合起来，创造了一则构思非常精巧的“全世界都踢球”的广告。
传媒学者迈克·格劳迪说：“越是大的公司，就越是对‘恶搞’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能够让受众或者是顾客提交自己的想法和内容，才能够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品牌的认知度也会随之提高。”
恶搞文化与恶搞经济
恶作剧自古有之，但当它插上IT技术的翅膀，再驶上网络传播的高速公路，便一发不可收了。搜索一下，在互联网上搜索“世界杯+恶搞”，获得搜索结果271万篇；搜索“超级女声+恶搞”，91万篇；搜索“陈凯歌+恶搞”，28.9万篇；搜索“好男儿+恶搞”，17.7万篇。什么事件热或者有争议，网友就恶搞什么，这已经成为一个网络规律。
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在于以自由及兼容为基础的一种草根文化，“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寻求新刺激，并企图继续制定互联网的游戏规则。他们所能表述为一种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或曰爱好者，甚至纯然出自民间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正统的、主流的声音，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优势。传统幽默艺术的破败迎来了搞笑和无厘头的风格，解构、反讽成了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互联网于是成了展示民间智慧的舞台，是真正的快乐大本营。
数码照片的流行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都面临随时被恶搞的命运。在如今的技术手段下，恶搞一张图片太容易了，甚至不需要Photoshop这样的专业软件，只需要用Windows中的画图软件就能解决。
如果说胡戈的“馒头”，令恶搞文化首次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文化视野，恶搞黄健翔解说彩铃已经为互联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据估计，该彩铃下载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着名IT专家秦涛将这一新兴经济门类归之为“恶搞经济”，而其诞生的标志，就是黄健翔事件。
谁去领许可证？
做一个“最经常被恶搞人物排行榜”，排第一位的一定是美国总统小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第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第三。好在这三人脾气不大，宠辱不惊。陈凯歌对胡戈大动肝火，说，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全国人民笑倒一片，回应：陈凯歌不能无趣到这个地步。又支持胡戈应诉：你倾家荡产，我们替你捐款。前妻洪晃说：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却连个馒头都放不下。在引起众怒直接导致反“恶搞”管理规定的恶搞作品《闪闪的红星》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父亲变成了地产大亨潘石屹。但未见老潘为此动怒，凭什么我就多了这么个私生子？互联网人尽皆知是新生事物，对新事物，也总要有新度量与新雅致。
从人人皆恶搞到持证上岗，无论如何，这是互联网视频管理上的大事件。技术的门槛低到不能再低，行政的门槛却高到不能再高，其实早在2004年6月，广电总局就曾经发布过极其严厉的管理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将适用范围扩大到“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虽然最终只有上海文广集团及央视获得了可以实现网络视频播放的执照。但《管理办法》在事实上已经夭折，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脱离了实际，可操作性太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执行──否则怎会有今日的全民娱乐，恶搞成疯？
据说，在前苏联某农庄，一对男女正在偷情，远处炮兵演习，不巧打过来一枚导弹，落在两人身边。幸而是枚臭弹，男女二人吓得脸色煞白：多大点事，至于吗？
“恶搞”源流考论
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恶搞，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但在经历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漫长演化之后，恶搞终于在日益戏谑化的道路上娱乐至死。
公元前494年，57岁的孔子到达卫国。之前的孔子，带着一大帮学生周游列国，多次断粮，还被人误认而非法拘留了数日。不得已，孔子接受了卫灵公授予的官职，俸粟6万。
卫灵公的太太南子，是孔子的“粉丝”，要求见一面。按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要求，孔子该见一下，但南子是那个时代的猛女，“有淫声”。于是，一件中国思想史和娱乐史上的大事发生了。
恶搞前史
这说的是“子见南子”。
《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孔子该不该见南子这桩公案，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纳闷的是，《论语》里23个字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到了《史记》中就成这么一段绘声绘色的标准版绯闻，而且故事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史记》流行之前，司马迁和孔子名气的差距大概相当于胡戈与陈凯歌吧，所以，我想，仅就形式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搞”鼻祖。出于对太史公的尊重，我们当然可以把那时的“恶搞”理解为一种黑色幽默，但考虑到诸葛亮那么严肃的人不是也曾拿女人短裤羞辱司马懿激其出战吗？“恶搞”至少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也就获得了合法的历史身份。
“恶搞”的道德化
“恶搞”的黑色幽默特质后来在“馒头”中得到充分体现，但胡戈绝对想不到，当黑色幽默过头了以后，历史会呈现出血淋淋的底色，而“恶搞”本身所彰显出来的“道德遮羞布”功能，却拓展了这一行为的社会疆域。
北宋宣和二年，金攻占汴梁，立张邦昌为主，张邦昌没有太多显赫的经历，此前不过为河北路割地使，一时篡登大宝，自然无法服众。秦桧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论辞进言金朝当局，他在谴责了张邦昌诸多劣迹之后，有句话很有“正义感”：“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秦桧出面阻止张邦昌当汉奸，够“恶搞”吧。但声震屋瓦的狂笑以后，应当是痛彻肺腑的沉思。
秦桧之后，“恶搞”有所变化，厚重的历史陈述中貌似不经意的闲笔，把历史血腥和仓惶抉择的苦痛如冰凌般刺入人心。《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都是些豆腐块式的“小”文章：明末名士龚鼎孳在清军破城之前与美妾相约殉国，南京城破，龚果然下水，但立马又匆忙上岸，人问其故，答曰：“水凉刺骨。”1646年，另一江南名士钱谦益以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临行前，他穿着小领大袖的衣服游览虎丘，人问其衣服之奥妙，钱答：“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时人刺之：“大人确为两朝‘领袖’！”钱谦益后来致仕还乡，日日丹石，求壮其阳，其妾柳如是有妙评曰“大而无当！”──“恶搞”到如此地步，映衬出时下的“段子”特别没文化，但除了无行文人，实在无可置评。
“恶搞”的政治化
古人之“恶搞”，有其时代背景，可以莞尔宽容之，也可以蔑视之、鄙薄之，视情况而定──或奉之为古典文学之范本，或为家国巨变折射人心之不可思议。而“恶搞”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则大抵始于近代。
有蒋某人年轻时声名不着，就像他的日记写到的，每到上海，免不了寻芳猎艳，他在给朋友写信言及此事也比较坦率，曾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提到：“同志每言弟为好色。”可后来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头了，不好意思于年轻时的孟浪，出版文集时把上文改成“同志每言弟脾气暴躁”。也许正像《陈洁如回忆录》所说的，某人好色时确实脾气暴躁，但这么一“恶搞”式的改编，是想达到塑造道德超人的政治目的吧。
汪精卫年轻时慷慨激昂，谋刺摄政王，事泄被捕，自度必死，乃作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气魄！后来当了汉奸，举国唾骂，他自知不好自圆其说，只好“恶搞”。1939年3月30日，他发表《复华侨某君书》，“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这种强词夺理的“恶搞”，水平未免差了些，时人只好为之捉刀，改诗为：曾经慷慨歌燕市，难得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这大概是代表“恶搞”最高层面的春秋笔法吧。
“恶搞”不都是馒头式的轻松搞笑。世人所熟悉的姚文元的那种大批判文体，便是“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和阴谋文艺联姻投生的怪胎，但其以“恶搞”式文评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伎俩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要不人们也不会封他个“文痞”的名号。姚文元以为他的笔法属于独得之秘，何曾料想“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没结束”的今天，陈水扁因为马英九出生在香港就“恶搞”他为“香港脚”。
“恶搞”的戏谑化
至于非政治性的“恶搞”，其实在胡戈之前中外颇有人在，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用这个词。无论是“五四”一辈反讽“吃人”的旧传统和揭露数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是王朔一代拿崇高开涮，虽不乏“搞”的成分，但其实都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积极回应，都有一种坚实的价值寄托和深长的人文关怀蕴涵其中，即使是周星星式的无厘头搞笑，也渗透着对小人物命运的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
但这些本来尚无可厚非的“讽刺与幽默”如今却正在变质，轻者，变成轻薄的调皮，比如《武林外传》，在没有质感的嬉闹中娱乐时间；重者，变成变味的亵渎，如《鸟笼山剿匪记》以及对雷锋、《红色娘子军》的“恶搞”。这一点，先是借台港电视综艺节目的催谷而萌生，后因网络普及而大兴，渐成潮流。如今，“恶搞”本身正在进入一个螺旋下降的漩涡里──那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底线、没有追求的世界。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对“他者”的蹂躏。因为心理上的距离，“恶搞”者具有任意挥洒的巨大空间，“恶搞”产品的所谓洞察力和酷，由此而生。但也因为如此，“恶搞”者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与心路历程，快意中不免亵渎。
以《红色娘子军》的背景为例，1927年，冯白驹领导革命，1930年，在当时中共左倾领导人的要求下，冯率10万农民包围海口，被国民党军击败，回到山中，只剩下3个人，为防止被搜山队发现，又分开活动，最后只剩1人。当这种坚忍成为“恶搞”的对象时，你不能否认别人愤怒的权利──这已经和任何经典的叙述文本无关。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文化切割，一种针对过分正经和宏观叙事的切割。没有人说已经遗留下来的文化全是珍宝，但过分的愤激或过度的戏谑对主流文化脊椎、胸腔和耻骨的切割，可能造成明末式的无调与委靡。主流文化以政策、规定等刚性手段对此进行的纠正，其实是文化流变中常见的反弹和修补。
事实上，任何文化中“恶搞”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在美国，有人发现美军在硫磺岛竖起国旗的照片是摆拍的，于是肆无忌惮地闹将起来。但美国社会很快以巨大的鄙夷制止了哄笑，因为照片可能是假的，但硫磺岛2万余名年轻生命的损失却不是供后人调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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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在今年因为胡戈的一个小作品而热度直升。据胡戈解释，恶搞，不是恶毒地搞，而是说程度上非常地搞。恶，非常，搞，乱来，这个解释简单粗犷，虽然解决了外延，但没有解决内涵。
很显然，恶搞不是2006年的第一场雪，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词汇或者现象出现。比如，小胖，这个南宁第十四中学的学生，一张校运会上的照片莫名其妙地被流传出去，因其愤世嫉俗式的一回眸而成为网络PS族的最爱。他的头像切换在各种场景，被用于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不仅成为中国网民最喜闻乐见的人物，也享誉世界，你可以用Google搜一下“the famous fat boy”。
在讨论到小胖、猥琐男等图片变造现象的时候，最常提到的一个词是Kuso，这无疑可以成为恶搞的重要源流之一。Kuso，日文，做名词时意思是“屎”，或者可以说“可恶”，在网络时代里，它被普遍理解为故作无聊拙劣的改编。Kuso原教旨主义者认为，Kuso仅限于ACG──Animation动画，Comic漫画书，Game游戏。由此，又引发出“萝莉控”、“御姐样”、“御宅族”、“电车男”等日式单词的流行。
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文化的传播往往超乎小圈子玩味者的意料。当Kuso从亚文化的小窠臼里走向大众流行文化的汪洋大海，恶搞就成为一种以外来的Kuso为内核，融合了本土无厘头精神，以戏仿、变造、拼贴等手法来达到取乐目的的文化潮流。
恶搞这种类型的创作还带着“认真面对烂东西”，以自身的“烂”对抗源流者的“烂”，以自身的“无聊”对抗源流者的“有聊”，以自身的低俗对抗源流者的高贵，以Lo-Fi对抗源流者的Hi-Fi。恶搞天生具备着广泛的参与性和生命力，正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狂欢节语言所遵循和使用的是独特的逆向、反向和颠倒的逻辑，是上下不断换位的逻辑，是各种形式的戏仿和滑稽改编、戏弄、贬低、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废黜……民间表演中的强烈的感情表现并不是简单的否定，那里面包含了再生和更新，包含了通过诅咒置敌于死地而再生的愿望，包含了对世界和自我的共同的否定。”
恶搞具有鲜明的寄生性，它几乎不以原创作品为荣，而是以改编、变造其他作品为乐趣，往往造成了正版不经典、恶搞成经典的可笑局面。但实际上可笑的不是恶搞，而是正版，为什么恶搞成经典，难道不正是因为正版不经典吗？我们时代的恶搞潮流因此走上了另外一条实用道路，为人们提供宣泄口。
给人们找骂，是现在的恶搞共有特点。当人们发现正儿八经的批判基本上不能给被批判的作品带来什么伤害，也懒得再去正儿八经批判什么的时候，恶搞却往往能在让人们笑倒之余给被批判者一个尴尬境地，于是恶搞成为了发出反对意见的重要手法，而能不能接受恶搞就成了能不能接受批评的重要考量标准。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邀请全国媒体共聚一堂，并播放了一部《“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网络恶搞短片。恶搞青年歌手大奖赛，而央视不以为忤，这其实是在展示一种姿态。不过，没来由地被拉来为这个姿态陪斩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却非常的冤。
恶搞就是这样，拥有巨大的伤害力，而最终指向往往不受制作者的控制。小胖做错了什么？猥琐男又做错了什么？芙蓉姐姐伤害了谁？那些个创作了不合我们口味作品的创作者难道就罪应致死？诸如此类的道德诘问在恶搞潮流里是无意义的。因为对于观者和传播者来说，注意力在于搞不搞，而不在于恶不恶。任何恶搞作品，只要它够搞，就可能成为群体无意识的潮流。
其实，恶搞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文化概念，嘲弄和变造是古已有之的文艺传统。相声等曲艺作品难道不是向来以变造桥段为重要的幽默手段，鲁迅的《故事新编》难道不是恶搞的始祖？至于把BT(变态)理解为Brounding Thinking，对恶搞者进行族群分析，归类为“草莓族”，硬和詹姆斯·西蒙·丘嫩的《草莓声明：大学革命者札记》扯上关系，试图让恶搞背负上颠覆、反叛等伟大使命，则完全背离了恶搞的本质。
恶搞排行榜
我们时代的恶搞的最大价值，在于把无意义的行为变成了有意义的创意发表活动，它，甚至连一种娱乐都算不上。
《大史记》系列──恶搞短片的教科书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恶搞短片的先驱，迄今为止最专业的恶搞作品，为日后前赴后继的短片确立了发展方向和技术标准，并首次大肆引用了红色经典。《粮食》、《分家在十月》等短片分别取材自抗战影片和苏联经典革命影片，错位产生的效果极佳。从社会现实到办公室政治，多处涉及个人隐私和央视评论部的分家内幕，讽刺言辞异常尖刻。最重要的是，它出自央视，证明了主流媒体仍然存有自嘲的勇气和幽默感。
其余提名：央视新闻评论部春节团拜会
《南方公园》──没什么不能拿来恶搞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是的，这就是那部禁止儿童观看的动画片，然而家长们可能自己在一边看得乐不可支。它会告诉你萨达姆·侯赛因其实是撒旦的同性恋情人，圣诞节的吉祥物是一坨屎，耶稣基督的老爸是只奇丑无比的四不像生物……片中充斥着屎尿屁笑话和大胆露骨的荤段子。如果想学正宗的美式国骂，只需要把两部片子多看几遍即可。导演特雷·帕克和马特·斯通对于任何有政见、有立场的角色进行无情的讽刺，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他们与迈克尔·摩尔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在恶搞环境中不偏不倚的“中庸”，任何事情都能被拿来开涮。
《小小英国人》(LITTLE BRITAIN)系列剧──全英国人民都是恶搞对象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英国！英国！英国！由女王于1975年建成，盛产同性恋和爵士头衔……”每一集开头，《小小英国人》都会如此这般地把大英帝国从上到下贬损一遍，然后提醒大家“最‘可爱’的是我们英国的人民！”于是接下来的剧情里，各种有人格缺陷的英国人一一出现，创作人兼演员的马特·卢卡斯和大卫·威廉姆斯用精湛的演技夸张地演绎各种英国人，包括有同性恋倾向的首相助理、夸张的异装癖、神经兮兮的苏格兰人、缺德的减肥班老师、假残疾人、精神病人等等。然而英国人的幽默在于，即使是部恶搞系列剧，在2004年的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电视奖颁奖仪式上，该剧依然获得了最佳喜剧表演奖和最佳喜剧连续剧奖2个项目的大奖。
伊格诺贝尔奖──科学有可能是一场玩笑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由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幽默科学杂志《不可思议研究年报》联合创办，与真正的诺贝尔奖几乎同时颁奖，评奖要求是“不寻常、幽默、有想象力”，奖项范围包括生物、医学、物理、和平、经济、文学、公共卫生、考古、营养学等类别。每位获奖者需要自费到哈佛学院出席10月前后每年一度的颁奖典礼，即席演讲的时间被严格限制在30秒以内，由专业的足球裁判掐表计时。迄今为止，“人造狗睾丸”、“在糖和水中游泳哪个快”、“研究131种青蛙气味”被认为是最受欢迎的获奖项目。但请相信，伊格诺贝尔奖颁布的都是真人真事，发明5寸软盘的日本科学家中松义郎称它为“最接近科学本质的思考标准”。
《全民大闷锅》──从头到尾的模仿秀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要准备看《全民大闷锅》，请扶好桌椅，勿喝水。
《全民大闷锅》是个诙谐的时事节目，最大特色当然是模仿秀，也就是现场所有的嘉宾都是“被模仿的名人”，连节目中间的小单元，也都是“被模仿的名人”，让热门话题人物“陈胜鸿”、“唐泽寿明”和“林志玲”同台讨论。选题基本都是台湾本土的最新时事，尤以政治时事为主，经常借这些“假名人”之口对台湾的高层政治人物指名道姓地痛骂。搞笑中带了一点严肃，嘻嘻哈哈中消解着貌似神圣的政治和公共话题。
《中国队勇夺世界杯》──球是这么踢的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从“无厘头以人为本”起家的网友猫少爷终于开始进攻视频，在他的处女作中，中国队顶替塞黑队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在足协主席成龙的率领下，一路战胜阿根廷、德国、日本和巴西等强队，最终捧起大力神杯。这部短片上网不到半个月，点击数就超过百万，被网友评为超越“馒头”之作。尽管同样摧残了多部经典影片，但没有导致观赏者消化不良，在人们的意识中，中国足球的意义就在于恶搞。
其余提名：《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鸟笼山剿匪记》/《十面无间》/《咆哮江湖之铁血摇滚》
《MAD》杂志──所有人都只是一个傻里傻气的小孩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MAD》是一本美国漫画杂志，代表人物是一个叫做阿尔佛雷德·纽曼的怪模怪样的小孩，几乎出现在《疯狂》杂志每期的封面，他是美国有名的白痴人物，经常“妙语连珠”。《MAD》杂志用其来恶搞从超人到总统几乎每一个人物，不管是英雄还是政客，一律变成阿尔佛雷德那副傻里傻气、满脸雀斑的模样。不过这小孩虽然看上去很傻，说出来的话都很经典，比如“吸烟有助于减肥──只剩下一个肺！”、“为什么我们只从两个人中选总统，而从50个人中选出美国小姐？”、“如果歌剧是娱乐，那么从房顶上掉下来就是运输！”
《蜡笔小新》──色情动画片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如果说《南方公园》完全就是在恶搞大人，那么《蜡笔小新》是在用小孩的方式恶搞小孩。这个才5岁的好色小男生，经常掀女生的裙子(妈妈也不例外)，动不动就当众裸奔，在“小弟弟”上画一个大象，然后唱“大象大象鼻子怎么那么长”的歌，另外很会甜言蜜语，擅长装傻演戏。靠“整蛊作怪”赢得大把人心。
《武林外传》──江湖不过是一个玩笑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网络作家宁财神的作品。引用了现代明星绯闻、流行歌曲、环保理念，套的是明代的时间地点。打着武林的招牌，却卖着中西合璧的膏药：莎士比亚的诗句、村上春树的小说。通过联想力把不同的时间空间统统恶搞在一块儿，于是诞生了此剧。男女主角身着古装，刀剑齐全，但既没有吊威亚满天飞的镜头，也没有刀光剑影的场面。细看内容，完全颠覆了武侠剧给人的传统印象，一个个小人物粉墨登场。在一片粗制滥造的所谓“武侠片”中，《武林外传》反而显得清新有趣，第一周的收视率就位居央视电视剧收视排行之首。
《怪物史莱克》──这世上没有白马王子
出位度：★★★☆
咸湿度：★★★
嘲讽度：★★★★☆
创意度：★★★★☆
“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是影评人给予这部动画电影的普遍评价。美丽的公主下嫁给沼泽地的吃人绿怪，自己也成了一只母绿怪，并且擅长中国功夫。当《怪物史莱克2》在美国公映时，电影院里大人的笑声远多过于他们的孩子，孩子的经验还远不够来分辨电影里恶搞到的经典桥段。谁会想到穿长靴的猫突然就学起了艳舞女郎，长鼻子皮诺曹偷穿丁字裤，而菲奥娜公主对着史莱克泥泞嘴巴的一吻，脱胎于《蜘蛛侠》。好事者甚至逐个镜头琢磨并编写《恶搞不完全手册》。显然，恶搞经典选择“偷偷的干活，放枪的不要”也是一种手段。
恶搞相对论
恶搞有理，恶毒有罪。一旦露出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恶搞能把创作和娱乐变成一件臭名昭着的事情。
有三种事物，我们越想它越感到敬畏，这就是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和互联网上的恶搞。
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比较权威。互联网上的恶搞，21世纪的网民比较有体会。
恶搞是什么？
恶搞早于互联网诞生。人有表达的需要和娱乐的本能，恶搞是一种实施手段。精确定义恶搞很难，但悖离原着(或原型)精神、跳脱常识认知的创作和创意，都可泛归于恶搞之列。
恶搞也有很多种──它是向偶像致敬，向严肃事物扔臭鸡蛋，是东施效颦，是狗尾续貂，是貌合神离的质变，是脱胎换骨的进化，是新艺术也是新武器，是发掘新趣味搞搞新意思聊博一笑，是气不过于是改头换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讽之，是个人的表达方式，折射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
恶搞是相对的
相对记录唐玄奘印度取经的《大唐西域记》，小说《西游记》是恶搞；相对《西游记》，电影《大话西游》是恶搞；相对《大话西游》，网络动画《大话G游》是恶搞。相对《三国志》，小说《三国演义》是恶搞；相对正经的三国学院派语言，易中天的《品三国》讲座是恶搞；相对大清历史，《鹿鼎记》是恶搞。(
相对古典绘画，行为艺术是恶搞；相对米开朗基罗的基督，《尿中的基督》是恶搞；相对CNN报道布什，迈克尔·摩尔的《华氏911》是恶搞；相对明星，明星模仿秀是恶搞；相对《本能》，《本能3》是恶搞；相对奥斯卡奖，颁给最差影片的“金酸梅奖”是恶搞；相对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是恶搞。
相对黄健翔喊意大利万岁，接通电话之黄健翔解说版是恶搞；相对传统文坛批评，韩白之战是恶搞；相对要在网上搜索“肖邦”，周杰伦的《十一月的肖邦》是恶搞；相对人民币上印的“中国人民银行”，把它改成“中国人民很行”是恶搞。
恶搞不是恶毒
只要人需要娱乐并有娱乐精神，谁都不能把恶搞一巴掌拍死；但当恶搞日渐露出其伤人的獠牙和诋毁的格调，恶搞能把创作和娱乐变成一件臭名昭着的事情。
在互联网时代，恶搞史无前例地给了每一个普通人机会：原创的丰富(作品、新闻、名人及流行事物)和表达的自由(免费传播与共享、自由上载)。
百花齐放的时代真正来临了。恶搞的百花也在齐放。好的恶搞拼的是创意，坏的恶搞拼的是恶毒。互联网没有门槛，但恶搞有。恶搞天然被赋予解构和娱乐的属性，却没被天然赋予恶毒的属性。当一群缺乏创意的庸才和无视道德底线而急于出位的人，为了赢得眼球和掌声，肆意蹂躏着经典和经典人物本身的人格坚持时，他们其实正在杀死恶搞，杀死幽默感，杀死创作，杀死娱乐，并毒化了互联网的品质。
恶搞的作者、读者与受害者
生于1970、1980、1990年代的人，对“无厘头”文化接受起来毫不困难，甚至乐此不疲。快乐是他们价值观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当然，谁都不需要那种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之上的快乐。
年轻人是互联网上恶搞作品的主力作者和主要读者。以网民娱乐网民的姿态，恶搞看上去很美──不需要大智慧，小聪明就够了；不强求原创，解构原创或“去偶像化”就够了；不需要审稿，发送就够了。在年轻人占主体的中国网民的语境里，恶搞不与主流文化和主流话语为伍，而刻意保持着一种具有娱乐色彩的“我反对”的姿态，利在表达，功在宣泄，胜在有趣。
但恶搞并非没有受害者。恶搞的受害者不是指恶搞作品的主人公(如陈凯歌与潘冬子)，而是指那些成为娱乐牺牲品的观念、信念和价值观。我们经常以局外人的口吻忧心着这个时代道德底线和价值观的分歧，而拙劣的、以诋毁为格调的恶搞正使这一切变得更糟──似乎只要冠以恶搞的名义，只要不触及爱国与攻击政府的问题，人人都有权攻击与嘲弄一切的主流文化和主流价值观。
我们并非开不起玩笑，但作为姿态的反崇高和显个性并非值得夸耀。如果恶搞继续拼恶毒，有一天，我们将全都不能幸免地成为受害者，正如今天，我们受制于海啸、恐怖主义、全球性高温和能源压力一样。
黄俊杰：恶搞要不要讲人道
戏仿，无罪；娱乐，无罪；创作，无罪。当不正义、不人道、不道德、不节制成为呈堂证供，恶搞，有罪。
在2006年的网络生活，雷锋、李宇春、郭德纲、赵本山、葛优、潘冬子以及铁道游击队队员，突然全部都通过“恶搞”这道工序成为网民娱乐的调味品。到了8月，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互联网的视频上传的许可证、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等不良舆论的消息成为一根针对恶搞的大棒，“以后还有没有‘馒头’？”成为中国热门话题。
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中国人突然发现了“恶搞”带来的创意和欢乐，那么当这股旋风刮到“红色经典”的大厦时，终于出现声讨它“罪恶”的强大阵营──起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胡启恒面对“红色经典”被恶搞，态度便是:“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事情。”
“娱乐大过天”是互联网的万有引力，拿些严肃的事情开涮，一向是互联网标榜的自由表达。但当恶搞这个互联网的同志终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以后视频作品的发表将更为严格的趋势浮现，爱好拿崇高开玩笑的搞手们将不能继续肆无忌惮──戏仿，无罪；娱乐，无罪；创作，无罪。但当不正义、不人道、不道德、不节制成为呈堂证供，恶搞，有罪。
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
“打个不恭敬的比方，恶搞作者在中国好比是脱衣舞女，后排的观众希望她再脱几件，前排的审查官员却警告说暴露再多就可能把夜总会关掉。”香港人陈正果在《恶搞的限度与技法──观<大杀器传奇>和<美国战警>》中，描述过“恶搞”和维护网络秩序的矛盾。
陈正果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是，他认为那部被人视为“恶搞程度登峰造极”的《美国战警》，也没敢违反任何“政治正确性”标准，得罪黑人或是同性恋。所以，恶搞有伦理底线，超出了会犯众怒，吃力不讨好。
最近有网民发出“怎么感觉恶搞现在不是定义，而是定罪”的感慨。原因也许是恶搞触及了人们内心的雷区──在《“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铁道游击队员不幸成为带着脏话标签的参赛选手；而《“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中则更过分，可怜的潘冬子成为了拜金主义先锋队员、潘石屹的儿子，连母亲都发着明星梦。
漫画家黄苗子说得不客气：“艺术上的夸张和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怪里怪气丑化英雄的做法，完全是两回事。”有人问胡戈对《潘冬子参赛记》的看法，他的意见和8月份的主流风向吻合：恶搞必须控制在观众无不适感的底线之内。任何社会都存在话语禁忌，恶搞不应突破这些禁忌。
恶搞的底线在哪里？
雷锋帮人太多过劳死、黄继光摔倒顺便堵了枪眼、董存瑞的死因是被炸药包的两面胶粘住了……网络上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和娱乐圈将“红色”变“桃色”的作案手法非常类似。
在《央视名嘴帮“毕福剑”给孩子起名》的帖子里，作者用王小丫、崔永元、罗京等各大名嘴的口吻，让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毕福剑的儿子，无端经历了“毕虎”、“毕免”、“毕恭毕敬”、“毕运”、“毕京”到“毕嘴”的过程。
在“安迪排行榜”中的“李宇春向鼎连体图”，自称试图说明“中性时代”来临，把李向二人称为“超级中性的连体宝贝”；网络的恶搞图片，将葛优变成长发“乖女人”，赵本山靠在郭德纲身上，范伟变成中年妇女……“玉米”和喜爱赵本山的大妈很愤怒，他们的回应是：这些图片想表达什么？能够表达什么？在意义的叛离下，有观众表示出现了恶心的症状。
连长沙的大饭锅饭店都以油画《开国大典》作宣传，画中加上了一句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恶搞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是日常用品。但恶心和有趣、恶毒和幽默、乱搞和创意、侮辱和讽刺、愚蠢和无厘头，不过是一线之差。总结声讨恶搞的人们的说法，恶搞存在底线，崇高精神不容侵犯、他人人格不容侵犯、优秀传统文化不容侵犯、观众眼球的健康不容侵犯，应该成为恶搞的“宪法”。
Web 2.0也要讲人道
“恶搞文化，虽然有其由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必然性，但恶搞之后，我们仍需要寻找崇高。如果我们总是满足于在无根的状态下追求一种自由的发泄，那么这种冲动就可能反噬自身，并可能导致一个民族在不断的哄笑中最终迷失。”
在5月份的《环球》杂志上，作家郭松民的一段话让人们记忆犹新。当处处被扣上2.0的帽子，我们的人性尺度似乎并不需要向Web 2.0过于靠拢──正如法国人不会喜欢恶搞圣女贞德，美国人不会喜欢恶搞马丁·路德·金，雷锋生前的7位战友严正声明：“雷锋的初恋女友”不符合事实，有损雷锋形象和国民感情。
Web2.0也要讲人道。虽然Web2.0有自由、共享的特征，但不问原因的恶搞和对当事人的嘲笑，实在有失Web2.0的宽容。当陈凯歌突然面临网络的恶搞问题，他不能适应，即使“馒头”没有超出某些底线；《吉祥三宝》作者发出哀求：“求求大家放过《吉祥三宝》”，即使大家觉得那些各种版本的《吉祥三宝》非常好玩。近期出现的一些恶搞，甚至把残疾的人体当有趣，把个人的喜恶变成了一种谩骂，难免让正义人士磨刀霍霍。一份调查显示，七成网民珍惜英雄回忆。八一电影制片厂站出来了，央视站出来了，理性的网民站出来了，“以维护珍贵事物的名义”。
丹麦的3名主持人曾经因为在节目中“恶搞”，怂恿听众把蛋糕扣在面包店店员脸上，而被判有罪。“恶搞”需要正确方向：卓别林的《大独裁者》是一道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指向；小品《白毛女》中，黄世仁被设计成向杨白劳下跪，表示对“欠债的是大爷”的社会风气的异议；而流传甚广的《分家在十月》则假借《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虚拟了央视评论部内部的意见分歧，怎么说也有点社会意义。
恶搞的底线就是网络的底线，恶搞的禁忌就是互联网的禁忌。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法律和道德准则的执行时常受到挑战。但是，即使网民需要更多自由空间，即使年轻人热爱颠覆，在泥沙俱下的互联网恶搞潮流中，面对它冲击的人性尺度，所有恶搞的辩护人都无法逃脱共谋和没有责任感的嫌疑。
娱乐至死恶搞成疯
“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所能表述为一种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或曰爱好者，甚至纯然出自民间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正统的、主流的声音，传统幽默艺术的破败迎来了搞笑和无厘头的风格，解构、反讽成了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
文学乏人问津、艺术墙内开花墙外香、电影资金创意俱缺失、电视都在选秀……中国的大众文化看似热闹，其实黯淡，产值巨大，价值微小。讨好资本与受众已经顾此失彼，尚有数之不尽的天灾人祸。近两年，中国大众文化界的最大特征是越受欢迎越死得快。2005年是“超女”年，从去年到今年，不断有人威胁要取缔；毫无疑问，2006年中国文化界的第一关键词是“恶搞”。而如今，广电总局也终于坐不住，开始发话了。广电总局正在制订有望近期出台的“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将对视频网站的违规现象进行“严打”。据悉，新条例出台后，只有新浪、搜狐、网易等上市门户网站才能拥有开展视频服务的资格。而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
严打的理由同样是不健康与庸俗化。《光明日报》甚至专门召开了反恶搞的座谈会，媒体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恶搞”红色经典将被追究法律责任》(《法制日报》)、《向“恶搞”等不良舆论环境挥利剑》(《中国青年报》)、《滥用恶搞自由的后果是没有自由恶搞》(《中国青年报》)。今夕何夕，有人嗅到了“文革”的气息。
什么是恶搞？
“恶搞”一词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在恶搞者们看来，“恶搞”并不是搞恶，而是颠覆、重构。而对于恶搞的“权威”的定义，有据可查的是，根据《光明日报》下属的光明网举办的一次专家活动中对此进行了如下的定义：恶搞是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正常”，说白了，就是不好好说话，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恶搞近些年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大肆风行，李安的《断背山》获奖后被恶搞成全球200个版本，黄健翔的“3分钟”，第二天在网上各种版本已达三十余种，恶搞不是新事物。国外的恶搞行为据说1913年已经出现，而中国最早的恶搞行为，有人追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胡戈恶搞陈凯歌电影《无极》的网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2005～2006年的恶搞代表作，也令这一本来局限于网络的圈子化现象上升为主流媒体的中心议题。尤其近一年，恶搞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它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视觉、听觉、感观等等，从平面延伸到立体。最初海报恶搞，到后来Flash恶搞，到去年火爆的《馒头》视频，再到今年《闪闪的红星》的改编。各大网站都有一帮“恶搞”分子。他们创作了“恶搞MTV”、制作了“恶搞照片”，甚至还创作了专门的“恶搞剧”，建立“恶搞”内容的网站、成立恶搞组合……各网站已到“无恶搞不为网站”，网民也已到“无恶搞不为欢”的地步了。
恶搞还是创意？
蒙娜丽莎只是个普通的意大利女人，她可能未想到，她能以四副不同面目出现在四幅传奇画作里，名垂于世。这四位画家分别是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法国画家杜尚、西班牙画家达利、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依照“恶搞”之定义，后三者是证据确凿的恶搞者。可他们却无一例外，通过对名作的戏谑性模仿，完成了对前人的突破与超越。
恶搞究竟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良行为，还是正常的艺术创造行为？依开创“恶搞”热潮的“馒头”论，具讽刺意味的是，耗资3.4亿人民币、耗时3年完成的《无极》，让不少走出电影院的观众大呼“上当”，电影几乎被淹没在口诛笔伐的唾沫中；而这部仅仅花费6元、耗时9天、由一位业余影迷完成的，用《无极》的盗版影像制作的“馒头血案”，竟让很多观众又重新看了一遍《无极》，没看过的也马上冲向电影院。《无极》能在口碑一边倒的情况下狂收票房近2亿，胡戈功不可没。
还有一点，恐怕陈凯歌也不得不承认的是，“馒头”的确挺有创意。“馒头”发表后，不少广告公司创意人员专门组织观看，学习其中的移花接木、集成重组技巧──满神牌喱水和逃命牌运动鞋被很快注册──这一点甚至被拿来攻击陈凯歌陈红缺乏开发电影后续产品的商业思维。同样被胡戈恶搞了的央视《法制在线》认为这则短片“既有创意又有灵气，决定不起诉他”。在美国，许多大公司并未对“恶搞”行为产生真正反感，一些公司甚至把他们看成宣传的重要力量，对“恶搞”大加支持。信用卡发行商万事达公司便欢迎他们的用户和一些网友能就公司“无货币交易”的主题创作一些短片。而耐克公司在世界杯期间，鼓励球迷制作自己颠球、顶球技巧的录像，随后将超过300人提交的片断组合起来，创造了一则构思非常精巧的“全世界都踢球”的广告。
传媒学者迈克·格劳迪说：“越是大的公司，就越是对‘恶搞’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能够让受众或者是顾客提交自己的想法和内容，才能够和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品牌的认知度也会随之提高。”
恶搞文化与恶搞经济
恶作剧自古有之，但当它插上IT技术的翅膀，再驶上网络传播的高速公路，便一发不可收了。搜索一下，在互联网上搜索“世界杯+恶搞”，获得搜索结果271万篇；搜索“超级女声+恶搞”，91万篇；搜索“陈凯歌+恶搞”，28.9万篇；搜索“好男儿+恶搞”，17.7万篇。什么事件热或者有争议，网友就恶搞什么，这已经成为一个网络规律。
互联网文化的核心在于以自由及兼容为基础的一种草根文化，“用眼睛思维的一代人”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寻求新刺激，并企图继续制定互联网的游戏规则。他们所能表述为一种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或曰爱好者，甚至纯然出自民间的人所构成的群体，他们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正统的、主流的声音，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独特的优势。传统幽默艺术的破败迎来了搞笑和无厘头的风格，解构、反讽成了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互联网于是成了展示民间智慧的舞台，是真正的快乐大本营。
数码照片的流行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都面临随时被恶搞的命运。在如今的技术手段下，恶搞一张图片太容易了，甚至不需要Photoshop这样的专业软件，只需要用Windows中的画图软件就能解决。
如果说胡戈的“馒头”，令恶搞文化首次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文化视野，恶搞黄健翔解说彩铃已经为互联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据估计，该彩铃下载带来的利润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着名IT专家秦涛将这一新兴经济门类归之为“恶搞经济”，而其诞生的标志，就是黄健翔事件。
谁去领许可证？
做一个“最经常被恶搞人物排行榜”，排第一位的一定是美国总统小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第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第三。好在这三人脾气不大，宠辱不惊。陈凯歌对胡戈大动肝火，说，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全国人民笑倒一片，回应：陈凯歌不能无趣到这个地步。又支持胡戈应诉：你倾家荡产，我们替你捐款。前妻洪晃说：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却连个馒头都放不下。在引起众怒直接导致反“恶搞”管理规定的恶搞作品《闪闪的红星》中，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父亲变成了地产大亨潘石屹。但未见老潘为此动怒，凭什么我就多了这么个私生子？互联网人尽皆知是新生事物，对新事物，也总要有新度量与新雅致。
从人人皆恶搞到持证上岗，无论如何，这是互联网视频管理上的大事件。技术的门槛低到不能再低，行政的门槛却高到不能再高，其实早在2004年6月，广电总局就曾经发布过极其严厉的管理规定──《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将适用范围扩大到“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虽然最终只有上海文广集团及央视获得了可以实现网络视频播放的执照。但《管理办法》在事实上已经夭折，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脱离了实际，可操作性太弱，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执行──否则怎会有今日的全民娱乐，恶搞成疯？
据说，在前苏联某农庄，一对男女正在偷情，远处炮兵演习，不巧打过来一枚导弹，落在两人身边。幸而是枚臭弹，男女二人吓得脸色煞白：多大点事，至于吗？
“恶搞”源流考论
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恶搞，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史记》，但在经历了“道德化”和“政治化”的漫长演化之后，恶搞终于在日益戏谑化的道路上娱乐至死。
公元前494年，57岁的孔子到达卫国。之前的孔子，带着一大帮学生周游列国，多次断粮，还被人误认而非法拘留了数日。不得已，孔子接受了卫灵公授予的官职，俸粟6万。
卫灵公的太太南子，是孔子的“粉丝”，要求见一面。按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要求，孔子该见一下，但南子是那个时代的猛女，“有淫声”。于是，一件中国思想史和娱乐史上的大事发生了。
恶搞前史
这说的是“子见南子”。
《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孔子该不该见南子这桩公案，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纳闷的是，《论语》里23个字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到了《史记》中就成这么一段绘声绘色的标准版绯闻，而且故事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史记》流行之前，司马迁和孔子名气的差距大概相当于胡戈与陈凯歌吧，所以，我想，仅就形式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搞”鼻祖。出于对太史公的尊重，我们当然可以把那时的“恶搞”理解为一种黑色幽默，但考虑到诸葛亮那么严肃的人不是也曾拿女人短裤羞辱司马懿激其出战吗？“恶搞”至少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也就获得了合法的历史身份。
“恶搞”的道德化
“恶搞”的黑色幽默特质后来在“馒头”中得到充分体现，但胡戈绝对想不到，当黑色幽默过头了以后，历史会呈现出血淋淋的底色，而“恶搞”本身所彰显出来的“道德遮羞布”功能，却拓展了这一行为的社会疆域。
北宋宣和二年，金攻占汴梁，立张邦昌为主，张邦昌没有太多显赫的经历，此前不过为河北路割地使，一时篡登大宝，自然无法服众。秦桧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论辞进言金朝当局，他在谴责了张邦昌诸多劣迹之后，有句话很有“正义感”：“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秦桧出面阻止张邦昌当汉奸，够“恶搞”吧。但声震屋瓦的狂笑以后，应当是痛彻肺腑的沉思。
秦桧之后，“恶搞”有所变化，厚重的历史陈述中貌似不经意的闲笔，把历史血腥和仓惶抉择的苦痛如冰凌般刺入人心。《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都是些豆腐块式的“小”文章：明末名士龚鼎孳在清军破城之前与美妾相约殉国，南京城破，龚果然下水，但立马又匆忙上岸，人问其故，答曰：“水凉刺骨。”1646年，另一江南名士钱谦益以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临行前，他穿着小领大袖的衣服游览虎丘，人问其衣服之奥妙，钱答：“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时人刺之：“大人确为两朝‘领袖’！”钱谦益后来致仕还乡，日日丹石，求壮其阳，其妾柳如是有妙评曰“大而无当！”──“恶搞”到如此地步，映衬出时下的“段子”特别没文化，但除了无行文人，实在无可置评。
“恶搞”的政治化
古人之“恶搞”，有其时代背景，可以莞尔宽容之，也可以蔑视之、鄙薄之，视情况而定──或奉之为古典文学之范本，或为家国巨变折射人心之不可思议。而“恶搞”本身成为一种政治，则大抵始于近代。
有蒋某人年轻时声名不着，就像他的日记写到的，每到上海，免不了寻芳猎艳，他在给朋友写信言及此事也比较坦率，曾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提到：“同志每言弟为好色。”可后来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头了，不好意思于年轻时的孟浪，出版文集时把上文改成“同志每言弟脾气暴躁”。也许正像《陈洁如回忆录》所说的，某人好色时确实脾气暴躁，但这么一“恶搞”式的改编，是想达到塑造道德超人的政治目的吧。
汪精卫年轻时慷慨激昂，谋刺摄政王，事泄被捕，自度必死，乃作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何等气魄！后来当了汉奸，举国唾骂，他自知不好自圆其说，只好“恶搞”。1939年3月30日，他发表《复华侨某君书》，“如今日本已将和平条件提出来，这些和平条件，既然不能说是亡国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言和平？我的老朋友陈嘉庚说：‘言和平就是汉奸。’为什么言和平就是汉奸？如此说来，宪法上规定国家有讲和的大权，是规定国家有做汉奸的大权了！”这种强词夺理的“恶搞”，水平未免差了些，时人只好为之捉刀，改诗为：曾经慷慨歌燕市，难得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这大概是代表“恶搞”最高层面的春秋笔法吧。
“恶搞”不都是馒头式的轻松搞笑。世人所熟悉的姚文元的那种大批判文体，便是“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和阴谋文艺联姻投生的怪胎，但其以“恶搞”式文评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伎俩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要不人们也不会封他个“文痞”的名号。姚文元以为他的笔法属于独得之秘，何曾料想“不到台湾不知道‘文革’没结束”的今天，陈水扁因为马英九出生在香港就“恶搞”他为“香港脚”。
“恶搞”的戏谑化
至于非政治性的“恶搞”，其实在胡戈之前中外颇有人在，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用这个词。无论是“五四”一辈反讽“吃人”的旧传统和揭露数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是王朔一代拿崇高开涮，虽不乏“搞”的成分，但其实都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积极回应，都有一种坚实的价值寄托和深长的人文关怀蕴涵其中，即使是周星星式的无厘头搞笑，也渗透着对小人物命运的悲天悯人的普世情怀。
但这些本来尚无可厚非的“讽刺与幽默”如今却正在变质，轻者，变成轻薄的调皮，比如《武林外传》，在没有质感的嬉闹中娱乐时间；重者，变成变味的亵渎，如《鸟笼山剿匪记》以及对雷锋、《红色娘子军》的“恶搞”。这一点，先是借台港电视综艺节目的催谷而萌生，后因网络普及而大兴，渐成潮流。如今，“恶搞”本身正在进入一个螺旋下降的漩涡里──那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底线、没有追求的世界。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对“他者”的蹂躏。因为心理上的距离，“恶搞”者具有任意挥洒的巨大空间，“恶搞”产品的所谓洞察力和酷，由此而生。但也因为如此，“恶搞”者很难理解当事人的感受与心路历程，快意中不免亵渎。
以《红色娘子军》的背景为例，1927年，冯白驹领导革命，1930年，在当时中共左倾领导人的要求下，冯率10万农民包围海口，被国民党军击败，回到山中，只剩下3个人，为防止被搜山队发现，又分开活动，最后只剩1人。当这种坚忍成为“恶搞”的对象时，你不能否认别人愤怒的权利──这已经和任何经典的叙述文本无关。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文化切割，一种针对过分正经和宏观叙事的切割。没有人说已经遗留下来的文化全是珍宝，但过分的愤激或过度的戏谑对主流文化脊椎、胸腔和耻骨的切割，可能造成明末式的无调与委靡。主流文化以政策、规定等刚性手段对此进行的纠正，其实是文化流变中常见的反弹和修补。
事实上，任何文化中“恶搞”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在美国，有人发现美军在硫磺岛竖起国旗的照片是摆拍的，于是肆无忌惮地闹将起来。但美国社会很快以巨大的鄙夷制止了哄笑，因为照片可能是假的，但硫磺岛2万余名年轻生命的损失却不是供后人调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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