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中国的企业变局 财识网

　　苏小和

　　1950年代的企业历史，从企业理论的角度看，并没有价值，但1950年到1959年，可能是人类经济史上最荒谬的年代，这里的荒谬是指企业发展的荒谬。

　　首先是公私合营。所有的私人企业全部与国有企业合并，大量私人企业倒闭。当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白天开会时，很多企业家高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说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愿意将企业捐给国家，但晚上回去以后，一家人抱头痛哭。

　　很多有风骨、有传承的私人企业，在那个时期被彻底扼杀。比如大家熟悉的三联书店。那时，很多好书都出自三联书店。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三联书店还有那么好的名声？因为它有传统。企业的这种传统，就如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父辈的性格我们会继承一些，祖辈的性格也会继承一些，而这种传统总是会传承。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持续发展必须以产权为前提，必须要有财产继承的最好理由。

　　其次是绝对国有企业化。那时也有一些新企业出现，它们主要是苏联模式，一共有157家，包括今天的798工厂，尤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基本都是苏联人援助建立。那是一个整个国有企业大铺张的年代。接下来的大跃进其实就是企业的大跃进，不仅在城市，包括整个农村也在大面积地兴办企业，家家户户修高炉，将锅、铲、门上的铁环都拿来大炼钢铁。这就是当年的企业建设状态。

　　所以我认为，整个1950年代是企业的毁灭年代。黄金十年之后，经过抗日战争、内战，再到1950年代，终于形成了一个历史现象：企业和企业家彻底断代。中国百年之间的企业史在这里出现了空白。

　　1978年之后

　　1978年以后，中国人终于开始做生意、办企业了。在这里，我想引出一个很专业的争论，就是多元化、专业化之争。美国著名的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他有一个论述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发展理论。常态下，一个企业的发展应该是专业化发展，也就是说一家企业只做一件事情，比如，比尔·盖茨只做Windows，巴菲特则只炒股。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只有专心做事，专业化发展，才能将企业做大。当然，美国也有多元化的例子，比如著名的GE，但是GE的多元化事实上是基于专业化的多元化。GE在每一个产业里都是龙头老大，而中国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则是什么都想做，但什么都做不好。为什么专业化的发展在中国企业中不被推崇？因为在中国，可以盈利的产业空间全被政府占用，如银行、石油、电力等等，而可以用自由竞争的方法来经营企业的产业并不多。所以，对于中国的私人企业来说，一个产业如果不赚钱，那它就会去寻找另外的产业，两个不行，就去开发第三个、第三十个。大家熟悉的德隆就是这样。总之，中国私人企业最大的追求，就是将这个产业与政府的资源对接起来，建立起稳定的政府关系。

　　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企业喜欢多元化，这事实上与我们的整个制度建设有关。在这个维度上，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理解中国企业战略。因为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但他们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柳传志，他专注于PC，但PC的最核心技术全来自国外，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只能通过并购的方式，获得IBM的一点点核心技术。可在做这项并购时，他将此交给其他人处理，自己则集中精力做投资，整合国有企业。到今天，联想控股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集团，也已不再是仅仅专注于个人电脑的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个人认为，中国1978年以后出现的企业家，事实上是用于实验的一代人，我们还在做着实验。用小平的话讲，大家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企业发展方式。

　　这就是我理解的1978年以后中国企业发展的框架性描述。

　　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

　　要想了解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发展战略，有几个标志性的企业家值得研究：

　　如柳传志。柳传志的特点在两个方面：第一，他的战略选择是一种基于PC的多元化战略；第二，他用30年的时间，终于从国有企业的盘子中拿到了一点股份，并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关于后者我是支持的，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应该像柳传志那样去改制，去想办法让自己的企业产权清晰化。他的优秀之处就在于，通过几十年的努力，他终于让联想渐渐从政府管制的陈旧状态中走了出来，渐渐成长为一个看上去很具有现代企业制度意义的大公司。

　　如王石。王石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企业家，为什么？企业有三个维度，一是产权，二是自由竞争，三是品牌。后两者万科具备，但万科到今天为止还是国有企业，王石只有不到1%的股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到今天，万科并不是一家规范的现代企业，意味着到今天为止，王石并不是一个规范的企业家。作为企业家的王石，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官商结合的陷阱。

　　再如田溯宁。田溯宁有很深厚的知识背景，与他交流，他会条理清晰向你娓娓道来。可是，他有一个很要命的情结，就是官僚主导意识。当年，田溯宁希望他能够使整个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形成一个竞争的框架，然后开放，再引导出我们今天比较繁荣的互联网经济。他认为要做好这件事情，唯一的路径是与政府合作。田溯宁从亚信到网通，再到宽带产业基金的这段历史，这里有大量的故事——一个国有企业体制是怎样去牵制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他又是如何在官商合作的体制面前，一步步败下阵来。

　　第四个人，任志强。很多人不太喜欢他。到今天为止，任志强管理的华远，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国有企业，他有多次机会可以进行管理层收购和改制，但他没有行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认为他还是想围绕国有企业的权力纽带来做事情，这才是任志强真正的软肋。网上一些人骂他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资本家，他只是一个官员。在中国当代企业家里面，任志强可能是把官商结合这样一个百年传统发挥到极致的人。

　　接下来，我们说说戴国芳。戴国芳，宏观调控之下著名的铁本事件的受害者。需要说明的是，铁本上马，一方面是戴国芳有意为之，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地方政府有意推动。铁本的上马，是常州市政府一手操纵，政府主动给戴土地，银行主动给他贷款，但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来，首先就把戴国芳断掉了，还把他树立成了全国的一个坏典型。所以我要说，在某种意义上，戴国芳其实是官商结合模式下的祭品。

　　作为一个群体，温州企业家也是要讲讲的。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温州企业家群体呢？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认为今天中国大概有企业家特征的，就是温州的这一群人。但是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群已经出现了变化，很多企业和企业家跟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地建设一种官商关系。今天的温州企业家看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没有政府关系、没有官商合作，他无法成就大气候。否则，他永远只能做鞋、做衬衣，永远只能做一亿件衬衣换一架波音飞机的事情，永远是这种表层的低加工。所以，当年的游牧企业家，这群温州的生意人，今天也已经开始和官员们觥筹交错了。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正在把中国本来就稀少的企业家精神渐渐稀释掉。

　　小结

　　首先，我认为官商勾结、官商合作是中国企业百年的一个巨大阴影。这是我们中国企业不成气候的一个最大原因。细究起来，还是我们的政府太大了，尤其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府有那么多的外汇筹备，财政收入年年看涨，我们的政府竟然毫不反省，而且越搞越大。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啊！所有人都企图成为政府的食客，大学生削尖了脑袋要当公务员，商人都绞尽脑汁要和政府做生意，给官员送礼，送出去的就是英雄，实在不能送给官员本人的，就送给官员的亲戚，这样的社会经济形态太有趣了。

　　你会发现，若想在中国生活得好一点，就必须要绑上官员，你一定要进入他的食物链。政府就像一头鲸鱼，四周有很多的小鱼跟着它一块儿走，鲸鱼游得快，小鱼就游得快，为什么？它要吃鲸鱼四周的那些漂浮在水里的微生物，以此来养活自己。所以今天中国的很多企业、很多人事实上都是那些游在政府这头大鲸鱼身边的小鱼、小虾，如果没有政府，这些企业、这些人会立刻死掉。

　　政府太大、市场容量太小、自由竞争水平太低、企业只有规模没有品牌，这就是我反复批评的种种经济现象和企业现象。

　　在企业的形态方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国有企业的政企不分，中海油的老板忽然调到海南当书记去了，中铝集团的老板忽然就调到中南海当副秘书长去了。某种意义上，国有企业老总们的目标不是把企业做好，而是某一天高调进入真正的官场，商场和官场之间，有一个他们看得见的发财当官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一直生生不息的官商结合模式。

　　此情此景，我们的信心究竟在哪里呢？最后我想再次提到田溯宁这个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迁、人类社会的进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新技术，是新技术在不断改变着人类的发展方向。他说，因为汽车，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走到更远的地方；因为互联网，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灵走到更远的地方。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只有新技术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也才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作者：苏小和，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