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经历了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创建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一个借鉴吧。

我回湖南提过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帮我们搞清楚我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什么环境下去的新疆，对新疆的贡献不能埋没。第二个要求是搞清楚我们湖南人去新疆的究竟有多少？还活着的有多少？他们的在哪个岗位上？对他们的成绩要作出正确的评价，要建立档案，载入历史史册。第三个要求就是希望家乡父老乡亲不要忘记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群体，不能把我们忘记，要记得来看望我们。

我听说7.5事件后，很伤心。过去我们提倡的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几年喊得太少了，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没有和谐没有团结就没有发展，没有前途，就没有幸福的日子。

八千湘女上天山剧照

王震将军说：没有老婆安不下心
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只有从湖南，他们自己的家乡开始

　　1949年12月，王震将军带着十万大军，解放新疆。加上后来国民党的守备军在新疆的十万人，当时新疆有二十万军人。

　　那时新疆很落后，现在的乌鲁木齐市，过去叫迪化。两平方公里的面积，只有一个农具修理厂，两条沥青路和五栋楼房，商店就是一个前面搭个牌坊模样的很破的门面。我可以说出当年每个地方现在的位置，而这些就组成了当时的“城市”。

　　现在的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房林立，车水马龙，发展很快，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了。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是历史的创建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我们有权利、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做一个借鉴吧。

　　当时有二十万大军在新疆垦荒。一方面，士兵们的岁数都很大了，他们结婚生子问题解决不了。另一方面，为了保卫边疆，为了建设新疆，为了加强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他们又必须安下心，扎下根。

　　面对现实的情况，王震将军等很多领导高瞻远瞩地提到：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王震于是请求从自己的家乡湖南开始，征招女兵前往新疆。

　　1950年7月份第一批去新疆的女兵是湖南的。从1950年7月份到1952年5月份将近3年当中，一共来了大约8000湖南女兵，号称“八千湘女”。当然“八千”只是一个约数。

1951年前后参军进新疆的“湘妹子”

八千湘女上天山

我骗妈妈：我是去卖菜

　　50年我报参军，但没有录取。我是1952年去的，从1950年过去将近两千人，1951年又过去将近一千九百多，我们是1952年第三批去的。

　　我家住在湖南长沙烈士公园旁的一个村子。那时候村里经常去开会，因为我在村里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人，是村里的骨干，经常随着村里干部们走家串户到处宣传。

　　土改的时候，我跟村长水大伯跑上跑下。解放初期的社会活动很多我都参与了，开各种会，之后是当民兵。

　　我经常到城里去卖菜，种菜吃不完可以去卖，换点油和盐回来。有一天，我换油盐回来看到了那个征兵布告。我一看就高兴了。

　　后来乡里开会动员，动员之后我就报名了。头一次报名是说我个子矮小不要，第三次才成功的。

　　我很精明，记得我去体检的时候，我手抓着小石头，口袋里装了家里的铁锁子。检查体重的时候我40公斤，合格了。到1952年的时候条件放宽了，对个子矮小要求不高。因为要招七八千人，一批比一批年龄小，一批比一批文化低。文化要求原来是初中毕业，后来小学也要了。我是高小刚毕业，没上初中就出来了。

　　我参军的事情，父亲不反对，但我妈妈反对，不让我去。我父亲在抗战时候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他说出去闯一闯也可以。

　　记得走的前一天，母亲哭哭啼啼，我骗妈妈说，家里没油了我去城里卖点菜。可是我那天没有卖菜。我把卖菜的箩筐给藏起来，她没有发现，然后到了城里集中。

　　第二天就要出发了，但母亲找我来了，我叔叔在城里。我说我是去送那些女兵的，叫叔叔把妈妈带回家，连哄带骗的把她骗走了。

我们不是被机枪押进新疆的

　　我们在长沙集中以后就去坐火车，硬座。还记得在火车上最喜欢唱的是《年轻的人火热的心》，是毛泽东写的，另外一首就是《再见吧，妈妈》，是苏联歌曲。我们还一路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因为那时候兰新铁路还没修通，所以我们就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下火车以后等消息，一边排队，一边学习。

　　从西安出发后，一路上有上百辆车，前面看不见头，后面看不见尾，黄尘漫天。我改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

　　　　我是一个兵，来自湖南省，三天没吃大米饭，气得肚子疼。

　　　　饼子像磨盘，坐在臀下面，进入甘肃给灾民，也是为人民。

　　从西安到新疆，路上不安全。我没遇到土匪，但我们前面一批的遇到了。据说有一辆车已经被劫走了，到现在还不许公开说。流传在我们女兵中很广的传说是，甘肃的土匪，把我们姐妹抢走后霸占了。虽然是一个传说，但始终不让我们说。我们就一直没说，现在老了说一说。

　　因为有土匪，我们每一批去新疆的，都有武装车，上面有男兵保护，车上架着机枪。为什么后来流传说我们是被机枪押过来的？出现这么一句贬低我们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要把这个事情澄清，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不能被抹杀，必须要反映历史的原貌。

　　这个说法从五十年代就有，但真相一直被埋没尘封，到1998年才正式被揭晓。过去的历史越是不重视，我越是有意见。

　　我后来学习了民族政策，学了维语，知识相对多一点。到地方上以后，有人说我们是王震骗来的，流言蜚语很多。但那时候也不重视，没有一个官方说法。我们是有计划过来的。在1955年以后，河北，河南的垦荒的、移民的人也过来了。新疆原来的人口更少，现在人口增加到2100多万了。

　　我后来回湖南提过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帮我们搞清楚我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什么环境下去的新疆，对新疆的贡献不能埋没。第二个要求是搞清楚我们湖南人去新疆的究竟有多少？还活着的有多少？他们的在哪个岗位上？对他们的政绩要作出正确的评价，要建立档案，载入历史史册。第三个要求就是希望家乡父老乡亲不要忘记我们，我们是被遗忘的群体，不能把我们忘记，要记得来看望我们。

　　2000年，张云川从新疆调到湖南后，再回新疆访问，他说我们当年做得很对。我代表石河子“湘女”参加了这个会，提了一个要求：一定要来看望我们这群在新疆的湖南女人。我们是嫁出去的闺女，你也去看望一下，就算是亲戚关系也要看一下。

　　我们是新中国西部的“第一代母亲”，是新疆解放以后第一代大批进来的，所以应该把这个事情载入史册。湖南在2000年8月份左右来了30人，当时的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周伯华带队。

　　“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为新疆各族人民干干好事”，“开发新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这些口号把我们吸引去的。但那时不知道要做什么，到了新疆以后才知道的。

当个工人很光荣，那是伟大的工人阶级

新疆建设兵团女战士在工作

　　最早一批湘女大多进了机关，有的去了卫生防疫站，有的做收发员。1951年的主要到农场。我们是1952年来的，基本上分三个地方，百分之五十留在各大兵团，还有200多人到了阿勒泰地区，还有的人到了石河子。

　　到了1954年就正式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集体转业也是在1954年，一部分是到生产建设兵团，老一点的就去地方政府，做乡长啊，镇长啊什么的。

　　我们这批女兵主要是搞财会、医务，大多进了工厂，有去钢铁厂、水泥厂的，也有进修配厂、棉纺厂的。我被分到了七一棉纺厂。棉纺厂在迪化东郊，大家背着背包，提着行李，走了半天，也没看见工厂的影子。最后，队伍停了下来，带队干部宣布，到工厂了。我四下里望了望，问道，工厂在哪里呢？干部笑一笑，乐观地说，它在我们的汗水里，只要我们不怕苦，肯流汗，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蓝天为帐，大地为床，大家放好行李，就开始打土坯，修厂房。

　　我们那个年代，都非常满足。那时在工厂当个工人很光荣——伟大的工人阶级！

　　那时候条件很苦。1952年一个夏天我都是穿棉衣棉裤度过的。工厂盖好了之后没有宿舍，于是自己挖地窝子——在地上打一个大洞，外面盖上红柳、芦苇再盖上土。地窝子夏凉冬暖。早晨起来一层冰壳，要把冰壳弄掉以后，我们才能正式起床。

　　下雨的时候，大家要到工厂去避雨，因为地窝子到处流着水，哪里低洼哪里有水，整个地窝子都是水坑，就要把水排出来。炕塌了之后要再补起来。一群女娃娃不会补这个，连长带着我们补。但是他们又不厉害，我父亲是一个木工，稻草和泥补房子我见过，我就提建议先用麦草代替稻草和泥。我和不动泥，我就带头跳到泥里踩。和泥的时候穿鞋的，鞋被泥水浸湿了，天山融化的水刺骨的冷，刺骨的冰。许多人得病的，我的体质差一点，加上我先跳下去，和泥的时间长一点，病得最重。急性关节炎就是那时候落下的，所有的关节都痛。

　　这种病我们称为“地方病”，气管炎、关节炎这些病特别多。现在生活在新疆城市里的10万多老人，大部分老人走路腿都是一拐一拐的，都有这种病的。年轻时候身体比较好，小姑娘也不在意，还顶得住。

　　到新疆后我们生活很不习惯。以前是吃大米，蔬菜的。新疆那时候吃不上大米，吃的是高粱米，苞谷糁子，稗子面，馍馍等。我们体重大大减轻，我的体重减到只有三十八公斤。换了环境，生活上是天壤之别。

　　我们把管生活的叫司务长。我当时病了，他打了一个报告，连长签字才吃上稀饭的，稀饭里放几粒葡萄干，那是最好的饭了。

　　到了新疆发了军装：两套衬衣，一套单衣，一套棉衣，当时没有绒衣，毛衣。我得急性关节炎穿衣服要穿暖一点，但从家乡带的夹衣什么的都没有了。

　　我们坐火车到西安，从西安坐大卡车。大卡车没有座位，带着背包行李就是座位。在经过一些贫困地区的时候，大姑娘没有裤子穿，我们好多人把从家乡带的衣服送给她们。所以一到新疆以后就换的衣服都没有，就是两套衬衣，穿衬衣又冷。

　　新疆的气候是早穿棉衣午穿纱，早晚温差大。实际上新疆最热的时候是8月份，温度19到31度，比现在还冷一些。现在很热了，在九十年代的时候都没现在热。

　　我们从苦水里泡大的，走上社会了，穿上棉衣了也感到很满足了。我们都是学生兵，很爱面子，从来不在人们面前流泪，有泪都是晚上躲在被子里哭。

领导安排，从门洞里选出丈夫

　　1954年10月份，军区开首届党代会，先有一个筹备会，要抽人，12个。我被抽到了。我于是进了军区当维文打字员。在这里，我遇到了我的爱人。

　　那时年龄大一点的不愿意结婚，还要动员他们结婚。我的爱人叫李安堂。他是甘肃军区提拔干部时来的。1954年实行义务兵役制，他被调来搞征兵工作。当时在征兵队，后来改为兵役局。那时候从基层“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提上来的军人，没文化。把他们调来以后，到“速成”中学学文化，以后再留下来的。

　　工农干部经常在机关楼上一起学文化。那儿一共42人，只有三个女的，有两个没有结婚，我是一个。

　　那时候谈恋爱很正规，不像现在乱七八糟的，都是“有的放矢”，一般是优先工农干部。结婚有个规定，男的要25岁以上，军龄要5年以上。那时候他已经27岁，又是工农干部。于是，领导创造机会让我和他谈恋爱。比如说安排我给他作辅导教员，辅导他们学习。

　　56年元旦，领导给我们发体育馆看打球的票，我们两个没有结婚的女同志和他们一群男同志一块去。一路上他很照顾我，进出时候很拥挤，他就“保驾护航”一样。

　　他照顾我很周到，很稳重，不多说话，长得又帅。他以前是骑兵团的排长，穿马裤、马靴，很英俊。

　　我有几个朋友，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去找他们，要他们来参谋参谋。我们单位有一个门洞，我去接他，要他进来，我就和两个朋友一起看。他们说很好，其中一个跟我说，他身体很好，就算是生病也有劲儿，饿不死。因为他们不当兵了，没有工作了，如果生病就干不动活。这个人很朴实，没有文化不要紧，但是没有体力，没有身体不行。有这么一说，后来我就和他谈了，再以后就结婚了。

　　在结婚之前，我和他接触很少。我们那时很正规，不像现在“蹦蹦跳跳”在一起，单独出去是不能接触的。没有星期六，周日在一起谈谈的机会也很少。倒是和老头子看了好几次电影。

　　到56年10月份我们结婚了，这个结婚的日子不是十一，而是十月第二个礼拜的周六。为什么呢？当时有个领导的秘书追我，他把我打的结婚报告压着了，10月1号的时候就没有结成婚。领导问我怎么还不结婚，我说打的报告还没批，结果他说已经批了啊。老头子老实不去问，我去问，秘书说报告丢了，等他找。又拖了近十天，领导亲自出面才把报告拿出来。所以我在10月13日才结成婚的。后来人家说这个日子不吉利，不好，我说不信迷信。

　　那时候我们结婚还算不错，买了一些水果糖，买了一点茶叶，以茶代酒。当时没有喝过喜酒，也没有做饭吃，与他们坐在一起谈了下恋爱的经过，唱唱歌什么的，就结婚了。

　　军区还有一个好条件，公家配一张桌子，配一张床，给两条凳子，桌子是写字台，用来学习的。新房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旧房子，八平方，平房。条件虽然差，但觉得生活还是很有意义，政治空气很浓，阶级意识很强，团结和谐不分你我，人们也没有那么小气。

　　老头子早已离开我们，去见马克思了。他比我大八岁。现在石河子这边的，两口子还健在的屈指可数，一大半都是单巢老人，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大七八岁，不算大；大一两岁，或是同岁的几乎没有。本身是年龄小或者是晚婚。

　　我感觉我们这代人婚姻很安全，很巩固。先结婚，后恋爱。当时领导介绍的也好，朋友介绍的也好，领导分配的也好，都是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早出晚归，早上六点钟吃饭，八点钟上班，到两点钟（北京时间）回去吃中饭，再睡午觉去上班了。夏天太阳晒，就晚一点去，吃完晚饭还要去上班，还要学习。每天要开生活检讨会、民主会，要开展生活批评。每天要把自己先检讨一次，把自己的生活评价一番，然后复审提意见，领导做点评。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只有一个礼拜天，看看电影，看看打球。这是在城市里，如果在农场里面还没有这个条件。我是幸运的，还有看电影这样的条件。

　　我们那代人婚姻有三种，第一种是分配婚姻，也就是领导完全包办。第二种是道德婚姻，经过人家介绍以后在一起磨合，最后就结婚了。我属于第三种，领导创造机会，结婚后慢慢培养感情。

进疆的女青年投身生产建设，并和部队指战员喜结良缘，成为兵团早期创业的军垦母亲

回家——第一次带孩子回湖南把父母吓坏了

　　我父母现在已经去世了。刚开始，十年才能有一次探亲假，探一次亲。而且当时新疆到内地交通非常不方便，回一次湖南很辛苦。

　　八十年代之前一共回家三次，1958年一次，1969年送孩子回去一次，1975年一次。后来回湖南是越来越多了。

　　我第一次探亲是我生孩子以后，我是1958年有娃娃的。那一年，彭德怀要大量裁军，我和爱人就都转业到了地方。

　　我爱人转移到了兵团，去了银川。因为我学的是翻译，当时的新疆军区副政委曾涤，后来当了中组部副部长。他知道翻译不容易，是专业人才，把我留在地方，我们夫妻就分居了。

　　我转业时，孩子还不到100天，刚上班，我的孩子怎么办呢？请保姆要60块钱一个月，那时工资有85块，他是86.14块。

　　我决定把孩子送回家，给父母带。没有电话，发电报发不出去。我就写信给家里，我想把孩子送回去。

　　部队有很多年纪大一点不愿意在新疆，要回去，部队叫复员，复员就是送回家。我跟着他们一起回去，大约有一两百人。我们管男同志都叫大哥，他们都30来岁，我才22岁，带一个孩子，才4个多月，5月1号到了吐鲁番。背在背上我怕他把他捂死了，抱在前面我又抱不动。我就拿着带子把孩子捆在胸前，他在我胸前大哭。

　　当时没汽车，火车只通到新疆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很偏僻。我记得那里刮沙尘暴，飞沙走石，石头都能被吹起来。

　　下汽车以后，我们在进火车站的地方休息，他们都拿着行李没顾上照顾我。刮大风的时候我走不动，他们都到了就我没到。

　　我这人不傻，我走的时候不走高坡地，哪里低洼就走哪里。在逆风的地方我就避一避，风一停我就走。后来行李实在拿不动了，我把行李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做好标记。人要紧，要先走。风刮得走不动，人家花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到了以后，他们问我抱着娃娃到哪里去。带队的送我到住的地方，大帐篷里面，我把孩子放那一搁，去取行李回来。

　　路上一共走了八天，到了湖南，回家也费了一番周折。村里交通不便，下火车以后到自己家没有车，我就找了辆三轮。我看拉车的人善良，于是就说好话，能不能把我拉到我姨父家，他那个地方通车，把我送到他家就可以了。我自己不坐也可以，只要娃娃坐。那个人很好，他说你坐吧。到了后，我姨夫一看见我抱着我哭，我说不哭，没事没事。他让他弟弟，抱着孩子，领着我回了家。

　　我第一次带孩子回去的时候，把父母吓坏了，他们很吃惊。妈妈一看我狼狈不堪的样子，马上就哭了，说怎么一个人回来呢？姑爷怎么没有回来呢？因为我丈夫没有回去，我也好像逃难一样。我解释说集体转业，去很远的地方去了，刚刚开发的农场，电话也不通，电报也不通，写信也不到。我给我家里的信他们也没收到，我都到家两天后才到。

　　我把孩子给弟弟，给了家里40块钱。家里用瓦罐子煲稀粥，鸡蛋羹把儿子带大了。我这个儿子人民大学博士生毕业，现在北京工作。

三天后，我怀上了第二个娃娃

　　老伴连队很远回不来，交通又不便，不能经常你来看我，我来看你。我是56年结婚的，1961年团聚了一年，1962年又分开，一直到到1980年以后才再正式一起，以前都过着牛郎织女生活。

　　我老头子在兵团开发农场，一个偏僻的山里面开矿，带劳改犯。他去了后，我去看他，我们第二个孩子就是在那里出生的。

　　他们住的地方高出地面5米，上面有屋顶、窗台。他们都是男同志，在一起开矿、开山，住在一起。我去了没法住，老伴毕竟是个领导，让他们睡里面，外面拉一个被单一拦，我们睡门口。

　　我在那儿三天，晚上非常冷，只有一床单薄的被子。三天后，我就怀上了娃。

　　那时也不能结扎，不能人工流产，人工流产要打报告，只能生下来。后来一个军区的同事回湖南老家探亲，他把这个娃娃带回去，顺便把我大孩子带来吐鲁番。

　　老头子后来调到乌鲁木齐附近一个县，我就到那儿去当生产队的老师，我们团聚了一段时间。工厂又撤了，我们就又分开了。

　　再后来我到了农七师下野地农场，现在叫农八师133团，编号改变，位置不变。在那儿工作的几天，一个湖南的领导，也是老红军，发现我会维语，就给我说，我们会维语的很少，让我当翻译。我去的那个地方少数民族很多，语言不通，很乱，方圆20公里没有公交车。

　　1964年的时候，伊犁、塔城发生边民外逃，我们就内迁，又把我调回去学校当老师。我在那个农场呆了18年，我最好的年华都那里。

　　到石河子城里才算安居乐业，有房子有家了。为什么我现在对身体很重视呢？我好不容易安居乐业了，以后美好的生活是否该享受呢，我想多活几年，享受享受。现在我住的房子蛮好了，是120平方米的楼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变成现实了。

“湘女”倪碧纯、高兰英、谢新觉、刘功辉、戴庆媛、华淑媛、郑瑞阳（从左至右）

湘女眼中的民族交往记忆

　　我在民族地区做了很长时间妇联主任。刚解放，少数民族群众听不懂汉语，交流起来非常麻烦，但我们和他们关系很好，因为他们以前更苦，我们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

　　“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到今天心里都难过，不平静，想不通。大儿子最知道我的心情，他说妈妈你是不是睡不好？我说就是。我在这里做处级干部以后给我评了两次民族团结积极分子。没想到现在民族有隔阂了。过去我们提倡的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几年喊得太少了，现在提倡和谐社会，没有和谐没有团结就没有发展没有前途，就没有幸福的日子。

　　我当初和少数民族交往，下连队教他们学汉语，每天布置作业，学一些汉字，我每天教他们五个字。小学生的练习本每天写一篇，过几天以后我回来看他们的字，我这样教他们的。他们很爱学习的。有一个学生现在当了军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

　　他们遇到大小困难都找我。语言很重要，是沟通思想感情的桥梁。那时吃面条都很困难，下连队的时候他们非拉我吃饭，他们说不吃不行，就不是姐妹了。我一去，他们就把我拉他们家里住，“不要住连队的通铺，那儿不安全，就住我的家里”。每一个连队也有妇女排，一旦看见我来了，就接我到他们家，今天到我家，明天到他家，把最好的被子、褥子铺上。那不是拉关系，那是一种感情，现在的话叫和谐。

　　民族团结很重要，这个要宣传好。要发展，一定要维护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以后社会才会发展快。现在新疆恢复的很快，欢迎大家有机会能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