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医学治疗学”-破解医改“看病贵”困局的深层次思考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医学治疗学”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周嘉善医生有一封信给省领导，后来转到我这里，我看后很有启发，我叫他系统地跟我说说，因此他写下这篇论文：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医学治疗学”——破解医改“看病贵”困局的深层次思考。我看了之后，一直放在文件夹，在思考着。恰逢有机会与上海复旦大学陈洁教授相见，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周医生说的很有道理。我已经在警告：新的医改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要打开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局面，犹如痴人说梦，犹如画饼充饥，永远也走不出漫长的月光夜！但是，我的话，有人不愿意听。我认为听一下老百姓的意见总不会吃亏的。细想一下，您身边的人又有多少是在跟你说真话呢？在这里，有很多人跟我说真话，是因为我和他没有“利益关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希望不要问他们是谁，他们的话应该有参考价值。

 （以下是周医生的论文）

    当前，一场如何进行“医改”的讨论正席卷神州大地。讨论的重点之一，是面对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看病贵”问题。
    其实，“看病贵”是个全球性问题。
    在中国，二十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到20倍，但医疗费用增加了133倍；在美国，全年医疗费用的支出，2001年已达国内GPT的16%，预计到2025年，将升至25%，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的美国，正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不堪重负，争论不休；位居世界各国卫生体系排名第一的是法国，但法国医疗卫生体系总是超支，2009年，赤字可能达到104亿美元；韩国医疗保险赤字从2001年起急剧增加，医疗保险已濒临破产，为此，总统多次向国民道歉。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可能不仅是监管问题。还应该从医学科学本身，尤其是治疗方法、医学教育、医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一场更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
 

   一、西方医学的兴起、发展和局限
   二百年来，西方医学在告别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后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步，取得飞速进步。人类预期寿命，十九世纪平均不到四十岁，目前多数国家已超过60岁，有的国家已接近80岁，这方面，西方医学功不可没。
   近二十年来，生物信息学、基因科学、蛋白质工程学研究飞速进步，人类基因组精细图的公布，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重大里程碑，对生命科学和医学带来巨大冲击。细胞工程，特别是干细胞的保存、增殖及应用技术，使许多所谓的“绝症”，有可能重获新生。西医学正处于新的卫生革命的前夜。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教授认为，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平均寿命突破100岁的国家，有可能出现。
    但是，人类对医学科学及生命科学的探索，远没有终结。西医学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出现许多问题和局限。
    一是大量新技术、新设备、新药物不断产生，在给疾病诊断与治疗带来帮助的同时，相关费用飞涨。加上经济利益驱动，许多不必要的检查化验、不必要的治疗和药物在各级医院泛滥，人为地加重了病人的经济负担，这点、在我国已非常突出。有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最好的医疗设备在中国都能找到，北京一个市的PET/CT比全英国都多。昂贵的医疗投入和费用，已使人们不堪重负。
    二是抗生素的毒副作用和滥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每年因细菌耐药导致死亡大约有50万人（引自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个人博客）。产生新一代耐菌菌株只要2年左右，而研制一个新型抗生素大约要10年，从而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怪圈。
    三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日见严重。2009年2月28日，英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管理中心（MHRA）宣布，针对69种常用儿童感冒咳嗽药进行的评估提示：“这些药物没有明显的疗效”，反而“会引起过敏反应，导致幻觉以及干扰睡眠等副作用。”
    英国药品和医疗产品管理中心（MHRA）称，要警惕含有伪麻黄碱、麻黄素等15种成分的感冒咳嗽药。MHRA收到的报告显示，服用含有这15种成分的药物后已有几十人死亡，超过3000人出现“有害反应”。
    此外各种癌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肥胖等现代“文明病”，正席卷全球，对这些病的治疗，至今仍存在许多困惑和无奈。尽管基因工程的研究将为这些疾病的突破带来希望，但仍需假以时日，而且，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北京谈到，如不采取得力措施，在未来十年，全球将有3.88亿人死于各种慢性病，其中约8000万人发生在中国，仅心脏病、糖尿病、中风就将给中国带来5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人类健康和疾病防治形势，依然空前严峻。而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迫使人们对医学科学本身进行深刻检讨和反思。
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组织一个相关研究，1996年11月得出的总结报告指出：“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结论使人震惊。

对此，西方医学界已经在进行反思。
    美国总统奥巴巴最近拨出10亿美元，进行“疗效比较研究（CER）”。目的，是为了知道通过比较，采取哪种药物和治疗方法，在特定疾病治疗上更经济、更有效。
    此前，美国的有关研究表明，治疗高血压老药利尿剂（氢氯噻嗪）比许多昂贵的新药更安全，同样有效。一片老药氢氯噻嗪才2分人民币，而一片降压新药往往要一元至几元人民币；2006年一项关于精神分裂症药品的研究发现，老的、便宜的精神病抑制药和昂贵的新药一样有效；至于昂贵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和腰椎手术，由于医生的喜好不同，在发病率相近的城市，手术率相差5~6倍，其中许多是不必要的。
    面对西方的反思，中国医学界应该有自己独立、冷静的思考。在努力学习西方医学一切先进经验的同时，要注意它的问题和局限，进而冷静探索，究竟哪种医学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哪种医学模式能为中国人民提供更有效、更经济的服务。照搬，是没有出路的。

二、中医药学的辉煌和困惑
    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厚重土壤上，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历算、哲学、植物学、酿造学、冶金、矿物学、气象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东方智慧，形成了一整套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特的中医药理论体系。
    在中医发展史上，产生过李时珍这样伟大的药物学家；诞生过世界第一部药学大辞典；出现过“金元四大家”这样开创性的学术流派。十六世纪明末、清初时期，战争频繁、疫疠（传染病）流行，中医“温病学派”形成和兴起，拯救了千千万万病人的生命。相对于同时代，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流行，夺去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仅1918~1919年的流感，就使欧洲、美洲伍千万人失去生命。

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医药学雄踞于世界医学前列。
    近二百年来，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借助现代科学的进步，医学科学迅猛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而中医，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渐行渐远。
    问题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从《墨经》以来，一直注重辨证逻辑、形式逻辑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这在中医理论体系中，表现非常突出。
    辨证逻辑指导下的辨证思维，主张天人合一、整体观念、阴阳脏腑平衡、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思维方法，直到现在，仍显现出人类智慧的光辉；但是，在辨证思维指导下的逻辑推理，缺少实验研究，缺少客观数据，和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光学乃至计算机学等的研究发展脱节，和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渐行渐远。这点，一直为部分仅受过现代实验科学研究训练的人士所诟病，认为中医“不科学”、“伪科学”，甚至是“巫医”。
    其实，辨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是科学发展的两翼，它们互相补充，比翼双飞，才能逐渐接近科学的真理，使科学发展更迅速。

三、破解“看病贵”的困局——创立吸取中西医长处的“比较医学治疗学”
    “比较医学治疗学”是在透彻了解西医学、中医学之后，通过取长补短，在治疗学上产生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它是对在半个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经过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总结之后，在医学治疗上的一个飞跃。它源于中西医结合，高于中西医结合，是医学科学上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最终，为人类提供一种更有效、更经济、更实用的治疗医学。
    以感冒治疗为例。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西医“实用内科学”将它列入“流感”外的“其它呼吸病毒疾病”。其轻者为所谓“感冒”，“上呼吸道感染”，重者可导致支气管炎甚至肺炎。据统计，成人每年有2~3次；儿童每年2~7次患此病。由于西医药对病毒的治疗缺乏有效药物，导致治疗方法混乱。要么头痛医头，所谓“对症治疗”，等待疾病的“自然痊愈”。而相当部分医师动辄输液，加用抗菌素，甚至激素……病人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甚至上千元。但如果用中医药，将它分为“风寒”、“风热”、“暑湿”、“正虚”等不同类型，通过辨证论治，普通感冒，一般2~3剂中药二、三十元能解决问题；重的、合并支气管炎、咳嗽，通过有经验中医师治疗，大多也能在一周左右治愈，费用在百元左右。这是一个通过中医辨证论治，在治疗效果及费用上有明显优势的例子。
    再如糖尿病的治疗。从目前来看，降血糖，中药不如“胰岛素”等西药，但对糖尿病合并症，如牙龈炎、周围血管病变、肾脏损害（如蛋白尿）、视力减退和神经系统损害等，用中医药，则效果好，费用也低。糖尿病人最终大多死于各种并发症，如能中、西医取长补短，将能大大提高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命。这是一个中西医在疾病的不同情况下各有所长，提高治疗效果的例子。
    至于四肢骨折中医小夹板固定，这个中医骨伤科的传统技术，在吸取了西医X光诊断，解剖学知识以后，治疗经验已经十分简便和成熟。按此法治疗，病人疗程短，痛苦少，又省钱，这是中西医取长补短后，使治疗效果更好更省钱的事例。
    更明显的例子是小儿肺炎（包括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据统计，儿科住院病人中，有近1/4为肺炎。由于抗菌素的滥用，耐药菌株不断产生，使抗菌素越用越“新”，越用越“高级”，越用越贵。为治疗孩子这种病，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至于“病毒性肺炎”，由于抵抗力差引起反复发作的“慢性迁延性肺炎”，治疗效果就更差，费用更高。其实，上世纪70年代，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就对小儿肺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进行了许多认真的探讨。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儿科、天津市儿童医院等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一致的意见是：中西医取长补短，用中医药为主治疗小儿肺炎，花钱少、患儿痛苦少、疗效也好。可惜，由于教育上的“后继无人”，当年这些宝贵的经验包括教训，已逐渐被大多数儿科医生遗忘了。
    针灸术在欧美国家已普遍得到认可，医疗成本就更为低廉，而且在特定疾病中疗效显著。这也是中医药的优势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医务人员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上，在内、外、妇、儿各科乃至急腹症治疗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较医学治疗学”正是在这一巨人肩膀上，产生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突出“一切为了病人”这一人性化思维，打破医学界的门户之见，主张不同医学流派的融合，它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大大的降低治疗费用，拓宽治疗思路，提高治疗效果，为解决“看病贵”问题，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四、结语
    进入新世纪，科学正处于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它的特点之一，是学科交叉日益明显，因而又称为交叉学科时代、综合学科时代。
    有中国特色的“比较医学治疗学”，正是这种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的产物。
    半个世纪前，一个伟大的哲人曾很有远见地指出：“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半个世纪来，为了继承和发掘中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几代中、西医有志之士，为此呐喊过、奋斗过，在中西医结合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留下了厚重的脚印。今天，面对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国医务人员完全可以站在前人肩膀上，以“比较医学治疗学”的创立为切入点，在发挥中医药优势的基础上，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西融合的崭新的医学流派。
    当务之急，希望由政府出面，组织高水平的中、西汇通的医学家，汲取中西医长处，编写各科的“比较医学治疗学”教材，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稳妥地推广它。
    中国医学界同仁们，应该抛弃门户之见，抛弃固定思维，以创立比较医学治疗学为契机，在医改的讨论中，向中国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解决全球普遍存在的“看病贵”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