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江山”与“坐江山”的强盗逻辑

“打江山”与“坐江山”的强盗逻辑

2010-10-08 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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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同舟共进》杂志刊出之一。因篇幅太长，做了精心删改。本人表示感谢。

因为不会把照片搬上博客，也不想烦博客编辑，无图可惜了。

“打江山”与“坐江山”的强盗逻辑

—— 走马中原看历史札记（之一）

                              鄢烈山

     “中原”，广义指原野（“原中”），多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如今常狭义地指河南省（亦称“中州”）。从1976年春到信阳，上鸡公山，我先后5次到过河南省，游览了郑州、洛阳、开封、三门峡等地，都是来去匆匆。  

     每次踏上中原大地，心中就涌起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胜似到姥姥家做客。车过山川关渡，闻其名如行梦中，《诗经》的名句、《史记》的名篇、《三国》的名人，都仿佛变成了影像复活在眼前。每次“故国神游”，总会有许多感慨，遗憾的是笔懒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心为形役杂事多，印象和感想日久就淡如轻烟了。

     今年4月下旬，河南濮阳市成立网络文化协会，我应邀参会与当地网友交流，趁便又在中原大地看了一些名胜古迹。主要的有：郑州所属巩义市境内号称中华第一庄园的“康百万庄”、北魏的石窟寺和宋仁宗赵祯的“永昭陵”；濮阳市区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台、子路墓祠、宋辽澶渊之盟的“回銮碑”及南乐县的苍颉庙；安阳市汤阴县的岳飞庙、羑里城，安阳市区的“袁（世凯）林”、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及安阳县的马氏庄园。回家两月余，幸有数码相机拍照存像近于零成本，网络搜索相关资料又极其容易，赶紧抽空记下尚未淡忘的几点感触。景物的描摩非我所长，有关史事的根梢枝蔓既不必也不容我在这里多说。且按走马观花的时序依次择要道来。

                      康百万庄

(位于巩义市康店镇，距市区4公里，始建于明末清初。背依邙山，面临洛水。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比山西乔家大院大19倍。庄园主康应魁两次悬挂“良田千顷”的金字招牌，土地及商铺遍及山东、陕西、河南三省八县；辛丑年慈禧太后从避难的西安回銮北京时路过康店，康家出钱监工修造黑石关行宫和御道等，花费了100多万两银子，又向清廷捐赠白银100万两，慈禧说不知此地还有一个“康百万富翁”，从此，“康百万”这个名号就传开了。

　　康百万庄园临街建楼房，靠崖筑窑洞，四周修寨墙，濒河设码头，集农、官、商风格为一体，布局严谨，规模宏大。总建筑面积64300平方米，有33个院落，53座楼房，1300多间房舍和73孔窑洞。分为寨上主宅区、寨下住宅区、南大院、祠堂区、作坊区、菜园区、花园、栈房区等十余部分，庭院建筑基本属于豫西地区典型的两进式四合院。“康百万庄”是华北地区黄土高原封建堡垒式建筑的代表。——据当地旅游景点介绍文字缩写。下文景点说明不再加注）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地主庄园”。四川大邑县安仁镇的刘文彩庄园，名气比它大得多，但论规模在它面前只能算是“小巫”。所谓“地主庄园”，其实在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经营土地的大地主，要么是皇亲勋贵、达官显宦靠封赏圈得，要么是做豪商巨贾赚的钱；只因为国家“以农为本”，高官也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有权有钱的都要将权势和钱财置换成土地传世，才都变成了“大地主”。刘文彩靠的是他做军阀的兄弟并当袍哥老大而敛财。康百万家靠的是“尽忠发财”——这四字是庄园里介绍康家兴衰简史的一个标题。自明初永乐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居此地，到清末民初败家，抗战中十八世康庭兰中兴失败饮弹自尽，1949年之后仍被划为“地主”成分，康家兴衰史历500多年，近20代人。康家的发达始于第三、四代有人做官，六世祖康绍敬管理包括盐务、税务的漕运，为以后康家靠做盐、棉、绸贩运生意发家打下了基础。台湾作家高阳祖籍杭州，有心为他赞赏的“杭铁头”精神立传，写了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传《胡雪岩》。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胡雪岩，其经历怎比得上康家十几代人的故事丰富多彩？

      甫临康家庄园，不得不震惊其规模之大，堆货的栈房区就有一大片，厨房和作坊区一大排，为自家马帮办的养马场我们还没时间去看一眼。在中国经商要处于不败之地，要做大做强，必须依靠官方背景或者官商合作，这不值得多说。若得罪官府，你积累了再多财产也会转瞬成空；否则，康家在走下坡路的乱世，也不必下那么大本钱讨慈禧太后欢心。但是，康家能保有十多代的富有，除了小心处理风云变幻的官民关系，比如帮朝廷“输财靖难”，除了散财求免众乡邻的妒害，比如做治水和办学等“造福桑梓”的慈善事业，除了商业上的经营管理有方，它能做这么大且罕见地持盈保泰这么长久，应该还另有传家之宝。

      正对着依山而建的城堡门洞，有一座照壁式的联体砖房，墙上的浮雕是“积德乃昌”四个字。这种套话能信吗？好比如今，你看到政府机关大院墙上刷着“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之类标语口号，就会当真吗？但是，当我走过长长的城门隧洞，进到类似于瓮城的堡子庭院中，便看到了院子一角，“耕读人家”砖墙屏风一侧的奇景：“叶氏井”。井旁的文字介绍写道：“此处原为叶氏所居，名叶氏胡同，井为叶氏先人所掘，泉水汩旺而甘洌。清乾隆甲午（公元1774）洛水暴涨，叶氏庄园被冲毁，遂移居他乡。康家为扩充家院，买下荒园，并出重金买井，叶氏卖园不卖井，从此在康家庄园中有一口叶氏井。”

       我看着这口废井，心底涌起百丈波涛，好感动。叶氏子孙为保留祖宗的创业遗迹，不为钱财所动心，固然值得赞赏；康家历代主事者不仗势欺人，尊重叶家的产权和心愿，殊为难得。否则，以康家的财大势雄，一百多年间有哪个当家的起了吞井之心，不是很容易就可让叶家屈服吗？这种仁义之事，在古代就是佳话，在当代更是绝响。“叶氏井”的存在，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我们的祖先关于产权神圣观念的案例，倒像是为康家立的道德牌坊，比那些巍峨的贞节牌坊更高大，更有人性，更有现代性。这样的为富有仁，正是康家之所以能富到十几代不败的传家宝之一吧？现在，我们不仅应当让房地产商来看看什么叫尊重产权，更应让各地的市长、县长也来看看这“叶氏井”，明白什么叫“和谐社会”。

       拾级上去是康氏主宅区，花园。背山远眺是洛水两岸的田园和人家，而立足之地的围墙却是城垛，事实上这上面正是可以用箭簇和滚木擂石对付仰攻之敌的城楼。一些中小学生模样的孩子，正在城垣平地的石桌椅上吃盒饭，他们是在这里拍电视剧的群众演员。我在这城垣与楼舍间转悠，欣赏一块块牌匾和碑刻上的书法。其中有一块匾，中间题辞是“景仰公平”，教我眼睛一亮。看落款是“巩县山陕会馆敬制 大清同治五年……”。“山”是山西，“陕”是陕西，“山陕会馆”即两省籍商人的商会。清代民间商会相当发达，记得我在苏州的横塘也见到过山陕会馆。那么，这里说的“公平”应当是“商战”中的公平竞争，即不恃强凌弱，不掺假耍奸，等等。

      “公平”作为价值观，是近两年才被我们在理论上当作一回事，如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实现公平正义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前些年我们一直讲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的地位就像小妾，实际地位自然是与小妾相反，不会被老爷宠爱。现在，温家宝讲公平正义，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甚至在官员中和者也不多。可是，我们的古人，早就“景仰公平”了！

                          石窟寺

    （石窟寺位于巩义市南河渡镇寺湾村，距市区10公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魏孝文帝创建了寺院，宣武帝时开始凿石为窟，刻佛像，后代陆续在这里刻了一些小龛。现存洞窟5所，千佛龛一个，小佛龛255个，摩崖大佛3尊，佛像7743尊，碑刻题记200余块。这里的规模虽比不上云岗、龙门，但小巧玲珑，惟妙惟肖则举世罕见。据说北京人民大会堂天花板上的莲花图案就是模仿石窟寺内的莲花图制作的。）

      一个洞窟门两侧石壁上有三层绝美的浮雕——帝后礼佛图，左侧以皇帝为主，后随文武大臣；右侧以皇后为主，嫔妃依次排列。帝后前由僧人引导、侍女搀扶。帝后礼佛图“构图之协调，刀法之熟练，造型之逼真，匠心之独运，实乃绝无仅有，堪称国家之珍宝，艺术之绝品。”该浮雕有纪实性，也有特殊的历史认识价值。中国四大著名石窟，洛阳龙门、大同云冈、天水麦积山和敦煌莫高窟，莫不大兴于北魏。读北魏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便知其时崇佛之盛。北魏上起太和（477—499）末，下至永熙（532—534）四十年间，仅洛阳城内外修建寺宇达到一千三百余所。这些浮图无不建筑壮丽、装饰华美，耗费了多少人工和银两！若非帝王所好，顺风激靡草，倾举国之力，焉能成就如此不急之务？

      非独北朝帝王如此，南朝君王溺佛不遑多让。至晚唐，犹有杜牧所吟“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梁武帝好佛，造浮图，命萧子云飞白大书曰萧寺”，这就是后世指佛寺为“萧寺”的典故由来。我们今天所赞叹的这些“艺术精品”，不过是劫后余烬。多少社会财富和“艺术品”在战乱中被毁灭了，这是谁之罪？《洛阳伽蓝记》作者于公元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但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不胜感伤。我们今天试想，皇帝要人们不顾今世生活抛家别亲去服苦役，到处去凿山挖洞塑佛，为他修来世之福，他们的忍受难道没有极限吗？当暴乱发生，他们得到发泄积怨的机会，还跟你顾恤什么艺术不艺术？

     那个“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唐代诗人陈子昂，以诗劝谏佞佛的女皇武则天，道是“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以烦。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他要皇帝秉天下为公之心，执政为民，不要搞这些极尽奢华的建筑和雕饰工程，并直斥皇帝搞这样的工程是“夸（耀于）愚（民）”，是“矜（炫自己的）智（慧）”，都只能适得其反。诗人说得也许对，但帝王们不这样想，他们更信西门庆拜佛布施的逻辑：“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我们今天观赏石窟这样的艺术作品，特别是兵马俑之类帝王殉葬品之时，是该歆羡的调动资源的权势呢，还是哀暴政下的民生之多艰？

      其实，这个石窟寺最独特的是，石窟前孤零零地树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河洛神蹟”四个魏碑体的字。名胜之地有名人碑刻有什么独特的？神奇就在于书碑者并非什么名人，而保存到了今天，还没有换上境内外高官大吏和鸿儒大师的“墨宝”。四字乃“陆军第一六六师步兵第二旅第三团第二营营长、陆军步兵少校 叶金饶题”，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岁次丁丑孟秋月吉日”。在历来等级森严、有“官大学问大”传统的中国，能有这么块碑传下来难道不是奇迹吗？

                            北宋皇陵

     （北宋皇陵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在巩义市的西村、芝田、市区、回郭镇4个镇区，占地约30平方公里。北宋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兵虏去死于五国城外，其余七个皇帝及太祖之父赵弘殷均葬在巩义，通称“七帝八陵”，加上后妃和宗室亲王、王孙及高怀德、蔡齐、寇准、包拯、杨六郎、赵普等功臣勋贵的共有陵墓近千座。）

       我们看的是位于市中心的永昭陵。埋的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陵园的地面建筑很壮观。一圈高大的城墙，中心是一个大坟堆；我们是从城门缝里觑见那个特大号“土馒头”的，不知平常让不让人们进城墙里面。几个城楼、角楼是我看到的最巍峨的，胜过北京的明陵；一应石雕或扶正或粘接或重塑，也特壮硕有气势。道路建设甚良于行，园林绿化也颇养眼，我们便绕围墙走了一大圈。

       我知道，北宋皇陵在靖康建炎年间遭到金兵破坏，元代时地面建筑全部被毁，直到本世纪陵区的一些石雕石刻还在被人盗取。为写此文查资料知，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国大将粘罕率军自孟津渡过黄河，次月攻陷东京，北宋灭亡。四年后（公元1130年），降金的刘豫建立傀儡政权“大齐”。“刘豫僭立，见兵士卖陵中玉碗，即置‘淘沙官’，再发河南山陵及发民间无主坟墓。”在盗掘得手后，为不留痕迹，便放火焚烧陵园地面附属建筑。显然，我们所见的陵园，是巩义市政府的仿古建筑。难得地方官复修这城内的永昭陵园，不为借题赚钱，只当市民的休闲公园，不收门票。

      回粤读到郑州晚报记者的报道，说巩义市西村镇西村北侧的赵匡胤陵墓，“高大的墓丘上长满了酸枣树和荒草，在周围青青的麦苗的映衬下，显得古老与荒凉。”记者借游人之口说“一个开国皇帝埋在这里，又有这么多的石刻，不开发和保护真让人不可思议。’”我想， 对于幸存下来的文物要加强保护，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让赵匡胤陵墓就这样静静地呆在那里也很有诗意呀。君不闻元曲大家马致远有首脍炙人口的套曲《越调·夜行船·秋思》，道是“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秦宫汉阙，做衰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天教你富，莫太奢……”——多少人生哲理就在这般情境中！

     历代都有盗墓贼。《庄子·外物》就有“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嘲笑的是那些有文化的“雅贼”。三国时曹操就是一个大盗墓贼。陈琳在代袁绍拟稿的那篇著名的讨曹檄文中写道：“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而“曹操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如今河南正与安徽省抢先寻找和发掘曹操墓，真是报应，在劫难逃。到了唐代后期，特别是王纲崩解、军阀争霸的五代，盗墓贼更是无所顾忌。《新五代史温韬传》载：“韬（任节度使）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惟（武则天夫妇的）乾陵，风雨（骤降而阻其）不可发。”

即便是这样，有历代前车之鉴，营造陵墓根本不可能保持天长地久，新得志的掌权者仍然不惜工本建造之。宋太袓赵匡胤公元960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963年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寝。其中隐含的道理值得我们反复体味。从秦皇到汉武，到宋太祖，都是一世之雄，智商不可谓不高。他们似乎是无神论者，承认了人总是要死的，于是春秋鼎盛时就开始为自己造陵墓，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吉利”；可是，既然承认人一死便百了，且明知陵墓迟早被盗被毁，他们为何还要不惜倾举国之力去修陵造墓，总想把生前的排场和享用延续到阴间呢？同时，他们又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死，于是醉心求仙访道，以致被投其所好者欺骗，玩弄出许多闹剧……这一切，不都是独裁者极力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吗？——哪怕是存在一丝渺茫的希望，他也想抓住它，而对千百万蚁民的生死苦乐根本不放在心上。

历史反复证明，人性深处存在的贪欲，若得到放纵的条件，必然导致“宁可我负天下人”的邪恶。清初思想家唐甄猛烈抨击君主专制，他在《潜书》中恨恨地断言“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在《原君》中分析道：“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其打江山时，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显然，这种“创业”与“花息”（或叫“打江山”与“坐江山”）的强盗逻辑，正是专制独裁者穷奢极欲祸害天下的“理论”依据。

     201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