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二十三)热心大众化运动的领路人||川流不息|博客|五柳村主人|川流不息–Lif...

    在这一节里，我想特别写一写我们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同志对大众文化运动的巨大贡献。他虽然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调去当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十一月又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　，他仍然兼任大众读物社的社长，丝毫也没有放松领导《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大众文库》和《大众画库》的工作。周文同志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精心的实践安排，领导大众读物社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大众读物社开始出版《边区群众报》时，只有五个人。周文到中央组织部跑了几趟，先后调来作过大众化工作和金照、谭吐、张思俊等比较有经验的文化人。那时，虽然有大批全国知名的文化人涌进延安，可是愿意从事大众化工作的人并不多。在我们所在的边区文化协会这个“山头”里，就是一个外来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当时在文协山头的几十位文化人中，大都是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工作对象是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创作的是大作品，他们不愿意、甚至还有点看不起大众化的工作。像我们大从读物社的十来个人，是小文化人。虽然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化工作也有几年了，但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和小市民，编的是一些大众化通俗化的报刊，写的是一些唱词、快板、评书之类的小作品，因而知名度很小很小，很少那些大作家的视野之内很少。

　　可喜的是在文协山头里还有第三种文化人。他们原来也是大作家，却是很赞成很支持大众化的工作，周文就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人物。还有文协的主任柯仲平、秘书长庄启东、大作家丁玲、哲学家艾思奇、作曲家张寒晖、木刻家刘岘等人，都是倡导大众化工作的热心人。像比较有名的胡采。林金朋，方之中等，也很愿意到大众读物社来工作。还有一些刚来延安的文学青年，如柯兰、钟纪明等人，他们看到《边区群众报》以后，也自动要求调到大众读物社来工作。

　　看不起大众化工作的大文化人也相当多，他们还有一套错误的理论观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批评的正是这种人。用毛的话说，就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在提高与普及等等问题上，都存在很不正确的观点。

　　周文从三十年代初参加左联时起，就积极从事大众化工作，他不仅在大众化理论方面有独创性的突出建树，而且是一个开创大众化运动的先行者。他在大众读物社任社长时，还同时负责主编文协出版的《大众文艺》杂志。在这时期，他先后发表过《鲁迅先生与文艺大众化》、《文化大众化实践中的意见》等论文。在《边区群众报》创刊一周年时，他领导我们认真总结了一年来的实践经验，编辑了《大众化问题研究》一书，他自己写了《序》，还写了《大众化运动历史鸟瞰》和《大众化写作问题》两篇论文。他在这些论文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和独创性的评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毛泽东同志找过好多文艺家谈话，其中多次找周文同志商谈。毛泽东这次的讲话吸收了很多人的意见，其中关于大众化的问题，很显然是受到周文观点的启发，吸收了周文同志的观点。

　　周文同志领导建立的大众化运动的新体系，在边区发挥了很大作用。早在一九三０年三月，鲁迅在大力提倡文艺大众化时就说过，大众化的文艺运动需要民主政治的帮助，“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回想在成都时期，我们就是一条腿走路走不下去了。在办《大声》、特别是办《星芒报》时期，我们也注意发展通讯员和读报组，有的通讯员还建立报纸代销处或“星芒报分社”，有的读报组同抗日宣传队结合起来，推动了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推动了普及教育和识字扫盲活动。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办的报纸被当成反动报纸，屡遭打击和查禁，我们的通讯员和代销处受到迫害，我们的读报组被认为是赤化宣传，禁止活动。在这种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下，怎么可能形成报社─通讯员──读报组的大众化运动体系呢！

　　正如鲁迅所说的，陕甘宁边区这个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大众化运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政治条件。在这种优异的政治条件下，周文如鱼得水，顺利地实践着他的理想，把他的理论变成了现实。

　　在这期间，周文同志奋发有为 ，忘我工作，还挤出时间从事大众化的文艺写作。在《大众习作》的“原作与改作”专栏里，周文用“谷天”的笔名，为热爱写作的年轻人改写文章 ，每期都有一两篇。十年前，他在上海编写的苏联小说《铁流》通俗本，又进行了细致地修改，列入了《战士丛书》之一。这样，《铁流》的翻译本和缩写本在延安接二连三的再版翻印。当时，林伯渠主席说：“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完成了教育人民教育部队的教科书任务。”

　　周文根据读者来信中反映政府的布告、公文看不懂的意见，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提出民主政府的公文改革问题。他提出，我们政府的公文在内容上都应注意摆脱旧官僚衙门那一套公文程式和文风，进行大改革，不仅要把公文、布告的文言文改为白话文，而且要改革整个旧衙门的公文程式。周文的这些意见得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赞赏。林主席还赞赏周文对改革边区教育的意见，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边区政府任命周文为教育厅长，十一月又任命他为秘书长，同时还要他继续负责大众读物社社长的工作。

　　周文草拟了改革公文的十九种格式，经过边区政府政务会议讨编通过。一九四二年一月 ，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他所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新的公文程式草稿》。这篇文章从公文的类别（１５种）、形式（１８种）、注意事项（５条）三个方面 ，详细阐述了民主政府的新公文程式，对各个解放区的公文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周文还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 ，从公文改革提出改革文风的问题。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给周文回信说：“你的意思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议。望你向《解放日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文。”果然，在二月八日，延安就召开了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

　　可见，周文对文化大众化运动的努力，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看，都达到了相当优异的程度。

　　周文在大众读物社任社长时期，是边区文协的常委，兼管文协总务部，他又兼任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以后又改任秘书长，工作任务繁重。这时，周文三十三四岁，虽然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时期，由于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奋力拼搏，一九四一年秋天，得了一场很重的伤寒病，肠胃出血、高热不退。到了十一月初，正值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周文的病尚未全愈，带病坚持工作，负责起草了大会闭幕时的《宣言》。

　　一九四二年二月十八日，大众读物社结束，改为边区群众报社，周文才到边区政府去专任秘书长的工作。

　　结束大众读物社，成立边区群众报社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边区群众报》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引起西北局的重视。原来把群众报放在文协主办的大众读物社，是把它看成是一种普及文化的大众读物。随着群众报的政治宣传作用的增强，西北局认为有必要突出报纸的政治性，更合乎它作为党的机关报的性格，所以决定正式成立边区群众报社，从文协山头搬到新市场对面的山头，直接归西北局领导。此外领导上还认为，群众报社可以同时完成编辑出版原来大众读物社的《大众文化》和《大众画库》等通俗读物的任务，因而把大众读物社改为边区群众报社。

　　第二个原因是边区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正在进行精兵简政，各种机够人员都在精减调整。一九四一年九月，因为纸张短缺，出版物精简，我们的《大众习作》出了六期以后，早就忍痛停刊了。这次在中央和西北局机关进行精简时，决定把大众读物社改为边区群众报社，人员可以减少三分之一（大概是由六、七十人减为四、五十人），任务同样可以完成。

　　周文同志在离开群众报时，有两个理想没有实现。

　　一是大众读物社结束以后，他在边区政策成立了一个“大众化工作委员会”，计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开展工作。当时，在全国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又是有才济济、精英群集的地方，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比较好。党在央打算趁这次精兵简政的机会 ，派一些得力干部去充实各根据地的工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周文认识了贺龙，贺老总欢迎他到晋西北去工作。周文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响应中央调人加强其他根据地的号召，自愿到晋西北去。毛主席看了周文的信，很高兴地对周文说：“你好的，到晋绥真好，贺龙要人，要一批知识分子到晋西北。”这样，周文就赶快移交了秘书长的工作，八月下旬，就到晋西北去了。这样，“大众化工作委员会”的设想就未能按照他的计划开展。

　　二是他准备把边区群众报变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的打算也没有实现。起初，西北局对周文的建议是同意的，认为党中央已经正式宣布《解放日报》同时也是西北局的机关报，把边区群众报作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也是很好的设想，因而在成立边区群众报社时，正式任命边区参议会的议长谢觉哉兼任群众报的社长。但以后谢老同西北局商量，说他实在太忙，无法负责领导群众报的工作。谢老认为，党的报纸实际上也是民意机关的报纸，不必特别打出旗号说是民意机关的报纸。西北局最后还是同意了谢老的意见，仍然任命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任边区群众报社的社长。

　　很可惜，我当时的觉悟还很低，没有理解到周文同志这个建议的重要意义，因而我也没有去为他这个建议作出一些努力，结果，在民主政治上和报纸工作上，都是我一个很大的失策。

　　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边区群众报正式宣布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按照当时的习惯作法，延安这个模范根据地的重要举措，很快会引起各根据地的效法。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边区群众报真地正式确定为边区参议会的机关报，就很可能自然形成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民意机关拥有自己机关报的优良传统，这就会在我们的民主政治史和报纸史上留下一页光荣的篇章。

　　回忆起这些事，不仅更加怀念周文同志在大众化运动中的高瞻远瞩，而且更加惋惜自己当时没有十分虚心地向他学习。

　　老实说，我在那时已经开始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对周文同志的意见有时是很不尊重的。最突出的一件事是在总结大众读物社一年工作、出版《大众化工作研究》一书的时候，我的争功争名思想给周文同志出了一个难题，造成了不良影响。在这本书中，周文写了序言，写了《大众文化运动史的鸟瞰》一文，还写了一篇大众读物社一年经验总结的文章。我负责写一篇《我们怎样编辑边区群众报》。因为群众报是大众读物社的第一位工作，周文那篇文章应当包括群众报的主要经验，这样，两篇文章在内容上就不能不有所重复。周文的处理办法是把我文章中的好些部分删去，把删去的部分一大段一大段地原样加在他的文章中。我看后很生气，并向周文提出了批评意。周文向我解释，这是为了使这篇全面性的总结文章更完整更深刻，并向我说明他的文章不仅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以社长的身份代表全社。同时，他向我道歉，说事先没有同我商量就这样做了，很不妥当。从大原则上看问题，我当时无法坚持要他恢复我那篇文章原貌的意见，只能在表面上默许了他的作法，但在我心里却一直耿耿于怀 。在这本书校对清样的时候，我删去了我那篇文章的署名，并十分不满地说：“这已经不是我的文章了。”周文两次向我解释，希望我恢复署名，我都没有同意，坚持要删。周文对我这种不顾大局的作法，最后作了妥协。这本书一共十四篇文章，都是大众读物社各部门负责同志写的，唯独我这位群众报主编的文章没有署名，使人很容易想到大众读物社内部、特别是在周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对于我这种不顾大局的行为，周文容忍了，而我的错误也就永远铭刻在这本书的目录上。在这以后的五十多年间,什么时候重翻这本书，都感到内疚和脸红。

　　值得反省的是我对自己这种争功争名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很长时期内都自以为是，缺乏自觉，认为这是周文的错误，是周文对不起我的地方。直到一九五二年五月，周文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含恨西去时，我正在西安，消息传来，万分悲痛。这时回忆起在延安同周文相处的情景，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十年前的这一错误，才感到自己很对不起周文同志。

　　写这篇回忆录时，周文同志已经去世四十四年了。一九七五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他的名誉和党籍已经又二十年了，应该承认，周文同鲁迅等先辈所大声疾呼、奋力推行的大众化运动，建国后的数十年里，开展得并不理想。全国解放以后，我对大众化方向的坚持和奋斗也做得很不够，很惭愧，也深感自己有负于周文同志对我的言传身教。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只能在以后的回录中再作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