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亚平：中国财富集中度超美 贫富差距已成世界之最//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 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2010年02月02日 16:06董事会【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00条
拯救中国经济失衡与贫富失衡
中国不能再次错失转型的良机。如果下一步“调结构、促内需”仍未能落到实处，中国经济就可能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
文/丛亚平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后，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政策和多个行业振兴计划,对快速下滑的经济起到了一定提振信心和刹车反转的作用。然而可惜的是，就目前看，4万亿投资大多流到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上，享受到资金的企业多为垄断性的国有大企业，这些大型企业并不能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更不能创造高效率，而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却由于缺乏支持发展严重不够。
中国不能再次错失转型的良机。目前的“保增长”措施仍多以短期见效迅速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与之相比，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拉动消费需求的措施仍然不足。如果下一步“调结构、促内需”仍未能落到实处，中国经济就可能面临二次探底的危险。
贫富差距巨大　内需难以有效拉动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在GDP的占比中，居民消费不到35%，投资和产出却占了65%，是典型的投资扩张型而内需严重不足的经济模式。
根源显而易见。中国由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和权势集团、垄断国企占有的资源、财力越来越大，而民众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弱，导致我国的投资和产出严重过剩，经济结构越来越失衡，内需不足，消费率过低，生产出来的东西国内居民连一半都消费不了，不得不过多地依赖外需拉动，逐渐形成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特征。
根据科学测算，需求的拉动，主要是依靠广大普通收入家庭，他们是最具有购买意愿和购买迫切性的人群，增加收入最可能转化为购买行为。然而，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大多数老百姓手中无钱，虽然很想消费却无法形成有效消费。而给富豪们增加100万并不会增加新的购买，因为他们不缺什么。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至2007年，我国2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储蓄存款的64.4%，个别年份达到76%。如果一个国家财富的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所占有，那么消费率低得离谱也就成为必然。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的趋势愈显，社会天平进一步倾斜，致使中国今天的贫富差距之大已成世界之最。
切实大力改革　解决财富分配领域失衡
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民富才能国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复苏才能持久,社会才能稳定安康。为缩小贫富差距，使我国经济发展从严重依赖外需过渡到主要依靠内需支撑，我们需要从“十二五”规划期开始，从制度、体制和政策上，进行较大力度的改革，切实解决财富分配方面的失衡,才能有效刺激消费，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财富分配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结构失衡。因此，我国亟待采取一切手段缩小贫富差距，这已成为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而唯有进行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出口，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我国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提振内需。因此,制度的天平应向“贫弱”的一方倾斜。
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通过税收增减来调节和缩小社会贫富差别,是最有力的减少社会阶层矛盾的有效手段，要改变我国在初次分配中把过多资源分给强势群体和大企业的做法，并在二次分配中加大向民众倾斜。具体包括：应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同时根据贫富程度和收入差别拉开税收的不同档次，对高收入者应征收35%甚至更高的个人所得税，而对低收入者降低征税率，以此平衡过大的贫富差距；尽快开征遗产税、财产赠与税、房地产增值税等税种，让暴富者为社会平安提供补偿，这些税种在资本主义国家都早已开征。对大小非、大小限等以超低价入股却十几元、几十元抛售获得暴利者，应征收暴利税；将从企业征收的增值税改为到流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以改变政府激励，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烟囱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 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能丰厚，以此促进政府从保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转向保民生的“公共财政体制”。
此外，财税优惠要瞄准消费倾向大的普通百姓，采取让利政策，涉农税收还有进一步减免的空间；涉及居民的财产性交易和收入要进一步降低税率；涉及消费领域的各种税收要想方设法调降。
加快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多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政府并不是没有钱，政府存款达1.7万亿就是证明。但过去把钱花在投资上多，民生上少。其实与其花几万亿搞基建，不如扎扎实实把钱直接投到民生上来得效果更好。由于前期民生欠账过多，现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高达万亿之巨，而且空账每年还以1000多亿元的规模扩大，而个人账户现有实际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0亿元。到2010-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吃完后，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几亿人的养老怎么办？趁着现在财政殷实，储蓄率高，应尽快把民生的欠账补起来，把钱实实在在地投到医疗、教育、廉租房、环保等公共服务上来，解除制约消费的瓶颈，提高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只有当消费者不再承担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花费的时候，消费者才会放心地增加消费，内需才能拉动起来，私人投资才能重新恢复，经济向内转型才有真的希望。
应拨出更多的资源改善农村教育和“农民工”子女教育，因为缺乏教育是致贫的基础。要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甚至可以考虑专门为“新农保”立法，以法律(而不仅仅是行政规章)的刚性保证政府财政的投入不缩水且逐步增加，同时通过法律规制防范资金流失或滥用，以保证“新农保”资金流动的充足、高效，保障农民的利益。在财政管理上，要细化社会保障预算安排，建立“新农保”财政投入的预算制度，并在专项补贴资金分配和管理中保证转移支付的及时性和财政监督的有效性。
努力降低政府开支，节流部分用于惠民。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过高，行政开支比例占财政收入竟达26%，而日本只占不到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纽约市长可以乘地铁上下班，而我们连基层处级甚至科级干部都有专车。一些政府官员手中钱多、资源多养出来的霸气横气，使其更加难以体谅民生的艰难和疾苦。
因此，要采取硬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被滥用，改变弥漫于官场的奢靡风气，大力倡导节俭意识，遏制奢侈之风，完善财政纪律和公费使用的规章，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运用法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完善国家计划及干部考核的评价指标。我国官员对GDP的情有独钟是世界少有的，国外的统计一般都用地方人均收入和公布行业薪水，而我们则很少关注这些概念。
建议从“十二五”规划期起，把减少贫富差距作为重要的计划指标之一。把保GDP增长变为保利润、保人均收入增长，真正落实“以人为本”、公平合理分配收入、共同富裕的理念。
对各级干部业绩考核，要从片面追求速度、追求GDP和引进外资指标，转向综合评估经济速度与质量效益，转向考核改善民生的指标。例如：保证居民人均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长，采用缩小贫富差距的指标、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指标、环境改善的指标、社会稳定安康指标、人民满意度指标等。只有这样，“以人为本”才能真正落实，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应加大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加大干部任免中群众意见的分量，只有如此，才能促使官员推动中国经济从“积累型”向“分享型”转型、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型。应从制度和指标制定上防止官员采取只顾短期利益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的政策。政府必须转变职能，将经济权力交到民众手中。只有将“政府激励机制”由GDP导向转向民生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用到监督和服务上，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变资源向大企业倾斜为向中小企业倾斜。目前4万亿投资仍无法拉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仍受到很多限制和歧视。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过多地把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无改变，各级政府还将许多优惠政策向外资企业倾斜，然而，外资获得的利润再多也是要全带走的，并不能惠及中国老百姓。
真正吸纳大量就业和具有科技创新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今后国家应更多地将优惠和扶持转向国内中小企业，除向民营企业开放许多行业的准入禁区外，还应在税收优惠、资金支持上给予更多的倾斜。不再出现几千家上市公司中，中小企业资金只占不到10%，上一个大国企，就夺走了上百个中小企业融资的份额。总之，改变外资与内资发展失衡、国资与民资发展失衡的状况，充分激活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才能实质性改善我国经济体的效率。通过增值税转型来大幅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成本的压力，并辅以财政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支持广大中小企业产业升级，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焕发出更大活力，就业和收入才能进一步改善，社会才能更加安定祥和。
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在改善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同时，还要在三次分配上下功夫。即动员民间资源，通过企业和个人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鼓励民间组织参与,救济特困阶层；同时在税收上实行慈善抵税制度，财政杠杆上给慈善捐助以鼓励。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和慈善捐助，共同进行慈善事业，可以和政府行为互相补充，确实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减少社会矛盾，也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王小鲁：高低阶层居民收入差距达55倍 灰色收入是主因
2010年02月01日 02:32北青网【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38条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资料图）
徐以升 陈晓晨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问题，是此次“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讨论环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通过探寻灰色收入问题，认为是非市场因素的灰色收入问题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重恩指出，过去多年来居民收入占比在持续下降，相比于政府，企业是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获利者，他认为要增加企业分红。
王小鲁：灰色收入放大收入差距
1998年~200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加了21.5万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计算，同期城乡居民储蓄总额现价累计23.6万亿元。之间的差额约2万亿元。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统计体系里，这期间城乡居民几乎将全部储蓄存入了银行，而如果真是如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么就无法解释这期间股市、房市和居民其他投资的资金来自何处。
据王小鲁初步统计，同期，我国商品住宅累计销售14.8万亿元；沪深股市吸纳7万亿~8万亿元；居民的实业投资、债券、期货投资、外汇存款和境外存款等合计至少十几万亿元——这些都无法从居民收入和储蓄数据中得到解释。
王小鲁给出了唯一的一个答案——居民收入被严重低估。
在随后的考证中，王小鲁得出又一个结论——收入统计失真主要发生在最高收入居民。
最高收入组中有70%表示不愿意向统计调查提供真实收入数据，他们愿意报告的收入平均只占真实收入的34%。
2005年城镇10%最高收入组的真实人均收入至少应为9.7万元，而不是统计的2.8万元。
按照推算，2005年中国有4.8万亿元隐形收入被统计遗漏。2005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从收支统计调查推算的8.7万亿元，或者资金流量表提供的11万亿元，大幅上调到13.5万亿元。
在经过如此调整之后，城镇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31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而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1倍。
王小鲁得出结论，是灰色收入显著扩大了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市场因素导致。
王小鲁列举了几项收入分配环节的问题所在。其一，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达万亿元规模，但并没有纳入财政管理，形成了各级政府与卖地收入及房地产业利害相关的利益格局；二是房地产业暴利，对房地产投机缺乏有效制约，预期2009年该产业利润达上万亿元；三是缺乏针对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合理税制，2009年仅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采选业超额利润5000亿元；四是垄断行业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5~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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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媒聚焦：
人民日报两篇呼吁收入分配改革调查报道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新华社晒寻常百姓家庭收支账：工资没涨 物价却涨得厉害
权威声音：
郑新立：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让中低收入者能充分消费
国家行政学院学者：政府权力过大 收入分配体制已经改不动了
专家观点：
李实：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学者：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低 应增加工人报酬减少企业垄断
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 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分析评论：
薛涌：贫富差距达23倍 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陈东升：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不能太夸大 要相信下一代人
水皮：贫富差距过大会引来一系列问题 裂口不能越扯越大
宋桂芳：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 我们的橄榄在哪里
2009年12月10日 08:25东方网【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7条
宋桂芳
近日，重庆社科院多位专家联手完成了2008年度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课题组专家认为，重庆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呈“倒丁字型”，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总体和谐。(12月9日《重庆晨报》)
重庆一城的情况，固然未必足以表征整个中国的现实，但就眼下的现实来看，其结论显然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社会结构一般有两种比较典型的形态，一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这种结构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是一种比较优越而稳定的现代社会结构；另一种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型”结构，这一结构中，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绝大部分则处于社会的下层――而“倒丁字型”结构是“金字塔型”结构的一种变形，显示出处于较低社会位置的群体较大。底层群体过重，直接表现为民生难题多，社会消费率低，阶层流动性弱，政府承载的责任与压力较大。
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处，有识之士就提出要培养我国的中间阶层，让更多人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主体部分，使之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十六大”也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社会多一些“橄榄”，则公众对主导型价值观就会有强烈的认同感，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中间阶层多了，底层群体数量自然就少了，利于调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从经济发展来说，中间阶层利于形成稳定而持续的消费市场，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石。我们曾一度以为，蓝领或白领群体的形成，是中国橄榄萌芽的喜讯，遗憾的是，伴随着“干得多挣得少”的现实，是劳动力价值的低估，以及生活重压对新兴中间阶层的削弱――结果导致我国基尼系数与经济总量一起上升，1990-2005年基尼系数从0.35上升到0.45，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0.48，已经突破了国际警戒线。数字的背后，就是本该成为“橄榄”的那部分群体，生生成了“倒丁字型”中的一横。没完没了的加班，柴米油盐的紧张，教育医疗住房的挤压……原来，一切“白领”“金领”“中产”“精英”等美丽标签，不过是媒体贴牌的误会一场。
若干年前，美林公司预言说未来10年中国中间阶层将增长至3.5亿人，有人反问：未来10年，谁能、哪个行业能、哪种职业能给中国提供3.5亿个中间阶层的岗位？问题一出，乐观的预言家几乎同时陷入了沉默。其实，我们的中产阶层长势不甚喜人，倒并不在于就业这一点上。易宪容先生曾一针见血地说，我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培厚中产力量的制度――看这种制度安排是扩张民众生活权利的空间，还是抑制、甚至剥夺。比如底层向上流动的自由，具体说涉及高考公平、用人公平、代际变动等；再比如公民私权的神圣性，具体说涉及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物权的捍卫等；比如暴利领域对劳动所得是否长期蚕食，具体关乎调控房价、防止垄断行业挟私涨价等……凡此种种，只有相关制度保持对中产的友好与公正，我们的“橄榄”才会发育正常起来。
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也着力不少，比如提出共享理念等。但就社会构成来看，只有培育出自己的“橄榄”，改变“倒丁字型”结构，继续为底层群众的上行道路寻找突破口，我们的中产阶层才不至于长期《蜗居》在底层的某个角落，“大部分老百姓”的日子才会更殷实起来。
孙立平：不怕贫富差距大 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2009年11月27日 07:33东方早报【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74条
孙立平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
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
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因此，关键在于管理。
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
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编自《中国报道》2009年第6期
薛涌：贫富差距达23倍 中国必须对贫富分化说不
2009年11月12日 09:45凤凰网财经【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8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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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著名时评人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据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一百二十万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他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政党，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例外是美国，达到0.4。但是，据最近《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综合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研究、健康与医学、教育学、法律与工商管理等多学科，领先于世，并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正在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五十个县的男性和九百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来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同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
赵志疆：“奴时代”的社会学分析
2010年05月21日 08:14重庆时报【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近日，网上流传着一份“菜奴省钱攻略”，网友称，当了房奴、车奴，如今在高涨的菜价之下，不少人又增加了一个“菜奴”的称号。在“菜奴”攻略中，支持率最高，被证实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买菜时刻表”，改早上买菜为晚上买菜。(5月20日《河南商报》)
从“房奴”、“孩奴”、“车奴”，到现在的“菜奴”，我们俨然已步入了一个“奴时代”。当太多的“奴”接二连三地出现时，“菜奴”显然已不足以吸引人们的眼球。甚至每当提及“奴”的时候，总有一种声音会适时响起——没有人逼着你去超前消费，做人应当量入为出。言下之意十分明显：所谓这“奴”那“奴”，多半都是作茧自缚。
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梦想，并为此付诸努力。退一步说，现在自甘为奴，难道不正是为了以后挺直腰板吗？对于衣食住行这些基本消费品，形形色色的“奴”并没有过高的奢望，他们只是想尽可能改变目前的状况，这种心态应该不难理解。可关键也在于，实现这样的理想何以竟要以变身为奴作为代价？
近年来，扩大内需是国内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实际效果却有待考量。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对落后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制约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对普通公众而言，一方面，居民收入的增幅跑不过一路蹿升的CPI、GDP，相对缩水的荷包使自己无钱可花；另一方面，脆弱的福利保障又使自己有钱也不敢花。两相叠加，为了应对必须支出的消费项目，为了追求更好生活的梦想，人们又怎能不委曲求全变身为“奴”？
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奴时代”迅猛袭来。就在“菜奴”横空出世之时，社科院最新的一份报告又称，未来五年，中国将成为全球奢侈品消费最大的市场。看着那些在奢侈品市场血拼的人们，再看看还在为生活辛勤奋争的“奴”们，此中冷暖一望可知。
赵志疆(河南 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