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 谁还敢举报？

　　如果换做我，我一定会沉思良久。如果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会去举报。因为我不想失去现在的工作——就算我的举报将他扳倒了，但是后来的人也不敢再留我，因为我肯定成了别人处处提防的“小人”。

　　就算匿名举报，我也心下惶惶。我的举报可能会如石沉大海，而我的名字会被有关部门“不小心”泄露给领导。于是，我就不用在这个单位混了，领导就算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打击报复，但给我的小鞋也可以把我的脚穿烂。我会灰头土脸地滚出这个地方。

　　就算在网络上匿名发帖举报，我还是提心吊胆，因为我的IP地址还是会将我曝光。我想起了王帅，就算远在上海发帖，河南警方照样有办法抓回去。我害怕领导的权力，就算我说的是真话，也有可能被按上个“诽谤罪”，工作丢了不说，我的名声一定会被搞臭，让我从此处处碰壁。

　　如果领导的所作所为没有伤害到我和我的家人，也就是说和我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我看还是别干举报的傻事了，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有什么意义？以你个人的能力单挑权力，无异于以卵击石。让别人出头去吧，你做什么“愤青”呢？就算和你有利害冲突，你也别干举报的事了，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吧，能低头处则低头，否则你以后的日子有可能过得更难。

　　怎么，你说我是胆小如鼠，只知道明哲保身的庸碌之辈？看看报道吧，举报的人都得到了些什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其中，各类“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因其手段“合法”，行为隐蔽，难以界定，一直处于法律救济的“边缘死角”。在近日召开的“2010年检察举报论坛”上，有专家认为，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在立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6月20日《红网》）

　　既然70%的举报人会遭受到“厄运”，那么你在举报以前会不会掂量一下轻重？别跟我说大道理，忧国忧民的真心我也有。可是举报的环境不改善，举报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当举报的“风险”大大高于“收益”的时候，谁又敢轻易去试探“雷区”？（作者：祝云洪）

　　让举报人的“悲壮”不再继续

　　何谓隐性打击报复？用北京市检察院控申处检察官罗守梁的话说，借“合法”手段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特别是那些拥有“人事调配权”的被举报人，往往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对举报人作出职务任命上的“调”、“降”、“停”、“撤”决定，或者对其提拔实施“关”、“卡”、“压”等决定。无论是明目张胆地以违法手段侮辱、伤害举报人还是隐性打击报复举报人，都殊途同归，勾勒出了举报人脆弱而凶险的生态状态。

　　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这一数据来自最高检察院，应该说权威可靠。但数字是枯燥的，每一个受打击的举报者背后都有着难以尽述的悲情，轻者他们丢了工作，生活在恐惧之中；重者他们体无完肤，甚至死于非命。正因为如此，曾有举报者满怀悲愤地痛言：做个举报者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

　　举报者的功劳有多大，可以用一组数据说明。最高检察院的统计显示，2003年至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各类举报线索近100万件，查办职务犯罪的线索70%来自群众举报。江苏某检察院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8月到2007年5月，该院查处了12起经济大案，其中8件来自网上举报。没有这些人的正义举报，就必然有大量的违法分子继续祸国殃民而逃脱法网。

　　但令人悲凉的是，不少举报者“出师未捷身先死”，他们舍得一身剐，却并未把腐败分子拉下马，甚至遭受无尽的打击报复。

　　2009年初，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在网上举报当地政府违法征用土地、损害农民利益，结果被跨省拘捕。尽管媒体介入，当地公安局撤案并赴上海向其道歉、给予其783.93元的国家赔偿。但耐人寻味的是，王帅接受记者采访时幽幽而叹：“我再也不反映问题了，不会在网上发帖，甚至连举报的事也不会再做了。我只是做了一点维护自己权益的事，但发现这个代价太大了。”

　　另据报道，2008年春节前，一举报人走进深圳市检察院举报中心。面对工作人员，该举报人的手一直在发抖，并且总是在问：“会不会有人知道我来举报？”

　　“公民冒着风险举报，如果举报人不能从法律中得到自己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那么是不是只能沉默？”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卫国说。当举报者一再受到重创，他们再度举报时一定疑惧；当别的人意欲举报时，看到举报者一再受打击报复时，一定思忖再三。

　　观照现实，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交织而成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蓬勃，另一方面由于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各类腐败事件、违法事件呈井喷状，如果举报者放弃了举报，长久下去堰塞湖必然决裂，这显然是个可怕的结局。为此，就需要鼓励举报人举报，以纾解各类矛盾的激化，遏制事态由“小变大、大变炸”发展。

　　有学者指出，“屡屡发生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恶性事件，极大地伤害了公众举报的积极性。当公民以举报的形式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时，整个社会成为举报行为的获益者，国家就应当给举报人更多的制度支持和立法保护。”是的，我国对举报人的保护在立法领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疏漏，确乎应该制定完善各种单行法律法规，以构建完备的公民举报权保护体系。但是立法只是一方面，问题的关键还是要约束权力，使权力运作公开透明，确保掌握权柄的人对权力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否则，秦香莲的举报信就一定会转给陈世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