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缺位与被高估的国学--《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

《文化的江山》

刘刚 、李冬君/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11月

我不赞成国学热

By 来新夏（著名作家、教育部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迷迷糊糊忽然感觉国学热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大赞成现在的国学热。因为到现在，我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国学。我自己的感觉，国学就是“经、史、子、集”之学，因为我觉得“经、史、子、集”把中国的传统学问几乎已经包括了。

《文化的江山》是刘刚、李冬君这对学术伉俪共同的产物。读完这本书，能让人感觉到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非常之美，而不是像我过去读二十四史的时候，觉得中国的历史非常血腥，就像鲁迅说的，砍砍杀杀。这本书读完以后，我只得到一个字：美！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题，都是一种美的赞歌：稷下争鸣是美的，宋代的讲学也是美的，而且把知识分子向往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完全贯彻到这个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学历史应该寻找哪些东西。这本书里面，甚至连死也是很美的，他们把很多人的死写得很美，如屈原之死。
对于那些建功立业的人，作者也称之为美。当时汉朝跟匈奴战争，很激烈、也很惨痛，但是作者写了郑吉和日逐王，当写到日逐王归汉的时候，描绘的那片美景，简直就是一篇美的散文；在他们笔下，郑吉是一个江南的美少年。

整本书是诗化的，念起来很讲究，在文字的搭配和音调的协韵上很讲究。他用诗的语言把中国的历史从个体、个性出发，以美的观念加以贯穿，把中国历史写成一篇灿烂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所以就切题《文化的江山》。全书相对我们以前的史书写法别有新意。

东方文化救不了世界

By刘泽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讲国学，首先我想问，什么是国学？国学仅仅是现代人的一种认识。我统计了一下，现在的国学大概有七八种之说。这些说法究竟是不是国学？国学往小说就是六艺之学，往大说，大到什么程度？大到了56个民族的古今之学。我也不知道现在提倡国学究竟是提倡哪一点，好像比较多的看法都是以儒家为核心。

如果说以儒家为核心作为国学，我是断断不能同意的，因为道、儒、法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可以放在国学里面。国学这个概念本身游移不定，而且越大越不好掌握，最后变成国学就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我不大赞成把国学作为一个制度化。你怎么能把国学作为一种学制？究竟可以怎么做？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前言里说了：国学，以前没有这个词，以后也不能成立。你看，现在被称为国学大师的一个人，认为“国学”这个词不能成立。我想，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争论下去。但现在大家搞国学，我不太同意，因为我认为对它的估价过高，和中国现代化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那么，现在的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我认为应该是两个或四个字：公民或公民观念。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走向公民化、公民文化，这个东西恰恰是中国古代没有的。包括许多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们表现出了个人情性的开放，但是他们也没有进入公民文化，包括我们最杰出、最有个性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没有对公民概念的理解。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怎么从儒学、国学当中寻求资源，一定要把儒学、国学作为当代意识来倡导？现在总是强调中国太强大了，大到不仅可以救中国，也可以开始救世界了，有人讲东方文化美得不得了，世界文化坏得不得了，然后要用东方文化去救世界，现在这几乎变成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我不赞成。

中国要真正建成一个公民文化，还要下很大很大的力量，公民文化的成长和培养还任重道远。

究竟要不要从古代寻求资源？我不认为不可以，本书作者他们就是在寻求资源，也出现了很多写得很美的文字，这样做并没有问题。这些东西是可以被我们作为养料、养分充分来吸收的。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并不是这样阐发传统，而是过分强调了整体性，认为传统的就适合于现代，适合于当代，而且只要这么开发，我们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公民化，但我认为做不到，不可能！
现在的公民文化从何而来？首先要总结我们的经验，但更寄希望于年轻的一代，你们自己创造，自己奋斗，自己构筑，不然的话，靠灌输的东西是很难实现的。公民文化一定是从社会当中成长起来的，在世界各国都不是从上而下灌输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公民文化会逐渐成长、发展，形成。至于它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们还在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可能需要多元性，来源可能是多元的，选择也可能是多元的。

80年代的时候我在学校提出一个建议，我说现在政治课需要改造，我说我要开一个公民文化课，当时的校长批了我一顿，说刘泽华，你怎么发疯了，你我现在都是公民。我说，错了，你我都不够公民资格，没有公民意识。我们没有维护公民的这套东西，公民的这套东西我们做不到，至少我不是，我基本上是一个臣民，是一个紧跟的人。

我们很少有公民意识，但这些年在发展，我感到很高兴。

公民性就是对奴性的颠覆

By单少杰 （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刚才来先生讲什么叫国学，经史子集。按照这一说法，估计司马迁就是史部的中国，你们写的是集部的中国，还有一个经部的中国，就是董仲舒的中国。我们现在一般都喜欢讲经，喜欢讲中国的正面价值。但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背离，中国人最强调的东西恰恰是最匮乏的。孔夫子为什么最强调仁，因为当时最缺乏仁；中国为什么最喜欢讲和，因为中国人最爱斗；中国人最爱讲爱国主义的时候，就是出汉奸最多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背离，就是说经部中国和史部中国的背离。

中国的史部，我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因为它包含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司马迁既有褒贬，也有事实陈述。在中国，称之为史学大家的人，一定也是文章大家。那么，中国现在有没有史学大家？不好说，但按照古代标准来说，好像没有，因为最好的史学大家也是文章大家。

我们对我们历史的正面性是需要勇气的。

看我们的历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很美，但也有丑的东西，特别是宋，是最讲不清、道不明的朝代。宋朝人是最聪明的，经学、史学、文学都达到顶峰，四大发明，除了纸以外都出现在宋朝，而且最好的纸——宣纸也是宋朝的。可是宋朝是最羸弱的朝代，轮番挨揍，北方的少数民族，先是挨契丹人、女真人揍，后来党项族侧击，最后被蒙古人一脚踢翻。从宋以后，除了明，800年间，中国人做了二又三分之一次亡国奴。所以讲公民性，要先认识到我们民族的奴性还没有解决。公民性很重要的就是对奴性的倾覆。

我们都喜欢讲自己的祖国是母亲，但是它是有变化的。我们喜欢讲我们的文化渊源流长，有两个方面，一是寿，但寿则多辱。我们有最灿烂的东西，也有最耻辱的东西。假如说先秦，我们的母亲像是青春灵动的少女，汉朝则是风情万种的少妇，最漂亮；宋朝是王熙凤，内战内行，聪明透顶；元朝母亲则是慰安妇，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到明朝，我们回来了，当了大奶奶。

这个历史很长，中国历史太成熟，成熟就油滑。

我很佩服鲁迅先生，他看很多东西很准，他讲中国人聪明人太多，就是圆滑。

明朝，是汉族标准的朝代。到了清朝，满清就是征服王朝。所以，我们的国民性里有很强的奴性，我们梳的猪尾巴辫子，穿的是奇装异服，孔子说，华服是祖宗的。可见这个民族本身有很强的奴性。

所以，我们走向公民性之前，可能还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我读到本书里写宋的时候，我感触良多。宋书院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对独立于朝廷。西方有一个大学独立于政府的传统，我们中国也有，书院独立于朝廷的传统。

我们动不动说中国古代专制，但在过去，权威是分流的，精神权威是孔夫子，政治权威是在朝皇帝。士大夫们心里很清楚，在朝廷拜皇帝，到孔庙拜孔子。皇帝可以乱拍惊堂木，但他到了孔庙也拜孔子，皇帝不会说自己既是伟大导师又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和伟大导师是分开的。

中国历史就这点好，把风险分割了。所以过去，政治系统再黑暗，它的精神系统是比较干净的，它的血糖是比较干净的，像船一样的，有分割舱，破了一个，还有一个，把风险分担了。

宋朝书院是相对独立的，没有皇帝安排的政治工作者。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赵匡胤哲学思想、赵匡胤的政治思想、第一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第二代赵皇帝领导艺术等等。

什么样的人在弘扬什么样的传统

By雷颐（中国社科院近研所研究员）

我写文章，搞历史的，注重考据，我知道最近的国学热是在90年代初期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那时候要寻找一个精神支柱，渡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春夏之交思想的混乱，想要找到一个价值体。最明显的标志是1993年8月几号《人民日报》一个整版，《燕园涌动国学潮》，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评论员又发表文章：《久违了，国学》。

我想，如果没有背后强烈的支持，国学不会热到这个程度。这是有其背景和目的的。

我写过文章，讲慈禧是怎么利用传统、否定传统的；在需要的时候打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否定。那篇文章实际上想说，当我们看到弘扬传统的时候，要想到是什么人在弘扬传统，什么人在弘扬什么样的传统，弘扬传统的背后要做什么？

国学热热到现在，有的机构列出的国学，把民国史、共产党史、国民党史都列入其中，好像只要跟中国有关的学问都是国学了。我不知道这种国学究竟是什么。我们学历史的对此应该警惕。
在《文化的江山》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提出了文化中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并需要解决一个归宿问题。作者不以王朝中国为自己的归宿，我很赞同，不以王朝、政权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

书中有很多地方很精彩，正如前面介绍的，用哲学的思辨和诗化的语言将千年中国史一气呵出，很流畅，很有思想的火花。

但是，作者把历史诗意化、美学化，里面还潜藏着风险和危险。比如把战争美学化、诗意化、浪漫化，这个很可怕，很多强权政治搞宣传，号召年轻人参战，都是把一种残酷美学化，比如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笔部队；德国法西斯希姆莱说过，我为什么选择冲锋队，因为它的服装最美，最威风。

另外，诗化哲学隐喻的东西很多，读者可能会误读。

再说到宋代书院。讲道统和正统，书院是代表道统的独立。但中国的书院在宋代，也是强化道统、强调意识形态单一的一个机制，你不能完全把它美化了，用它寄托我们的想像，认为是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体现。书院作为道统的独立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它作为思想自由的美的想像来加以美化，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我觉得，对于诗化历史、历史美学化，应该抱有一种警惕。

中国，神奇但不神圣

By熊培云（青年学者）

刘泽华先生谈到了国学的问题。我实际上对先秦很多哲学非常不熟，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也在研究国学。我研究的国学是一个名词，是国家，而不是国家的什么。国家的学问是非常糟糕的，刘先生说，国学实际上变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如果什么都能够装也无所谓，但是，事实上它是选择性地装，是90年代作为意识形态替补的一个东西慢慢被激发出来的。
现在的国学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东西，而是有选择性的，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来先生说在《文化的江山》里发现了美，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这种美是我们期待的。人类以前的文明史、历史，用马斯洛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说，我们看人类过往的时候，总是看到在江河上，看到流着血，尸体漂浮，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在河的两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恋爱，有人在生儿育女，有人在谱写诗歌，甚至创造雕塑。

我觉得《文化的江山》，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家一直期待、更需要有的东西，也是一种历史观的补充。

雷颐老师说，是不是我们要警惕诗化历史呢？其实不用担心，来先生补充得非常好，他们不是对现实的美化，而是对历史叙事的补充，不是说过去有多好。的的确确，我们忽略了我们历史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批判王权，但也看到社会在百折不挠地一直在创造美好的东西，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觉得《文化的江山》就是完成了这项工作。

单少杰老师说的中国的价值判决和事实判决的背离，我也有这种感觉。的确，这个社会特别需要什么的时候，大家就来疾呼。我想到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看中国的官员，就好像在读卢梭的《忏悔录》，里面总是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这也是价值判决和事实判决的一种背离。

钱穆在《国史大纲》说，对历史应该有一些温情和敬意。刘刚、李冬君就是以温情和敬意来写历史的。

另外插一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印度是一篇神圣的土地，我立刻想到，印度出现了很多人，如甘地、特雷撒修女、泰戈尔等。而中国在转型期，总是发生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事，我想中国是片神奇的土地，印度是片神圣的土地。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国王的纸都是圣旨，怎么就没有把国家搞得神圣一点呢？最高的东西我们没够着，最低的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底线，我们的社会没有底线，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我希望在座的可以回答，我们为什么没有变成一片神圣的土地？

余秋雨不如孔乙己

By十年砍柴（青年学者）

我30多岁。我想起小时候在湖南农村生活，那个时代社会控制得特别严，会看到很多残酷的东西，对人性的控制，对人性善良的戕害。但是，也会发现一丝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家族在一起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美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农村，是农民原则和理法原则的混合，兄弟间会因为养父母而打架，这是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一种形态，但是你会发现，也会有彬彬有礼、孝顺父母、兄弟之间很好的现象。所以我理解，可能两位作者希望历史就是这样，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雷颐老师说的话我非常赞同，中国确实有很多美，但是不便过于强调，或者做过高的评价。前不久，我写了篇文章骂余秋雨，他给钟山风景区写的那个碑文，是现在庙堂书的一种符号，他写出来的东西，一百年前的孔乙己写得都比他好。所以，基本的东西都不过关，还谈什么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不要把传统的东西估计得过高。

历史写作和研究都变成了生计

By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们知道，从历史一开始，巫史不分家，史官集团是统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老子任柱下史，就是负责把上天的语言翻译给人间，翻译给臣民。

到了司马迁，承接百家争鸣，奋力一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权力的控制，为我们的历史观开拓了一定的空间。但后来，历史学家成了御用的文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家被纳入体制之内。大家对历史选择了沉默，对现实选择了回避，可以说，我们学术变得越来越庸俗化、琐碎化了，写作历史和研究历史完全成了生计。刘刚和李冬君告诉我们，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读，这是从学术方面的启发。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思想上的意义。这点大家谈得比较少一点，我们知道，历史观一直是权利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有时候我想，为什么那么多著名的学者、那么多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都选择了妥协，这不是人格的问题，而是很大程度说，是在官方确定的历史观面前无话可说了，在“真理”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我想，对这种历史观的解构，就是对它合法性的解构，就是对思想解放的打通。我们现在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前提就是要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思想资源，我们现在都关注外部，从国外来的传统，自由的、民主的传统，但刘刚和李冬君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传统，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反省来重新确立自我，确立自己的个体、主体意识。

历史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思想解放的另外一个途径，另外一个向度，而这个向度，我想是他们两个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了。

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情，历史是在对过去的抗争中呈现出来，是在自我的确认中，被建构出来的，民族自我的真正觉醒必须以个体自我的觉醒为前提，所以历史意识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确立的一个途径。

寻找历史的微光

By刘刚（自由写作者，《文化的江山》作者）

前面我说了，这本书从师承上，是从来先生、刘先生那儿来的。从几个基本观点上来说，我写这本书之前有出发点，但是想得不是很完整，所以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我采取一种诗兴的写法写了出来，常常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基本的出发点还是有，当时我有两个考虑，第一，雷颐老师说到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的问题，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划分。但是我想到国体问题，中国有没有国体？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我怀疑的。如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或者近代意义上的国体的话，我落笔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国家形态，作为一个国史来写。我不认为王朝史是国史，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我肯定不能从王朝史观往下写。

那么，如果不贴着这个往下写，怎么写？一路写下来后我才总结出来，这是另外一个中国的事，好像跟刘先生讲的中国不相干。那个中国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是的，但那个中国掩盖和扼杀了很多东西，它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中国，是一个王朝史观里的中国。

第二个基本点，是追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鲁迅、陈寅恪，他们两个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根本点是一致的。

我们的王朝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极其丑恶，如果这种文化真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我们这些美好的人物从哪里来？像鲁迅、陈寅恪、刘先生、来先生这样的人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王权主义里出来的吗？显然不能把他们归类到那里面，那样我们就在王朝主义里就走不出来了，就永远生活在王朝中国里了。

他们的文化资源不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而是恰恰相反。一味的西化，使很多知识分子缺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在西方的观念面前。

而在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哪里来？一是从天性中来，这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是扼杀不了的，不管王权再怎么大一统，再怎么黑暗，也扼杀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某种历史的传承。这也有自我选择在里面。

即使过去那个王朝中国再怎么铺天盖地，再怎么构造了一个主流控制，哪怕我这个只是星星点点，是要熄灭的微光，我想我写历史，也绝对不写铺天盖地的基本面、主流面，我就写那个微光，那个才是天命之光，那才是历史。王朝的历史，放在现代化的立场来看，该结束了。我们要写人性深处的东西。

一个文明坚持几千年不倒，每个时代都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星星之火在燃烧。我这本书就是把这些火花全部集中起来，好像形成一个火炬，到处都是星星之火，使得黑暗都没有了。我就是要点燃这把火。

这本书别的价值不论，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对，我都很高兴，也很欣慰，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们民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江湖之中、山林之中，还是有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空间，有王权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不相信，一种文明体系，人们要活过来，不独立、不自由，怎么活？

（本文内容依据在“中国文化价值重建”座谈会暨《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上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