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背景下的中国报纸角色转型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的社会改革与转型已经走过近30年的历程。在社会改革与转型的场域中，报纸与社会双向互动，一方面顺应并推进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实现了自身的角色转型。本文重在探讨、分析报纸角色转型这一过程的背景与缘由、内涵与过程、技术与策略，以及未来应循路径。

一

我国正在持续推进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是一种演进式、分步走的改革，具有在时间、速度和顺序选择上逐步推进的特征；它主要通过上下合作、局部推进、双轨过渡、不断实验的方式逐步变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领域。渐进式改革在性质的内容层面，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基础上的自我完善。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领导所进行的。这就保证了改革目标和手段的非激进性。（林毅夫，1993）渐进式改革在过程层面的另一表达方式是增量改革。增量改革的基本含义是说，在原有因素或体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对新生长出来的因素实行新的体制。也就是说，尽可能保持原有体制不变。（孙立平，2002）在保持原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在旧体制的周围建立起新的体制，在新旧体制的对比之中，呈现新体制的优势而除旧布新。总之，在渐进式改革的逻辑框架内，中国社会发生了把现代化与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这四种重大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的，一次史无前例、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社会转型。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式改革”不同，中国的社会改革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特色[1]：

第一，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社会转型。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改革几乎完全打破了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连续性，大规模的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已经完全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约束环境中进行。而我国的社会改革则不然。近期引起海外学者广泛讨论的“北京共识”[2]，即把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看成是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3]而探索的“第三条道路”。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概念来表达，渐进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在基本社会制度框架（特别是政治制度）和主导意识形态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

第二，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社会精英联盟的形成。在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由于经济体制中推行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没有同时伴随出现政权的更替，因而政治资本的强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削弱。“即使是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市场机制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整合机制的情况下，政治权力仍然继续保持着对其他类型资本的控制和操纵能力。”（孙立平，2005）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不同类型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精英集团。这个集团牢牢掌控着中国社会的各类资本。“尽管中国还处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但和80年代相比，定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出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问题开始越来越突出。”(孙立平，2007，P43)

第三，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意识形态是社会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意识形态是一整套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了一幅简单化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并起到指导人们的行动的作用。”（道格拉斯•C•诺思，1994，P20）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功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通过对于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合理性辩解，抵制有损于主流文化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滋生，以保持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于现有秩序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以指导和调适制度变迁。而在主导意识形态不变的前提下，尽管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几乎都一直伴随着不间断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例如关于改革的合法性、关于股份制、关于私有化等等，但始终不可能触动根本制度，始终不可能触动“四项基本原则”。根本是不动的，争论是局部的。因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争论充其量也只是改革的社会行动者动员参与或者吸纳市场因素的一种策略。有的时候，为了降低改革成本，甚至将局部的争论搁置起来，采取“不争论”的策略——能做不能说，变通处理，以观后效。主导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的典型方式，即是“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变通既不是一种完全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也不是一种完全非正式制度运作方式，而是介乎于正式与非正式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准正式的运作方式，更确切地说，变通实际上是一种正式机构按照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运作。”（孙立平，2002）进行变通的主体都是制度中拥有合法地位的正式机构，或者地方政府，或者政府中的有关部门，或者是延伸着政府的社会控制和管理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

第四，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是建立和谐社会。经过近30年的社会转型，今天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呈现两极化特征，社会结构紧张，社会矛盾突出；另一方面社会分化的主流态势表现为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所谓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即“在分化形态上表现为多层分化，在分化的趋势特征上表现为结构化。”（李春玲，2005，P557）所谓结构化，指的是社会结构系统的相对定型和稳定。社会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有一个从分化到断裂再到博弈的阶段演进过程。如果说，社会转型的分化阶段主要是总体性社会结构解体的话，那么断裂阶段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雏形开始生长、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开始初步定型等特点，就是社会分层结构化的第一步。而在社会转型的博弈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包括阶层之间边界、阶层内部认同感开始形成，阶层之间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的再生产现象开始出现等，这表征着社会分层结构化的第二步。到了今天，虽然社会阶层分化的碎片化特征依然存在，但是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形成，目前的结构化趋势正在逐步削弱碎片化特征，使社会的“分层形态、分层秩序和分层机制稳固下来，使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确定下来，使人们的地位变化遵循一定的渠道和规则。”（李春玲，2005，P558）和谐社会构建既是当下解决社会问题的策略选择，又是社会整合发展的目标追求。作为策略选择，根据当下社会状态和历史语境，构建和谐社会致力解决的是我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利益失衡、结构断裂、运行失序、规制失范、市场失灵等问题，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利益冲突和维持社会稳定，采取断裂修复、博弈控制的干预政策，调节利益分配，缓和利益冲突，整合社会结构。作为整合社会的目标追求，和谐社会又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是要建构一个结构优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二

报纸角色的概念是媒介社会学和媒介发展学对社会角色的引申使用，用来揭示报纸在社会生活场域中的功能与身份定位。把一般社会角色的概念延伸到报纸角色，根据有二：其一任何一种成熟的报纸，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和品牌个性，具有拟人格化的特征；其二，处于社会场域的报纸，在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读者等不同场域的互动过程，正是报纸占据特定地位、拥有特定身份，履行角色职能的过程。报纸角色不仅成立，而且有关人的角色扮演而形成的社会角色理论的描述分析范畴，同样适用于报纸角色。换言之，报纸角色也有着自己的角色扮演、角色期待与角色冲突。报纸的角色扮演是指不同定位、不同种群的报纸按照所有者的理念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期待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例如，20世纪初期的报纸以“有益于国事”的期待而成为启迪民众、变革政治的“利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自由主义报刊又在“新闻本位”的理念指导下成为传播新闻的“社会公共机关”，成为“社会耳目”、“国民喉舌”；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报纸则扮演了“党的指导机关”的角色。报纸的角色期待，是指一定时期社会场域的相关因素对报纸媒介的要求。例如，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是对民众要求新闻传播自由的报纸角色期待的内化。报纸的角色冲突，是指同一类报纸或者同一份报纸对于不同社会场域因素的相互对立或冲突的要求的一种体验。例如，今天的报纸处于多重角色冲突之中，既有政府代言人角色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冲突，又有政府喉舌角色与公民代表角色的冲突。

伴随着社会转型，报纸在社会生活系统中的地位与身份发生了迁移，报纸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报纸的角色转型。报纸从过去的组织传播媒介转变为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种群由过去的政党报刊转变为政党报刊与多种商业报刊种群共存的格局。与此同步，报纸角色也从过去的单一角色转变为今天的叠加多元角色，从“以国为本”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社会各阶层代言与信息传播工具。

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报纸角色转型经历了从总体性阶段，到分化、断裂、博弈以及整合等不同的转型逻辑过程。

所谓总体性报纸角色，指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前的1949年至1978年间，报纸作为组织传播媒介的角色样态。总体性的报纸角色从功能上看，是社会组织动员的工具。在那个时代，“凭借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绝对权威力量，新政府和权力精英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公有化。”（刘欣，2005）公有化的完成，标志着通过暴力建立的政权已经转变成了国有经济资产的实际占有者。国家政治权力与产权的结合，转变了国家对经济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个集政权、所有权、意识形态控制权于权力精英阶层之手的社会经济统一体，即一个总体性社会。国家垄断主要的社会资源，包括媒介资源。这样的社会场域中，生成了充当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的特定报纸角色。这一角色大体上延伸了从延安时代确立的党政组织动员工具的先赋角色。在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上，报纸主要充当政府的代言人；在报纸与民众的关系上，报纸是国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在报纸与过去党报的关系上，报纸放大了20世纪40年代生成的党报模式，强化了延安时代形成的党报的宣传与动员功能；而在报纸与领袖的关系上，则凸现了政治家办报的传统，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干预、引领报纸的宣传。因此，报纸成为社会纵向传播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即党和政府的喉舌。这样的角色定位，使报纸站在似乎无所不能的社会动员、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社会宣传、社会灌输、社会斗争的高地上。这样的角色定位与当时的总体性社会的环境要求相适应，然而它也潜伏着深刻的传播危机；这主要表现在它彻底颠覆了媒介场域的“半自主性”，使之成为 “无自主性” 的政治场域的延伸。因此，总体性报纸角色必定会伴随着总体性社会危机的爆发而陷入传播危机之中。在1956年以后，以社会资源计划配置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的能量释放殆尽，“以国为本”的国家运行理念的弊端逐步显现；特别是对国民个体的忽视，对国民的需要、权利与尊严的忽视，导致整个社会缺乏活力，最终又使之陷入崩溃的边缘和总体性危机之中。在体制弊端逐步显露的时候，伴随着人民日报等报纸改版的失败，整个社会缺失了能够正常发挥媒介功能的、能作为社会生活监视器、社会民主发动机、社会舆论引导者、社会心理排气阀的社会公共机关的报纸。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绝对以宣传为本位，弃绝新闻本位理念，弃绝新闻专业主义，不仅使报纸成为组织传播的工具，也使报纸进入“无读者、无广告、无活力、无个性”的时代；“十年动乱”期间，报纸沦落为政治阴谋的帮凶，沦落为造谣、撒谎的工具。

报纸角色转型的第一阶段是报纸角色的分化。所谓报纸角色的分化，是指1978年至1992年间报纸从组织传播媒介转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过程中，报纸角色从一元的国家组织动员工具分化为多元的大众传播媒介角色的样态。改革开放战略的启动，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开始。这一时期，在改革的“放权”与“分权”双重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分化，即它同时发生了社会群体的分化、阶层的分化、产业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社会的分化阶段形成了一系列迥然不同于总体性时代的特征：重新调整了执政党、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社会阶层中，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源的相对扩散使社会成为独立的机会来源，过去的国家垄断所有资源的格局被打破；人际交往中，横式关系与纵式关系并重；社会的利益主体开始多元化，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社会沟通系统逐步多向化，尤其是横向沟通系统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样的社会场域期待着报纸回归大众传播媒介，发挥自身的应然功能。从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对媒介的放权和资源释放不仅提供了报纸角色转型的重要动力，而且赋予传媒组织一定的自主权，使之开始向“半自主”媒介场转型。在报纸与受众的关系上，社会自由资源和流动空间的释放，促进受众新闻信息需要的解放与释放，成为推动报纸实现大众化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报纸自身生态因子的嬗变上，伴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进程，新闻本位、媒介企业化经营、广告刊登等现代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生态演进因子，在新时期得到复活。在报纸与执政党的关系上，尽管“喉舌论”依旧是报业制度的基础和新闻传播运作的底线，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转移，以及党内生活规范化、民主化程度的提升，党对“喉舌”的控制也由过去的绝对控制转向相对控制。在报纸与领袖的关系上，党的领袖不再直接介入报纸运行，而是委托一批党报职业传播者按照宣传纪律和新闻规律的双重标准指导报纸运行。因此，社会、报纸、受众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开始形成，报纸开始了自身的大众化历程。报纸的大众化发展，不仅促进了数量的剧增，而且使种群演进沿着三条路径发生分蘖：一是地方报纸的增长数量，呈现市县高于省级、省级高于中央的态势；二是行业、专业报纸数量显著上升；三是社会组织兴办报纸形成热潮。在报纸种群分化的过程中，各级党委机关报开始式微，以晚报为代表的通过新闻产品和媒介产品的销售获取利润维持发展的商业报纸种群兴盛起来。晚报种群的勃兴与党报种群的衰落，标志着当代中国的“报业”，从“报纸行业”转向“报纸产业”，也标志着报纸角色建构的分化。报纸角色的分化趋势是从一元角色走向多元角色。如果说，“以国为本”的总体性社会的报纸主要充当了社会的动员整合工具、宣传工具的话，那么，社会转型期的分化性阶段回归大众传媒身份的报纸角色分化为宣传角色、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多种角色，形成了一组“角色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报纸角色的分化与报纸种群的分化同时进行。传统的党报主要充当宣传角色，而与日益勃兴的国民信息需要相适应的晚报种群，开始探索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因此，这个时期的报纸不仅背负着“喉舌”等先赋角色，同时开始了一系列自致角色的构建。“先赋角色”突出的是角色地位的获得并不是由于报业组织在社会生活场域中的自身努力所达到，而是由其他社会组织出于自身的需要所规定的。只有在报社组织成为社会场域中的自组织，能够通过自身的运行和努力获得一定的角色地位时，报纸才能够产生“自致角色”。如果说，意识形态的宣传角色是我国报纸的的先赋角色的话，信息传播角色、经营者角色、社会公共舆论角色、娱乐角色、广告发布角色等角色都是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获得的自致角色。

报纸的角色分化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场域本身还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运行“双轨制”场域。当时的社会行动者们，以“分化”作为推进社会转型的策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释放自由空间和资源，促使社会呈现出新旧两种体制交织、保守与开放两种观念并存、人治与法治两种社会控制手段并立、计划与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发挥作用的社会转型过渡状态。对双轨制的经典表述就是经济体制上“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正是在这种“双轨”博弈的社会场域变化过程中，分化过程也促进着报纸的一系列自主性因素的创生，使之开始成为社会场域中的“自组织”。“自组织既包括习惯（或规范）的内生性出现，也包括制度的内生性创建。”([瑞士]库尔特•多普菲,2005)特别是建构在新闻传播规律回归之上的一系列传播习惯与制度、传播运行惯例的创生，推进报纸完成了从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型和回归，开始释放出巨大的建构生活的能量。

所谓报纸角色的断裂，是指分化性时期形成的报纸角色丛在1992年以后得到了倾斜性重建，与市场经济运行相关和契合的报纸角色功能进一步延伸强化，与传统党报角色契合的部分功能得到了超市场的固化和形式化，以致报纸不同角色的矛盾与冲突显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定，标志着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目标明确化，但与此同时，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暂时缺位，或者说日常社会活动依旧是在传统政治体制之下运作。这样，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单向度路径槽中，社会结构的分化进一步展开，一方面使社会经济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另一方面也产生和放大了新的社会问题，社会呈现出社会结构的断裂、地区断裂和城乡断裂的特征。(孙立平，2005,P3)断裂时期至少有几个特点与分化性阶段明显区分开来：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中间阶层开始崛起、几个时代的社会成分叠加并存、政府行为的企业化与市场化共融、城乡断裂条件下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在这样的场域中，报纸的角色也出现了断裂。报纸角色的断裂是报纸与政府、读者、广告、其他媒介等四种关系的基本状态决定的。在报纸与政府的关系上，出现了三个新特点：一是在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构过程中，包括报纸在内的媒介的产业属性得到确认，并以集团化为途径创新报纸产业组织形式；二是政府开始向社会宏观调控的角色转换，报纸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工具、作为推进政府转型的监视器而释放功能；三是政府对传媒调控使用“双赢”目标推进媒介市场的建构，以新思路来调整传媒业的产业结构与布局。在报纸与读者的关系上，分化性社会实现了传播活动的重心转移之后，读者成为推进报纸发展的基本支点，但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报纸着力开发了“作为市场的读者”，而忽视了“作为权利主体的读者”。因此，有论者认为，这个阶段的“受众即消费者”的观念，是一种“受者本位”幌子下的“传者本位”(马锋，2006)。在报纸与广告的关系上，报纸二元市场的开拓，特别是报纸的媒介资源市场的开拓，广告成为报纸生存和发展的血脉，而广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渗透则导致新闻生产的商业转向。在报纸与其他媒介的关系上，市场竞争的压力、新技术的运用等，都进一步推进了报纸角色的断裂。

报纸角色的断裂直接导致报纸种群的断裂，导致党报种群的持续衰退与晚报、都市报种群先后成为社会主导性报纸种群这一趋势的呈现。90年代前期，晚报种群的数量和发行总量持续上升，至少在都市报还没有问世以前，晚报依旧是最能聚集受众注意力资源的报纸种群。它促进了报纸的地域化，把注意力资源和广告资源分割在地方各大城市，导致中央级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持续下跌。90年代中期崛起的都市类报纸使晚报的市场领跑者势头受到了遏制。都市报种群具有一系列不同于晚报种群的特点：定位于市民生活报的都市报，承上嫁接了机关报、晚报的传统优势，启下开启了一个更有活力、更有规模的市场前景；在经营模式上，都市类报纸直接导入了西方商业化报纸的运营模式；在社会场域中，它适应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适应了新的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在城乡断裂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等趋势。当然，都市报的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使它作为典型的阶层媒介对于社会断裂的加剧，也起到了加速器和切割器的作用。都市报自身的报纸角色，也是断裂的。这表现在，报纸的目标受众开始倾向社会中间阶层；党报集团或准集团通过都市类报纸的经营成为利益主体；报纸的市场构成完全化，它不仅具有新闻产品和广告市场，也开始开拓资本市场和新闻来源市场。报纸种群的断裂，加剧和推进了了中国报纸媒介的阶层化。

所谓报纸角色的博弈，是指报纸的公民代言与阶层代言、市场化报纸与非市场化报纸的博弈的样态。2001年11月10日“多哈”谈判结束，中国正式加入WTO这一世界经济博弈空间，标志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进入博弈阶段。加入WTO，意味着国际通行的博弈规则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承认的并执行的规则，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建立起与国际社会接轨或者转轨的关系。在博弈阶段，社会场域呈现出与90年代有一定差异的新特质：社会阶层雏形显现，社会资源垄断趋势出现，社会分层结构的初步定型化，社会精英群体的互换与联盟开始形成，政府行为与角色的向宏观调控转轨，利益博弈成为社会常态，非制度化生存与社会信任危机凸现。博弈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场域和读者、传播科技的变化，使报纸的角色进入宣传媒介、公共报纸与阶层媒介的博弈状态。在报业与政府的关系上，尽管严格的宣传纪律和内容规制政策依旧钳制着报纸的传播活动和采编运行制度，但与此同时，政府正逐步放宽对包括报刊在内的媒介产业的管制。在报业与经济的关系上，报纸的集团化走向进一步得到发展，报业不仅吸纳着广阔的市场经济资源，而且多数报纸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盈利企业；报业的跨地区、跨媒介经营获得突破，报业竞争从产品的竞争上升为品牌竞争。在报纸与读者的关系上，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趋势深刻地改变着社会资源流动方式和社会传播工具，直接引导着报纸对目标消费群体的选择，进一步导致报业的分层化。在报纸与科技的关系上，方兴未艾、如日中天的数字媒介，既是报纸的克星，又是报纸的救星；报纸在与数字媒介的博弈过程中逐步走向媒介整合，形成数字报纸。这一阶段报纸角色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公民代言（公共报纸）”与“阶层代言（阶层报纸）”的角色博弈。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分层历程，晚报、都市报、主流报等阶层媒介把读者视为消费者，以自身的目标读者的需要、立场、利益为中心，表达话语上形成了对于其他非目标消费群体的忽视或歧视的倾向。二是报业集团之间的博弈。实力日益壮大的部分强势报业集团，采用异地合作与同城竞争相结合的博弈策略，一方面使报业市场的同城竞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造成跨区域、跨媒体合作方兴未艾。三是报纸品牌的博弈。报纸品牌的整合营销传播已经成为报业集团的重要经营战略，一部分强势报纸品牌浮出水面，成为各地的市场领跑者。与此同时，一些影响力小而难以达到基本盈利规模的商业运营的非品牌报纸不得不陆续黯然退市。

博弈的结果，势必导致社会对主流报纸勃兴的期待。特别是由于存在高度的同质化与自身以规模发展作为市场诉求点、脱离社会精英和主流人群信息中心需要等缺陷，都市报的发展已陷入困境；社会结构的变迁必定呼唤着主流报纸的崛起。主流报纸是一个报业市场的概念，它是在报业竞争中形成的必须关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端”报纸；它是传播面广、影响力大、公信度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好的报纸，是报业市场中与大众化报纸相对应而存在的一种报纸。主流报纸的诞生，意味着报业市场的分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形成了一种与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传媒控制和使用需要相一致的市场化报纸种群，开始了社会高端阶层媒介的建构。到了主流高端报纸种群的建构阶段，报纸角色转型“以社会阶层为本”的特点逐步显露。到此为止，报纸真正成了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各阶层的信息传播工具，而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党的宣传工具。

三

在整个报纸角色转型过程中，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的制约和影响不容忽视。这种制约和影响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限定报纸角色转型的技术与策略

在政体和意识形态连续性的语境之下，新闻改革的社会实践者们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对改革的决策者来说，‘新闻改革’并不是旨在以某一个已知的体制替换现存体制，而是在现存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引进一些充分体现着一体制之核心原则的新型运作机制。”“目前的新闻改革是一个既有变又有不变的过程。”(潘忠党，1997)这样的新闻体制改革具有三个特点：（1）现行新闻体制的基本原则不变；（2）缺乏目标体制的完整设计；（3）新闻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潘忠党，1997)改革实践者们只有在有限的制度空间之内利用各种具体的实践变通技术开拓创新资源，这包括：（1）重新界定新闻政策概念边界。例如，“党的新闻事业”在总体性时代意味着以“人民日报”为唯一的办报模式，以典型报道为典范的报道方式；在社会转型期却意味着“以党报为龙头”，通过报业集团的形式，形成多种报纸种群蓬勃发展的格局。“政治家办报”，在市场经济时代不只是意味着要保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和“笔杆子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也意味着要有“企业家的开拓精神”，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事实上，在社会和媒介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新的新闻政策话语系统，例如“社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舆论监督”、“报纸产业化”、“体制转轨”、“三贴近”等等，这些话语的可解释性更强，从而给新闻改革的变通策略实施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和更多的机会。（2）调整新闻制度安排的组合结构。制度安排是指特定领域内约束人的行为的、有一定结构方式的行为准则。报纸的制度安排也实施了变通方式。“变通的一种方式是在执行上多维度的制度安排条件下，有选择地、有意识地改变各个部分之间的比重及其组合结构，从而改变制度安排的总体性特性。”（孙立平，2002）从报纸制度安排来看，报纸制度的四层次体系中，核心制度和宏观管理层面，“党管媒体”与“报纸国有”的所有权制度始终未变；报纸的采编运作层面，宣传控制也没有变，但在转型过程中创生的专业约束和市场驱动对采编运作的影响成为报纸制度变迁的重要方面，从而导致新闻生产过程中，宣传管理和政治控制、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利益驱动、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等，构成了影响新闻传播实践的三种最主要力量，形成了新闻生产的宣传模式、商业模式和专业模式并存的格局；报纸的经营管理制度层面则变化最大，无论是恢复广告、自办发行、增张扩版，还是组建报团、资本运营，以及报社组织内部的经营管理各项改革举措等等，大体上都是在推进报纸经营管理制度层面的“变化”。在制度变迁的“变化”与“不变”之中，报业制度形成了所谓“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架构：报纸“运用国家所有制赋予的政治优势获取经济收入，又用市场上赚取的经济收入完成意识形态领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胡正荣，2004）（3）利用新闻规制制度约束的缝隙和空白点。我国新闻传播活动规制缺乏明确的、成文的、刚性的新闻法律。尽管在持续的新闻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规制新闻活动的法规，但这些法规并没有形成能够有效约束相关社会组织接触和使用媒介、媒介组织自主运行独立进行新闻传播活动的规范体系，有许多空白点。各级政府和党的领导部门，常常通过灵活、粗放、多变的的政策来规制和引导新闻传播实践。因此，新闻制度中间存在不少的制度缝隙和空白点。这些缝隙和空白点，常常成为新闻改革创新的生长点。例如，报纸开始广告的刊播就是先有报纸的实践行动，后有制度认可和规制；在党报和晚报陷入困境时崛起的都市报，关注民生新闻、打造市民生活信息平台等等。（4）打新闻政策的“擦边球”。所谓“打擦边球”是指能够从政策的某些条文中找到微弱的依据而实施一些实质上与原政策目标相背离的行为。打新闻政策的擦边球，通常的做法是，先有一套准备推行的制度安排，然后策略性地寻找原制度依据，即以实施原制度的形式来制定和实施新的制度；新的制度被实践证明有效之后，可能上升为正式制度。例如，报业资本运作的借壳上市等探索性行为，都是在“打擦边球”的过程中试错成功被认可而成为正式制度；2003年启动的文化体制改革的8家试点单位的做法其实也是广州等地的报纸多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一些举措。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变通策略的实施，形成了报纸角色转型的历史场景。

（二）形成新闻改革的四次“跨越”，建构报纸角色转型“底色”

李良荣教授在十年前总结中国新闻改革历程时认为，“20年的新闻改革，中国的新闻媒介有过三次大的跨越。”（李良荣，1998）从时间顺序来看，从1979年至1982年的第一次跨越是“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从1983年至1992年的第二次跨越是“引进信息概念”，从1992年至1998年的第三次跨越是“重新认定新闻事业的性质”。三次跨越，也就是新闻增量改革的三大步骤，既是新闻场域自主性构建的不同历史时期，又对应着媒介角色建构的三个阶段。仅从报纸媒介这一狭小的视角来看，“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就是新闻场域从政治场域的延伸而走向自主的过程，“引进信息概念”就是报纸角色分化而走向多元化的阶段，“重新认定新闻事业的性质”就是报纸角色向媒介经营角色倾斜与断裂的阶段。那么，有没有一个新闻改革的第四次跨越呢？1998年以来的最近十年，在产业化的运行轨道上，我国传媒应对新媒体的勃兴、加入WTO之后境外媒体的压力，从自身运行体制方面进行了多层次的改革，促进自身的发展。改革传媒体制就是新闻改革的第四次跨越。正是在改革传媒体制的过程中，通过探索协调政府宣传、媒介盈利、受众知情三种需要满足的传播体制，报纸角色进入了博弈阶段。从过去的单一社会动员与组织工具转向宣传工具、信息传播工具与产业经营主体的博弈状态。“实践具有一种生成机制，在实践中新的因素在形成，即一种新的社会事实出现了。”（孙立平，2005）正是在新闻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体系得到建构。潘忠党教授曾经把社会转型期中国建构新闻专业名望的话语场域进行了解读和概括。在他看来，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已经从“党的宣传工作者”转变为“人民的代言人”。（陆晔、潘忠党，2002）在新闻从业者角色转型的场域中，各种现存话语体系相互混杂，包括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话语，党的新闻工作的话语，专业主义的话语，以及市场经济的话语等。“在特定的话语场景，这些概念会有不同的组合，并与特定的新闻从业实践形成某种形态的历史勾联。”比如，“人民的代言人”，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角度，表现为“为民请命”；从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角度，表现为“群众路线”；从媒介市场运作的要求的角度，表现为“服务消费者”。“尽管如此，话语场域的这些面向却构成复杂多变的现实背后的‘元结构’，这些基本的‘定位概念’就是专业主义话语的‘基模’。” （陆晔、潘忠党，2002）虽然宣传控制、市场驱动、专业约束的矛盾互动构成了我国目前的新闻生态，导致新闻专业主义呈现碎片化和局部呈现；但近三十年的新闻改革所建构起来的媒介场域自主性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追求则构成了媒介发展与报纸角色转型的底色。

（三）提供报纸角色转型的社会结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作为社会结构核心的社会阶层结构。新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两大特点引人注目：一是城乡社会阶层的两极化，二是城镇社会阶层“中间大、两头小”的趋势开始出现。这两个方面构成报纸角色转型的社会结构基础。

传媒领域近年来十分关注的媒介资源分布失衡，就是渐进性改革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结构城乡两极化的结果。社会学家李强教授通过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分析法，对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揭示出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为如下倒“T”型结构：

按照ISEI值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图（李强，2005）

图中底部平直的一“横”，占我国全部就业人口的63.2%，主要是农民，是巨大的乡村社会阶层；图中立柱式的一“竖”是其余的36.8%，是在城镇就业的相关人口，即城市社会阶层。后者具有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的特征：真正处于23分值组（对应的是农民）的社会底层人员，只占6.2%；24至40分值组占到城市社会阶层的83.9%，其构成人员主要是直接操作工，如街头小贩和冶金、建筑、城建、纺织等各行业的加工工人，他们是城市工业劳动的主体，社会地位属于中下层，虽不富裕，但生活还是有保障的；41至66分值组占26.5%，其构成人员主要是技术和知识含量不是太高的一些技术人员、编辑、记者、文秘、模特、信息服务人员、教师、职员、医生等，他们是中国场景下典型的社会中间层；67至90分值组，占城市社会阶层的18.2%，其构成为司法人员、各类社会科学家、高等教育专业人员、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企业家、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等等，他们属于高地位群体。（李强，2005）多年来，我国实行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户籍分野制，既导致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屏蔽，也导致中国社会形成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城乡之间断裂的假设得到实证，两种社会分层体系之间的结构紧张状态凸现出来。“结构紧张”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而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状态之下，造成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城乡二元断裂、结构紧张是造成众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基础原因。目前社会急剧攀升的贫富差距是倒“T”型社会结构的直接反映；正在发生的所有社会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贫困问题、卖淫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都可以从城乡两极化社会结构的紧张关系中得到解释。

如果回望报纸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报纸的读者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分层”、“三次断裂”。第一次分层与断裂是对农村市场的“抛弃”。80年代后期，面向“三农”的报纸在分化性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衰落了。1999年有学者对1987—1997年10年间报业市场进行考察时就发现，十年间“以农民为读者对象的报纸失去的市场份额最多，即丢掉了原有的85%；1987年占有3.4%的市场份额，1997年就下降到了0.5%，有6种农民报从市场上消失了。”（陈中原，1999）第二次分层与断裂是报纸向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例如，《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晚报性质的全国性综合报纸的发行区域经历了一个向全国膨胀的过程之后，迅速将重点集中在发源地的重点城市。这时，不少全国性的综合类日报的主要影响力是典型的区域性的。第三次分层与断裂发生在高端读者与普通市民之间。1995年前后勃兴的都市报，开始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到了90年代末期，随着国企改制、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城市工人下岗，社会断裂则进一步加剧，迫使报纸选择生存制高点。与此同时，我国城镇贫富差距呈现继续扩大趋势，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9，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沙莲香等，2004，P120）城市市民的阶层分化与报纸的再次定位“同构对应”，直接促成了高端读者的脱颖而出（见表1）。读者的三次分层和断裂，都有着深刻的社会转型的根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都市化进程、国企改革与贫富悬殊的加剧等直接促进着报纸读者的分化与断裂。

表1：报纸读者的三次断裂与报纸定位趋势说明表

（四）促进报纸种群的社会阶层化

80年代至今，我国报纸种群的更替先后经历了从党报到晚报，再到都市报，然后到主流报纸的勃兴的种群发展逻辑。如果说，晚报的勃兴表征着报纸从组织传播媒介向大众传播媒介转型的话，那么都市报的兴盛和后来的主流报纸的崛起，不仅一步步建构着我国的报业市场，更重要的是逐步完成了报纸资源的阶层分布，并且具有向城市社会中上阶层聚集定位的趋势。党报当然是政党报纸、宣传媒介；而无论是晚报、都市报，还是主流报纸，它们都是大众传播媒介序列的城市阶层媒介。所谓阶层媒介指的是那些根据自己的定位而为某类社会阶层代言的媒介，或者说“指的是那些鼓励社会各个零散部分与自身沟通的媒介”。（[美]约瑟夫•塔洛，2003，P3）经过了读者的三次分层与断裂，晚报的读者不再覆盖全国城乡而集中于城市大众，都市报的读者主体则是大都市的市民，主流报纸的对象更是瞄准城市的高端读者，城市的各阶层均形成了相应的代言报纸。报纸角色的这一重大变化，实际上是报纸对于社会生活博弈化趋势的一种回应，是报纸媒介与社会阶层转型互动的结果。如果说“社会分层是一种隐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关系，它反映的是社会资源在各群体之间的一种分配”（李强，2002，P57）的话，那么“传播领域在某种意义上转化了冲突场所来重新建立作为表现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的自我再生产是通过象征产品来完成的，而象征秩序的冲突暗示出权力关系。”（陈卫星，2004，P366）阶层报纸已经成为城市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工具（见表2）。

表2：报纸种群与读者阶层的对应关系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今天的报纸媒介角色结构和种群结构是一种社会阶层结构的媒介资源表达。“社会阶层结构的实质是基于社会权力、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郑杭生、李路路，2005）这一结构不仅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活动范围和所拥有的各种社会机会，也对各种社会制度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社会阶层结构之所以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状况及其变迁过程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因为它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报纸资源适应社会上、中、下层的阶层结构，完成了资源配置，同时又凸显出了新的问题，使报纸传播的非均衡状态到达顶点。这也与报纸等大众传播资源的公共性，产生了极大的内在冲突。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是社会的公共资源，是全体社会成员应该共同享有的财富。正如麦奎尔所说，“传播既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参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力更应该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管中祥，2002）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整合报纸角色，重建报纸的公共性和公共报纸。

四

渐进式改革的中长期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使报纸角色的转型和整合获得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也设定了我国报纸角色持续转型的应循路径。

报纸角色的转型与整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的碎片化需要一个整合沟通的工具。无论如何，社会的多层分化，或者叫社会的碎片化较之于过去的总体性社会的“无我时代”，都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社会分化程度可以作为衡量社会系统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社会分化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分化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分化，从历史与现实看，是必然的，从大的趋势看，也是不可逆的，许多社会的差别是社会分化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社会分化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韩明谟等，1998,P30）社会经济结构的开放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分化，从而充分调动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的积极参与，促使社会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张力和创造力，促使社会各组成部分及其功能建构迅速完成。当然，与此同时，社会的分裂、冲突和矛盾也会迅速显现。因而，伴随社会阶层细分化，社会整合尤其显得必要。在社会的整合阶段中，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都将依据新的治理理念聚合成整体结构。其间，社会各个阶层之间呈现的是联系的、和谐的关系，而不是分化的、冲突的关系；社会运行发展的机制则是统一的、完整的，而不是分离的、双轨或多轨的。而在阶层化、碎片化的社会场域之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整合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媒介场（报纸）作为社会场域的中介场域，它处于社会的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公众生活场域之中，是连接其它社会场域的中介场域。一方面，大众传媒遵循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规律运转，有自己独特的传播理念和实践系统，按照自身的规律性和要求自行选择参与场域活动的行动；另一方面，媒介场域并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它又受到政治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公众生活场域的制约和影响，呈现出“半自主性”。作为社会结构的中介场域，媒介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联络纽带和网络中枢。媒介的守望监督功能是媒介场对于政治场域的作用，其沟通协调功能是对于公众生活场域的作用，其传衍文化功能是对于文化场域的作用，其提供娱乐与发布广告功能则是对于公众生活场域和经济场域的作用。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可以整合社会，“即：在舆论动员之下,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优化配置,追求社会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这也就是媒介整合社会的内涵。”（陈翔，2004）《华西都市报》首任总编辑席文举也认为：如果媒体新闻传播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力,与现实某个社会事物运动变化的脉博同步,一旦两者的节奏和频率相互契合,相互激荡就会发生共振。这种共振能够聚合起一种能量作用于该社会事物,使之产生突变,产生飞跃,推动和促进社会事物向前发展。——这种现象可概括为“媒体对社会事物的整合现象”。（叶潮，2000，P1）

其次，社会和谐需要充分保障国民知情权实现的媒介。多元竞争、多样统一、利益大体均衡而又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以社会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创造和竞争为前提，以个人和社会组织能够有效的把握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环境的真实情况为前提。一个健全、运转灵活通畅的社会，通常是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社会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现象较少、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成员认同程度提高的社会。换言之，社会主体的知情权的实现与新闻信息自由流通、社会透明度高，信息不对称现象较少，是和谐社会有效运转和发展的基本前提。镶嵌在社会场域的政治与经济两极之间的新闻场，主要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变动进行客观真实及时地报道，通过大众公共领域的建构、和谐的新闻舆论场的建构、社会预警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等等，来发挥其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的功能。（罗以澄，2005）特别是在今天，以数字媒介技术为主导的新的媒介空间，不但没有削弱大众传媒这种最基本的功能，而且极大地改善了信息环境，拓展了公民的信息需求。置身于海量信息的包围之中的人们，更需要对信息的解读、导航，从而获取对自身最有用的信息与观点，以便作出符合自身需要的正确选择。“人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和他们感受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美]C•赖特•米尔斯，2001，P3）受众的“心智品质”的需要与“增进理性”的要求，需要传媒在具体运作层面，用独立而又专业的视角、专业的分析工具与方法，让公民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听到独立思考、个性表达的声音，获得理性导航的独家视点，更需要传媒成为民意沟通的绿色通道。这不仅是传媒顺应时代的内在根据，更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内在要求。

再者，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对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城乡二极化社会结构进行调整，进行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补低、扩中、调高”[4]，实现社会结构优化和社会和谐。在优化社会结构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协调、公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关键是建立起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在利益分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处理群众的利益表达,将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而形成群众利益的制度化表达渠道，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制度机制，无疑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孙立平，2006，P65)特别是农民阶层和城市底层尤其需要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不仅表现为利益和资源占有的弱势，更表现为争取和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和途径上的弱势。当前我国对于社会基层和弱势群体利益和需求表达，还没有形成能够直接作用于资源配置机构的制度化方式，仅有的主要途径是“人民信访渠道和新闻传媒渠道，而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相对比较微观和具体的问题，而能够在作为公众议题的、保障民众表达权的、并在宏观意义上构成政府与民众无阻碍交流的最便捷通道，则是新闻媒介。”(罗以澄，2005)新闻媒介，尤其是报纸要充当利益表达的协调机制。这似乎是新闻媒介的一种“外溢”功能，但却与媒介公共领域的建构功能不谋而合。新闻传媒既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公共领域的一种内在机制；它既是报道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信息平台，又是人们对公共事务批评和评价的舆论平台。对当下中国的社会整合而言，公共领域的建构对于形成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空间尤为重要。这样的利益表达空间是调解性的，而非撕裂性的；是整合性的，而非分化性的。调解的本性，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把既定的社会公共领域加以结构，建立起一个科学、公正、有序的传播体制。

最后，构筑并坚守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需要公共报纸。新闻专业主义是西方学者率先提出来，作为人类新闻传播的职业要求，它强调：（1）新闻工作者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人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和鼓动者；（3）新闻传媒是资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会灌输的意识形态；（4）新闻从业人员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新闻工作者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以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罗以澄，2007）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新闻行业的行为规范，但通过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改造，其合理的内核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组成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新闻改革也一直在构建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如反对“假、大、空”的主观报道，强调按照客观、真实、及时的新闻传播规律报道新闻事实；倡导“三贴近”,提高传媒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传媒业的职业伦理；以及呼唤舆论监督，推行制播分离、采编分离、新闻与广告分离等新闻实践。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可以有效地防止媒介过度阶层化，防止报纸沦落为“传媒恶势力”。如果传媒仅仅掌握在少数集团手中，就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代替公民当家做主的混乱局面，就有可能出现“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的格局。需要警惕的是，“当媒体失去了公义之心，其在公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不过如此。信息过滤与原创谎言使‘媒主’代替了‘民主’，缔造了无数辛酸孽缘。”（熊培云，2006，P5）运用全面公正、客观真实、平衡理性的专业精神去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就能真实再现社会镜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彰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声音，保障社会各阶层的信息对称和确保公众有自由意见的公共论坛，达到反映民意、沟通舆情,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论是社会的碎片化需要一个整合沟通的工具、社会和谐需要充分保障国民知情权实现的媒介，还是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需要建构大众公共领域、构筑并坚守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需要建构报纸的公共性和公共类报纸，这都要求报纸角色进行整合。

所谓报纸角色整合，强调的是调整或协调报纸角色间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统一的角色体系的过程。整合就是整体对部分的统摄、凝聚，使整体形成一种自组织性，具有自我生长、发展、协调的能力。对报纸角色整合的基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推进社会和谐作为其发展的内在约束要素；整合报纸角色的过程需要解决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与媒体话语的失衡、新闻媒体镜像的歪置与失真等新闻传播不和谐现象。具体地说，报纸角色整合过程理应是一个重构报纸的公共性，改革报道理念，使之成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与守护者的过程。角色整合的实质是报纸在社会主义的新闻专业主义制约下，立足于社会主体的信息传播需要而满足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高扬媒介社会责任，进而形成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整合、社会守望、社会疏导、社会监督的角色系统。

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重构报纸的公共性和公共类报纸的建构问题。从总体上看，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不再全面控制经济活动，也不再干预公民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但仍然控制着‘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康晓光、韩恒，2005）分类控制体系是国家当前控制公共领域的基本策略和组织系统。“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允许公民享有有限的结社自由，允许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存在，但不允许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更不允许它们挑战自己的权威。”国家对报纸的控制在1992年以后，也大体上采用“分类控制”、“分类管理”的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实现报纸的角色整合，就必须进一步优化报纸的结构，在分化中形成新的报纸种群，在分化中实现报纸角色的整合。为此，在传播实践中，有必要明确公共新闻机构与商业新闻机构、宣传新闻机构的不同定位，保留必要的新闻机构承担社会“公共领域”的功能。在此基点上，进一步对报纸实施分类管理和放权，使报纸在构成上，形成公共报纸、商业报纸、宣传报纸多元存在的格局，建构公共报纸与商业报纸、政党报纸的不同身份与功能。尽管从总体上，对报纸角色的定位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推进社会和谐作为其发展的内在约束要素，但是对于公共报纸、商业报纸、宣传报纸则可以在功能和角色上稍有侧重：宣传类报纸重在宣传角色的承担，商业类报纸侧重文化娱乐功能的承担，公共类报纸重在社会信息的发布和社会整合、公民知情权的满足。根据现有的宣传控制、市场驱动和专业约束矛盾互动的传播生态环境，建构公共类报纸，使其成为以公众事务为关注中心、以公共利益为追求宗旨的意见交流平台尤为必要，这也是新闻传媒承担构建和谐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

公共类报纸以自己的独特性质与特点，区别于阶层媒介和阶层报纸。首先，公共类报纸是以受众为本，能够充分满足公民知情权的报纸。虽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是所有大众传播媒介的职责，但在实践中，已经形成的阶层媒介可能会在阶层代言与阶层的知情权满足方面有所侧重，而势必忽视其他非目标读者群体，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知情权；其利益的冲突与矛盾，也会导致信息屏蔽机制的形成。这不是预测或者臆想，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新闻媒体镜像的歪置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传媒歧视，以及不同程度的信息屏蔽[5]，已经成为传播现实的一部分。因此，在报纸多元化的今天，公共类报纸在公民知情权满足方面，具有重大责任。从实践操作层面上说，公共类报纸可能从四个方面无差别地、无歧视地帮助公民实现知情权：第一，坚持客观、真实、及时地报道新闻。为读者提供严肃、重大的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生活领域的最新变动的新闻信息，特别是涉及公众自身利益的重要事件。第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舆论监督，帮助并引导公民实现监督权。和谐社会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温家宝，2007）公民和新闻媒介监督、批评政府，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运行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民主，有利于“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有利于“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三，维护公民的媒介接近权。这包括维护受众利用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第四，维护公民的隐私权。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隐私法”成文文本，但在宪法中规定了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其他的法律文件中也体现了保护隐私的精神。包括报纸在内的媒介正是从保障受众知情权满足方面而成为和谐社会建构的参与者。

其次，公共类报纸是一个跨越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公共信息交流沟通平台。“在一个民主化的媒介体系内部，需要有一个发展成熟的专门领域，供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就他们的社会身份与认同、群体利益、政治化策略和社会道德观念等事务展开讨论。”“在此，整个社会里的各个群体能够聚集在一起，进行共同的讨论。讨论的形式应当能够促进和加深相互理解，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此外，这一总体性的媒介领域还应促进民主程序的开展。通过这些程序，人们能够界定共同的目标，对矛盾和冲突进行规制。在国家的语境下，这一总体性媒介领域的功能还包括把有关选举中的政治选择的信息告知全体选民，从而使得媒体能够在做出集体性决定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此外，总体性媒体领域还应对代表公共利益的群体所提出的各项动议做出积极的响应，并且对政府系统包保持一定的压力，敦促后者对这些动议作出充分的回应。”（[英]詹姆斯•卡伦，2006，P305）虽然我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不同，但媒介在社会整合的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社会生活的守望者和社会发展的监视器，发挥“民主法治”、“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信用”的助推器的功能是一样的。因此，搭建公共话语平台，是公共型报纸的天然职责。这类报纸“在确保报道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的基础上，我们也不能忽视论坛性。所谓‘论坛性’是指为各种意见提供一个议论场所的功能，这同样是考察报纸公正程度的‘晴雨表’。”（ [日]中马清福，2005，P72）报纸构建公共话语论坛的职责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任务：一是为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立场诉求提供表达渠道。二是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通过报纸进行对话与对流的渠道。通过报纸提供的交流，“使人们看到自己的交际圈子之外的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他们的行为规范、他们的观念形态到底有哪些不同点，以便增强人们对不同文化、不同形态的人群的宽容、理解的能力。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社会发展冲突的可能性。”（喻国明，2005,P8）三是拓展公共讨论的基本领域。报纸形成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的话语空间：对社会的公共问题、重大问题，对关系到群体利益的急迫问题，特别是对社会政策、执政行为进行讨论。这样的话语空间拓展，从消极意义上讲，它是一种社会宣泄的制度性安排，有利于形成一种社会学上的所谓“安全阀”效应；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是舆论监督，保障公共管理正确使用，增强决策的可行性的必要前提。

再者，公共类报纸也是一种“高公信力”的报纸。公共类报纸作为社会生活与环境的守望者，客观、真实、全面、平衡、深刻地为改变和消除社会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而恪尽职守；它帮助公民打破社会信息屏蔽，了解社会生活真实的全貌。借此，无论是社会生活中的不和谐现象，还是生活环境中的危机事件，或是政府的不作为及其官员的腐败行为等，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揭示、调节与遏制。由于它代表“报纸的良知”，自身的超阶层立场和人文关怀的诉求、客观真实平衡的报道理念与专业主义的职业运作，使它一出生就“口衔银勺”而与众不同——具有较高的公信力。不仅如此，在持续不断的传播过程中，在与读者的接受互动过程中，报纸的公信力也会逐步提升并持续扩大。正是在对社会出现的重大问题和冲突作出快速、准确的反应，有条不紊地组织、协调和开展好危机传播活动而充分发挥出预警机制作用的过程中，在不间断地保持与民间信息渠道的交流，对社会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给予关注，并把这些信息及时地反馈出来，提供社会作为决策参考的过程中，在直面社会问题，对社会运行的不和谐、不公正现象进行建设性监督，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融合的过程中，公共类报纸的公信力日益提高、报纸的新闻与言论品牌影响力逐渐成长起来。

从这个角度看，公共类报纸的基本社会角色必然是以人为本的民心、民意、民情的“绿色通道”和“公民喉舌”。社会的公共类报纸发展起来，报纸角色的整合才能够完成，报纸角色的转型过程才形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只有这样，报纸媒介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和谐社会构建的功能与作用，才能够成为社会阶层分化与断裂的的整合器，而不是分化器；成为和谐社会建构的参与者、守护者，而不是作壁上观的旁观者；成为社会公共利益表达的传感器，而不是社会利益冲突的放大器；成为和谐舆论场建构的推进器，而不是解构器；成为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而不是社会斗争与冲突的导火索；成为社会结构紧张的消弭器，而不是社会问题的加速器。一言以蔽之，建构作为和谐社会的参与者和守护者的公共类报纸，建构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整合、社会守望、社会疏导、社会监督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将是报纸角色整合和角色转型的应然路径。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in the Background of Gradual Reform in China Mainland

Lv Shangbin Luo Yich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is develop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gradual reform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The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l reform are as follows: gradu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system’s continuity,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elite in the background of power’s continuity, “the informal opera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s continuity,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objective of the reform is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society. Newspaper media and social sphere affect each other,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he newspaper i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le. From the angle of the social practi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has experienced the terms of the totality, the differentiation, the fracture and the game. The game term is developing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s resources and media‘s power have been seriously out of bal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needs to be integrated. The whol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always in the shadow of the selected gradual reform. The concrete restriction are as follows: the confinement of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ing”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to provide the social structure’s founda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to propel the social classification of newspaper’s population. These restrictions have resulted in the extreme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newspaper resources, which severely conflicts inside with the social public production quality of the newspaper as a kind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ource. The gradual reform has come into the ter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armonious society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real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and regulates the right path for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role. The reasons of newspaper’s role integration are as follows: the social fragmentation needs the tool for the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the social harmony needs the media to protect the civil rights to know sufficiently; to reconcile different levels needs to construct the public sphere; to develop and to stick to news professionalism of socialism need to construct newspaper’s publicity and public newspaper. The right path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spaper’s role is to construct newspaper publicity and public newspaper population, and to integrate newspaper’s roles.

Key words: gradual reform; newspaper’s rol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7年第4期

[注释]

[作者简介] 吕尚彬，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罗以澄，男，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新闻传媒发展与建构和谐社会关系研究》（05JZD00026）子课题的部分成果。

[1]中国社会改革的四个特色之中，前三个采用了孙立平教授在《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一文中的观点。

[2]“北京共识”源自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雷默的一篇题目叫《北京共识》的论文，基本含义是指“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

[3]所谓“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专家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执行的一套全面自由化经济政策。

[4]即补助城乡社会低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规范和调节高收入阶层。

[5]新闻信息屏蔽包括对于负面新闻事实能捂就捂的信息控制逻辑、负面新闻是“极个别现象”的信息解释逻辑、负面新闻不危害社会稳定行为主体就不反应的反应逻辑等现象都是信息屏蔽的重要表现。

[参考文献]

[1]陈卫星(2004).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Chen Weixing (2004). The Concepts of Communication .Beijing: People’s Press.]

[2]陈翔(2004).媒介整合社会：建构媒介功能新理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4）.[Chen Xiang(2004). Media Integrating Society: Construct the New Theory of Media Function.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4）.]

[3]陈中原(1999).我国报业市场近十年变化趋势.中国报刊月报，（6）.[Chen Zhongyuan(1999).The Changing Trends of Newspaper Industry Market in the Nearly Ten Years in China. China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Monthly，（6）.]

[4]管中祥(2002).传播权力、弱势发声与市民社会之形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8-21.http://www.cddc.net.[Guan Zhongxiang(2002). The 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Power, Weak Voice and Civil Society. The Chinese News Study Centre. 2002-08-21.http://www.cddc.net.]

[5]韩明谟(1998).中国社会与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Han Mingmo(1998). Chinese Society and Moderniza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Press.]

[6]胡正荣（2004）.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媒介研究，（1）.[Hu Zhengrong(2004). Media Rent-seeking,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Process of Media Capitalization. Media research，（1）.]

[7]康晓光，韩恒(2005).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6）.[Kang Xiaoguan,Han Heng(2005). The Differential Controls: A Study of the Rrelationship of State-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ociological Study，（6）.]

[8]李春玲(2005).断裂与碎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Li Chunling(2005) .Fracture and Fragment. Beijing: China Literature and Science Press.]

[9]李良荣(1998).中国新闻改革20年的三次跨越.新闻界，（6）.[Li Liangrong(1998).The three leaps of news reform in vicennial China. Press Circles，（6）.]

[10]李强(2005).“丁字形”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Li Qiang(2002).“Inverted T-shaped Social Structure” and Structure Strain. Sociological Study，（2）.]

[11]李强(2002).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Li Qiang(2002).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ress.]

[12]林毅夫（1993）.论中国改革的渐进式道路.经济研究，（9）.[Lin Yifu(1993). Discussing the Way of Chinese Gradual Reform. Economy Study，（9）.]

[13]刘欣(2005) .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5）.[Liu Xin(2005).System Base of Present Chinese Society Differentiation. Sociological Study，（5）.]

[14]潘忠党，陆晔(2002).成名的想象.新闻学研究，（71）.[Pan Zhongdang, Lu Ye(2002). Imagination of Fame. Journalism Research，（71）.]

[15]罗以澄（2005）.和谐社会框架下的新闻传媒发展.人民网.2005-07-08.http://media.people.com.cn.[ Luo Yicheng（2005）. Development of the News Media in the Frame of Harmonious Society. 2005-07-08.http://media.people.com.cn.]

[16]罗以澄，陈文高（2007）.构建和谐社会与新闻传媒责任担当.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3）.[Luo Yicheng, Chen Wengao（2007）.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News Media Responsibility.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3）.]

[17]马峰（2006）.“受者本位”幌子下的“传者本位”.新闻与传播研究，（1）.[Ma Feng(2006).The Standard Transfer: Under the Cover of Recipients-oriented.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y，（1）.]

[18]潘忠党（1997）.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新闻与传播研究，（4）.[Pan Zhongdang (1997). News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News System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y，（4）.]

[19]沙莲香等（2004）.中国社会心理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Sha Lianxiang, etc(2004).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孙立平（2002）.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5）.[Sun Liping(2002).Practical Soci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Marke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Chinese Social Science，（5）.]

[21]孙立平（2003）.断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un Liping(2003). Fracture. Beijing: Press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22]孙立平（2005）.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1）.[Sun Liping(2005).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New Topics in the Development Sociology. Sociological Study，（1）.]

[23]孙立平(2006).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un Liping(2006). Game: Interests Conflict and Harmony in Fracture Society. Beijing: Press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24]孙立平（2007）.守卫底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un Liping(2007). Guard the Base Line. Beijing: Press of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25]熊培云（2006）.推荐序：天黑道晚安.载于戴维•哈伯斯塔姆.媒介与权势（上卷，尹向泽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Xiong Peiyun（2006）. The Reference preface: Say Good Night When it Darkens. David Halberstam. The media and powers（the First part，Translated by Yin Xiangze）. Beijing：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6]叶潮(2000).超越媒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Ye Chao(2000).Surpass Medi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7]佚名（2007）.温家宝总理3月16日答中外记者问(实录).搜狐新闻网.2007-03-16.http://news.sohu.com.[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Answers to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Questions on March 16th. 2007-03-16.http://news.sohu.com.]

[28]喻国明(2005).变革传媒——解析中国传媒转型问题.北京：华夏出版社.[Yu Guoming(2005).Reform the Media: Analyzing the Media Transformation Problem in China. Beijing: Huaxia Press.]

[29]郑杭生，李路路(2005).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Zheng Hangsheng，Li Lulu(2005).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Harmony. Renmin University Journal，（2）.]

[30]C•赖特•米尔斯(2001).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C.Wright Mills(2000).The Imagination of Sociology（Translated by Chen Qiang，etc）.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31]道格拉斯•C•诺思（199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Douglas. C. North（1994）. The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Economic History（Translated by Chen Yu，etc）.Shanghai：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32]约瑟夫•塔洛著(2003).分割美国 (洪兵译).北京：华夏出版社.[Joseph Turow(2003). Breaking up America（Translated by Hong Bing）.Beijing：Huaxia Press.]

[33]中马清福（2005）.报业的活路(崔保国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Kiyofuku Chuma(2003).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ay of Newspaper Industry（Translated by Cui Baoguo，etc）.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34]库尔特•多普菲著(2005).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 (贾良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Kurt Dopfer(2004). Evolutionary Economics: Guidelines and Scope（Translated by Jia Lianggen，etc）.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

[35]詹姆斯•卡伦(2006).媒体与权力(史安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James Curran(2006).Media and Power（Translated by Shi Anbin and Dong Guanpeng）. 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