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丐记

　　15年前在北京与女友逛街，迎面遇到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讨钱；正要掏钱，女友急拉我离开。她过后解释，这些人都是“职业乞丐”，给钱等于纵容，会误了那孩子一生，以为只要举手，不劳而获，就能渡过人生的一切难关。

　　刚到广州，看着向自己乞讨的手，心里总要一番挣扎。一条街上，一座行人天桥上，总会有四、五个或坐或跪或站，横在走道上，向四周的人们投以乞怜的眼神。裤袋里不会随时都有四、五块零钱，给这个没给那个，总得有个理由。这时就恨自己没用，没有杜甫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财力。

　　两年前，从报上知道广州市政府加强管理乞丐和流浪人，警察和城管人员负责对乞讨和流浪人口进行甄别，随时盘问老少乞讨者之间的关系，以打击拐卖、拐骗、租借儿童乞讨牟利的黑社会团伙。乞讨的外地儿童，如果没有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身边，将被送交民政部门设立的救助站监护；如果是患有精神病、传染病或重病的流浪人，当局将强制他们到医院治疗。

　　这是否意味着平时在街上看到的，大都是“职业乞丐”？广州市民政局官员告诉我，要界定“职业乞丐”不容易：“还没有任何尺度可以量化、界定他们的乞讨手法，或者当了多久的乞丐。”

　　有些地方的农民相信那句“在城里磕头，回村里盖高楼”的说法，在插秧后等候收成之间有了空闲，进城乞讨。有的农民自己走不开，拜托同村的邻居带上自己的孩子；从城里回来后，邻居再把孩子乞讨来的钱交给他们的父母。官员说，还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可以禁止这种行为。”

　　无论如何，那次的跟进采访，让我对“职业乞丐”有进一步的了解，对乞丐不予施舍也就理直气壮起来。即使是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也有了视若无睹的理由。

　　唯一的例外，是办公室附近行人天桥上一名被重度烧伤的乞丐，他从不纠缠路过的行人，只是时而吹响口琴。妻子每天从幼儿园接送女儿回家路过天桥，两岁多的小孩对那位眉毛、鼻子都烧没了的乞丐，既害怕又好奇。女儿不听话的时候，夫妻俩都会用“口琴人”来吓唬她。出于这份愧疚，我们每次路过他的身边，都会把五元钱放到他的碗中。

　　一位在福建莆田出生、移居狮城十多年的朋友，一次到广州治病，与他到医院对面的馆子吃饭；在天桥上见到一位老人乞讨，他给了十元。走开后，我尴尬对他说：“在这里住得越久，我的心肠就越硬。”　　写官员贪污受贿、农民失去土地、社会安全网不完善的报道多了，不时也自问“不予施舍”的基本原则，还应否坚持下去？自己一毛不拔，是否就会改变黑社会操控乞丐的现状？就算一个人施舍五毛钱的怜悯再“廉价”，乞丐也有了苟活的机会。重要的是，换给自己一次抬头向前行的心安，也是对逐渐硬化了的心肝一次激活。
　不过，如果在火车站或热闹商场一带，遇到衣着光鲜、甚至西装革履的三、四十岁中青年，声称自己从外地到广州旅游或出差、“钱包被扒”，已经通知亲友从家乡赶来协助，想借几十元钱“熬过今晚”的说辞，我会毫不犹豫告诉他或她：“派出所就在前面，我可以带你们过去。有困难，找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