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高估的官场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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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兵 2010-12-09 15:12在盘点过去一年县权公开的试点成果时，“自我革命”与“道德自觉”就被普通认为是推运这项试点运行的最大支撑。不过，最近中纪委和中组部还是发布文件，决定在全国逐步推行“县权公开”制度，来建立全方位监督体系，从制度上克服县委书记“土皇帝”心态。那么，由点向面铺开的“县权公开”，能顺行呢？
“革命靠自觉”，这句老话多少有点无为而治的意味，在把问题推给道德来解决。在这个充满物欲权欲的年代，道德最是无情物，太多道德自治的例证，最后结果都是虚妄与失灵。那么，“县权公开”恐怕也很难走出这种宿命。
显然，这种推行离开的前提，就是“土皇帝”得主动站到阳光下，在公众注视中，往身上洒满“防腐剂”。要跨越这个门槛，当然得取决于这些权力是否具备应有的官场伦理境界。在今天，恐怕谁也不敢轻易高估官员的政治伦理水平，特别是到了县权这个层级上。
不妨先来走进县委书记腐败弄权这个重灾区——河南省自2006年到2009年底共查处贪污受贿犯罪的县委书记22名；安徽省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曾在一次常委会上就“动掉”干部190名，成为县委常委会一次调整干部全国之最；河南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先后收受贿赂多达1575次，创下全国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这一切记录与神话，都说明权力高度集中的县委书记道德靠不住，很容易将“一把手”变成“一霸手”，将“造福一方”变成“为害一方”。
中国古代素有“郡县治，天下安”说法。到了今天，一位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曾如此表述，“县委书记居于县级政权的权力中心位置，能够统筹运用广泛而全面的权力，除了国防和外交，什么事都要管。”这既表明“县权”在公共冶理与政治框架中的份量，也说明“县权”太过集中难于管理。天高皇帝远，我做土皇帝。要想对县委书记削权、制权与分权，从县权进行改革，自然要涉及到复杂艰难的博弈。
现在把这种博弈的途径投注于“自我革命”上，本身就是一种悲哀。毕竟，在今天，民主与法治才是权力监管最不应该绕行的途径。为了给权力祛魅，一些县权改革试点地区也主动推出了“县委书记权力清单”。问题是，这种做法只是基于道德自觉层面，而不是来源于公众民主充分参与的强大驱动。更何况，在列出“权力清单”之后，能否及时给出“责任清单”进行回应，也并不确定。这些都决定这种依靠道德自觉推进县权改革，流于表面，不具有复制性。
事实上，就连在“县权公开”试点中不乏亮点的江苏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对此也并不讳言，他说，“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即便有所举动，也容易沦为作秀表演。”有如此勇气直面这种问题本质，想必，这位县委书记是拥有很强道德自信的。只不过，一个人的道德力量显然不足以成为所有人的表征。
要撬动全国县权改革沉厚的基石，在政治伦理普遍匮乏，在官场道德需要重建的今天，寄望于“自我革命”是很幼稚的。事实上，能够真正与权力高度集中下非理性的人治进行博弈的，也还是只有民主与法治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也不应该是孤立或隔断在哪一个层级，而应该至上而下，贯穿于整体权力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县权公开”这种“自我革命”，多少难免有些孤单无依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