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十八)叛逆的恋爱||川流不息|博客|五柳村主人|川流不息–Life?In?Bl...

     在写到我这二十三年的历史的结尾　，不能不写写我的恋爱。这是滋育我的成长、鼓舞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恋爱。

    这是青梅竹马、从小就萌发起来的爱情；是十分甜密而又伴随着痛苦的爱情；是几罢不能，历经挫折，终于花好月圆，白头依老的爱情。

    她是我的堂姐，比我大四岁，是大伯父的第二个女儿。当时，她的名字叫胡德辉，我叫胡德恕。

    我和二姐之间的感情，由童年、少年时的姐弟手足之情，随着日月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种手足之情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男女之间的爱情，时而清晰，时而混沌；时而热烈；时而淡漠，说不清，道不明，纠缠在这种不该发生的情感矛盾之中。直到全国胜利以后，我和二姐早已过而立之年才结合为合法夫妻，前后走过了近二十年的曲折崎岖的爱情之路，才算有了渴望已久的美满归宿。

    回想起来，我和二姐之间的这段恋情的萌芽，还得从我五六岁时说起。

    那一年（1922），大伯母在威远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一家人住在威远县城里。我一岁多时，父亲去世，哥哥过继给大伯母，母亲守着我，同祖父母一同生活。大伯母受大伯父的影响，一向主张男女平等，女子应当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不应做男子的附属品和家庭的奴隶。她劝说祖父母同意让我母亲去学习，进了女子师范的蚕桑班。那时进职业班的女学员，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已婚的女学员常常拖儿带女，我随同母亲进了城，和大伯母一家住地一起，我进入小学读一年级。

    一天，一场大雨过后，我和小朋友们放学回家，路过一 段山坡地。山水从山坡上顺沟冲下，水势很急。我们打赌比赛，看看谁敢从高处顺沟滑下来。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冲下来的山水，混杂着石子、泥沙、树枝等各种杂物，弄不好，轻者撞个鼻青脸肿，重者有被山水冲走的生命危险。可是我们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皮儿童，个个逞能，谁也不甘落后，我当然也不能示弱做胆小鬼。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水沟，从坡上顺沟滑下来，一个个弄得满身泥水，头破血流。回到了家，母亲一见，吓得双腿发软，半天说不出话来，不知我碰到了什么事，成了这一副“死里逃生”的模样。等到问明了原因之后，她又疼儿子又生气，将我按倒就打屁股。我本来经过那场惊吓和伤痛，心中已经充满了委屈，母亲不但不安慰我，反而又打又骂，要我承认错误，保证以后放了学就回家，不准和同学一起顽耍。我死不告饶，拼命地哭叫反抗，同院的邻居出来劝解。可妈妈是个烈性子的人，气得她把我拖到院内井台上，头朝着井口，一边打一边说，谁来救，就把我扔到井里。邻居们在母亲盛怒之下，谁也不敢上前去相劝。这时十一岁的二姐，悄悄绕到母亲身后，趁母亲不备，猛然冲过来，推开母亲，将我抱在怀中，转身跑回家里，闩上门，不让母亲再进来打我。二姐为我擦干了泪水和血污，换上了干净衣服，安慰我，劝告我，再也不要去玩这种危险游戏　。这件事牢牢地刻在我的心里，二姐爱我、疼我，是我的保护神。我总愿跟着她进进出出，依偎在她身旁，听她为我讲故事，教我做功课。

    和二姐一家在威远共同生活了一年，由于祖父病故，祖母需人照料，再加上母亲对学习缺少兴趣，我和母亲又回到界牌场。每年寒暑假，大伯母一家总是回到界牌场老屋小住。

    大约一年之后，二伯父把祖母和母亲搬迁到离界牌场十五里的乡下，住在四合堡的寨子上。每年暑假，二姐回界牌，总要到寨子上我们家来住一些时日。她特别喜欢二叔公，二叔公也特别喜欢她。因为她自小就决心继承父志，要做一个救国救民的有用之人，她学习成绩优异，又敢说敢做，勇于冲破封建陋习。二姐每次去看望二叔公，总是把我也带上。二叔公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大伯父革命牺牲的事迹和孙中山十次武装革命的故事。

    二叔公讲到大伯父牺牲以后，大伯母背着刚生下不久的二姐，手牵两岁多的大姐，随难民逃出威远，才免遭诛杀。胡氏一家为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献出了最优秀的儿子。大伯父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我们这两颗少年的心，作为胡氏的后代子孙，我们决不辱没先辈的光荣历史，家族的荣誉感促使我们发奋读书，将来能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我和二姐之间的感情，也在这种革命教育中深化，也激发了我们立大志、干大事的理想和目标。

    1926年，我在四合堡小学读完四年制小学，十岁了。要读高级小学，只有到威远县或者到自流井去，二伯父不愿出钱供我升学。我劝阻母亲不要去求他，母亲只好把我送到自流井的二舅家，他在盐井上作管账先生，母亲求他送我住进培德中学校的高小班。住了两年，就要升中学了。二舅对我母亲说，他实在供不起我上中学。我学习成绩好，一心想读书，可是学费、食宿费成了问题。正在忧心如焚的时候，二姐随大伯母在暑假中回乡，问起我读书的事，也觉得为难。她想了想说：“我们去找二公，看他有办法没有。”于是她带我一同去见二叔公，请二叔公设法帮我上初中。说也凑巧，叔祖父的女婿郭译卿在雅安上川南师范学校当教务长，如果去读师范，学费和食杂费都免除，花钱不多。二叔公答应托郭姑爷带我到雅安去读书，我们都喜出望外。但是，雅安离威远有七八百里路，母亲舍不得，不愿我远行，二姐又花了一番功夫才把母亲说通。母亲也觉得没有更好的办法，哭了一场，只好勉强答应。这年二姐已十六岁，正在成都读职业中学。她在我心目中，是那样足智多谋，为我救苦救难，成为我心中崇拜的女神。

    在雅安上川南师范只读了一年就回来了。这主要是母亲不放心我这唯一的儿子，小小年纪就离家在外，万一有个散失好歹，将来靠谁来养老！母亲听说我那位在盐井管账的二舅的职位被提升了，她又去请求二舅资助我回到培德中学去继续读书。同时，也因为郭姑爷在川师的聘期已满，他也要走。我在学校受大龄学生的欺负，也不愿继续在雅安读下去。所以，母亲一说回到自流井去读书，正合我的心意。

    在自流井培德中学毕业那一年，大伯母和二姐也到自流井来教书。那时，无论是当教员，还是当职员，都不象我们现在这样，一干就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都在一个学校里教书或一个机关工作。学校的教员，都是聘一个学期，到了寒暑假，如果接不到学校继续聘任的聘书，就算到此解聘，另谋职业。这就是当时教育界的所谓“六腊战争”，就是每逢六月和腊月（十二月）争找下学期的职业。因此，大伯母的教书生活，常常是一年半载就换一个地方，家也搬来搬去。这年，大伯母在自流井曙光中学教书，二姐因为没钱升学，在职业中学中途退学，正好也在离自流井几里路的贡井一家大盐商家中当家庭教师。一到星期日，我就到大伯母家或二姐处，和她们共度一个快乐的星期日。

    这时，在培德中学读书的，有我们胡家五个子弟。除我以外，有过继给大伯母的我的大哥胡德承，有二伯父的儿子、我的七弟胡德厚，有二叔公的两个儿子，我的八叔和九叔。他们的经济状况都比我这个寡妇的孤儿好，也只有我是靠舅父的资助上学的，我也不愿多花舅父的钱，从小养成省吃俭用的习惯。每当二伯父从界牌场坐轿子到自流井来玩，把七弟带去看电影、吃馆子，我就感到不平和闷闷不乐，有时为此蒙着被子哭一场。那时大伯母给我大哥的钱也不少，他对当时刚问世不久的自行车很着迷，星期天就租一辆车子从公园的山坡上向下滑行，同几个孩子一起玩得很痛快，他也很少到大伯母那里去玩。只要二姐从贡井回到大伯母家，我总是去同她一起玩。她如果不来自流井，我就专程到贡井二姐教书的那个人家去玩，感到特别的亲切温暖。

    在这一年中，我从大伯母和二姐的口中，比较具体的得知家庭内部的一些不公平现象，知道了祖父遗留下来的家产，应该按三股来分，实际上全被二伯父独占。国民政府在1921年追认大伯父为辛亥革命烈士后，发给烈士遗属的三千大洋抚恤金，也由二伯父掌管。国民政府为给烈士遗属补偿损失，决定我家派一人去作一任官员，结果还是由二伯父到川南一个县去当了一任厘金局长。这样二伯父在界牌场买房买地，开茶馆，放高利贷，很快就成为当地一个富豪人家。大伯母自来主张凭自已本事生活，对大伯父的抚恤金的使用，也不争不问。我母亲对这些事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从不对我说这些事。对于二伯父不愿出钱供我上学，她也只是向二伯父去恳求，人家不给，她也不据理力争。我更是不愿去求他，宁肯求二舅也不愿去求二伯父。

    二姐知道这些事，心里愤愤不平，早就想去同二伯父讲理，受到大伯母的劝阻。眼看我初中毕业了，又面临读高中的用费问题，如何解决？二姐是一个敢说敢做，富有同情心，敢于打抱不平的女性，她为我策划了一场家庭斗争，趁着大伯母回乡，二伯父照例设宴招待全家老少的机会，决心同二伯父挑明家庭经济问题，逼他答应供给我到成都读高中的费用。

    这场策划好的家庭斗争，既无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说理论战，也无面红耳赤寸步不让的激烈斗争，正如我在前面《一场不战而胜的家庭革命》一文中所述，出乎意料地温和地解决了。当然，二伯父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一听二姐的话，知道自已理亏，所以二姐的话还没有说完，二伯父就表示愿意供我到成都升高中。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仍然不肯出钱供我读书。只是由二伯母出面给了我母亲一点钱，我在华西协和中学读了一学期，没有钱了，找他也不给了。

    当时，二姐和我毕竟单纯幼稚，以为我们的目的达到了，斗争胜利了，高兴的不知如何是好，在长辈面前只能压抑斗争胜利的喜悦，装作一副平平常常的模样。吃完饭，大伯母和母亲留在二伯母家打牌，我和二姐一同回到大伯母家中，一进门我俩就欢呼、跳跃起来：“我们胜利了！”斗争的胜利，理想的实现，使我对二姐充满钦佩和感激之情。二姐高兴地拥抱着我，我就将她抱起来，在房中打圈旋转。我们是那样的快乐，这快乐使我们忘却了一切，我们很自然地脸贴着脸，嘴对着嘴，亲吻起来。很快，二姐感到不对，在我怀中挣扎，叫嚷着：“胡三放手，快把我放下我听不见这些，只顾转啊转，二姐那丰满而柔软的女性身躯，在我怀中颤动。我的脑海中一片混沌，不明白自已在干些什么，只有爱的火焰在燃烧。从此，少年的我，陷入了对二姐的深深地爱恋之中。

    发生了这次事件以后，我与二姐之间情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寻找一切可以单独接近她机会，只要我们俩人单独在一起时，我就难以抑制情感的冲动，总想去拥抱她，亲吻她。二姐总是推开我，温柔地制止我，但从不为此而发怒斥责我，这更使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火。少年之恋，总是抛开现实，充满了幻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在离家上成都前的一天，我和二姐到四合堡寨子城墙下的竹林里去玩，我们躺在一块大石板上，仰望苍穹万里，浮想联翩，近看翠竹婆娑，婀娜多姿，心中柔情万缕，神魂荡漾。二姐的一根头发飘落在我的脸上，我又从自已头上拔一根发丝亲吻起来。很快根头发编结在一起，藏在一条石缝里。二姐看着我的一举一动，默默无语，神情黯然。天真的我，对此却全然不觉，对二姐说：“我们要做结发夫妻，让它日后为我们作证。”二姐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傻三！”就起身回家了。

    我们的父亲是亲兄弟，二姐和我是堂姐堂弟，血缘关系近，这无论在以往的旧社会，还是今天的新社会，都是不允许结为夫妻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违背社会道德规范的，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更不知道违背了这项规定的严重后果。对这场没有结合希望的爱情，二姐为什么说我是“傻三”，我并不明白其中的涵义。

    暑假过后，我随二姐到了成都，考进了华西大学的协和中学高中一年级。从1932年下半年到1934年的下半年，由于二伯父的失信，我在华西高中只读了半年，母亲来信说二伯父又不给钱了，我只好东拉西借又读了半年，才决心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一年级。二年级时，一连害了两场大病，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地。朋友们劝我还是应该向二伯父要钱，我给他去了一封信，只给我汇来五元钱，气得我把汇票撕了，发誓今后决不要他的臭钱。
 
    这几年二姐不在成都，在外县教书，我们书信来往，绵绵不断。她的来信虽然很理智，也很真情，我给她的信就放肆得多，但她从来没有责备过我。

    这时，我正由少年进入青年时代，从同学中流传的一些书籍上也看到了男女之间的性爱内容，我对二姐的爱意已脱离了少年时代那种纯贞无瑕的境界，具有了人类本能的性冲动。但是，我们双方都知道，我们是不能结婚的，这爱，必然是要夭折的。理智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静，激情又使我们难以控制爱的冲动，我们共处在希翼与失望，爱的短暂和甜蜜与爱的归宿渺茫的矛盾之中，备尝了爱的痛苦与辛酸。

    1934年秋，二姐应聘到宜昌中学去教书。临行前我们很冷静地分析了我俩的前途，她劝我早日找一个爱人。我也劝她早日结婚，祝福她找一个比较如意的伴侣。果然，她在宜昌中学，很快就和一位男教员结了婚，1935年一同去了北平，想在北平读大学。

    得到她结婚的消息，我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为她高兴，祝愿她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一方面又十分痛苦。我们之间虽常有信件来往，但我对她的思念和爱恋的话，一句也不能说，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1936年夏天。她们夫妇都回到成都，二姐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们在表面上是很理智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抱头痛哭过。我责备她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决定结婚。二姐说，我们是堂姐弟，是不能结合的，这种情感，只能终止和放弃。她劝我忘了她，另选一种中意的姑娘，不要再为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而苦恼。

    二姐的结婚和她对我的劝告，使我对她的情感一度冷却下来。可是不久，我就逐渐得知了二姐对自已的婚姻并不满意，她们夫妻之间经常争吵，二姐也有所表示，她们的结合是相当草率的。

    二姐是一个活泼开朗、敢说敢做的女人。她自幼在大伯母的影响和教育下，主张男女平等，女人不依赖丈夫，应有自已独立的职业，独立的人格，有平等的家庭地位，不能做丈夫的附属品。这种性格和志向，大大违背了贤妻良母的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理所当然地很难得到一般男人的赏识。她们夫妻间的感情裂痕在扩大。

    当我了解到二姐的婚姻陷入这种不幸境地之后，我对她的同情与爱恋，又死灰复燃，希望在她的不幸中给予她一些人生的快慰。这样，我们之间的恋情，一直断断续续地维持着。

    1937、38年，我参加了民先队的工作，二姐参加妇女救国会的宣传活动，我们都在抗战救国的救亡团体中工作，身边都有许多优秀的女青年。二姐常常向我介绍她的一些女朋友，希望我移情别恋，结束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我也劝她们夫妻和睦，家庭幸福，我也就放心死心了。可是，在我接触的几个女孩子中，同二姐一比总觉得相差太远，很难产生爱的情感。当时我们因忙于抗日救亡活动，常常数日数月不得见面，而一但见了面，那炽热的爱恋之火，就会冲破理智的屏障。一想到婚姻，我们也都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所以，我和二姐之间，一直固守着那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敢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背离的太远。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成都市委选派了两名新党员去受训，恰恰选派了我和二姐。

    我们一到重庆就面临着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轰炸。飞机天天来扔炸弹，城里一片混乱。空袭警报一响，人们携老扶幼，纷纷钻进防空洞去。原订我们受训的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已被炸成一片废墟，办事处已迁至红岩嘴一家私人农场的二层小楼里，来参加受训的四十多名学员无处安排。有人提议，训练班停办，学员各回各地；有人主张，既然学员都来了，还是设法找个地方，把训练班办下去。恰好这家农场的场主饶国模是大伯母娘家的亲戚，二姐就去找饶伯母商量借房。饶伯母思想进步，同情支持八路军，就将一间六十多平米的大草棚借给了我们。学员们自已动手，将草棚改造了一番，四壁透风的竹毕墙抹上泥巴，可以遮风挡雨，棚内搭上三面的木板床铺，四十多人并头睡。训练班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房小人多，大家挤在一起。从左边起睡男的，从右边起睡女的，男女相临的中间分界线，由我和二姐“接壤”。大家说，你们是姐弟，挨着点，没关系。于是我和二姐就这样并排睡了一个月。

    岂不知，我和二姐之间，早已萌生了不为人们知晓的隐蔽着的爱情。每晚，我和她近在咫尺地睡在一排床铺上，尽管我们都循规蹈矩地严守着这条分界线，但是我更加感到，今生能够如此亲密地和二姐朝夕相处，那是多么幸福啊！

    从重庆受训回来，党组织通知我，国民党当局已经注意到我，要我隐蔽起来，不再公开活动，准备去延安。我临时住在成都北门北巷子的大伯母家。这里靠近郊区，地点偏僻，不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地下党的一些负责人，也常到大伯母家来开会，她为大家站岗放哨。大伯父牺牲的那一年，大伯母才二十岁，她不争祖产，不争丈夫的抚恤金，终生以教书育人为业，自立谋生，将两个女儿和一个过继的儿子抚养成人。大伯母与大伯父是自由恋爱结合的，所以她对女儿们的婚姻，也是抱着不干涉的态度。但对她自已的婚姻，却是严格遵守传统的旧俗。二姐几次劝她改嫁再婚，她都严词拒绝。二姐也用开玩笑地口吻对她说：“我就喜欢胡三，我要同他结婚。”也遭到大伯母的责骂。因为我勤奋好学，大伯母从小就喜欢我，当时决定把大哥“抱”（就是过继）给他作养子时，她就说过要我。因为“抱大不抱小”的旧规矩，最后还是抱了大哥。大伯母对我同二姐之间的关系，她从没有想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会发展成恋爱。这年二姐的丈夫在外地教书，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这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成都党委决定我立即去延安，要我不要带什么衣物，第二天有人来带我到八路军兵站。临别前夜，二姐和我，互道珍重，难舍难分。此一别，能否再相见，难以预料，和二姐这场剪不断的爱恋，是否到此就算了结，更无法预测。命这将把我和二姐引向何方，又怎能知晓。离别在即，我们都难以压抑情感的冲动，我和二姐终于携手攀登了八年来这场恋爱所达到的身心交融的顶锋。

    第二天傍晚，成都地下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按预订时间把我带到祠堂街的一个大旅馆，走进了八路军兵站的办事处。他们叫我立即换上了八路军的棉军装，带上“八路军”的袖章，我就成了八路军的一位文书上士。第三天一早，登上八路军的军车，坐在堆积的高高的棉军装上面，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四川大地，向延安进发了！

    从此我和二姐一别三年，一九四二年她到了延安，我们才得以相聚，展开了新的生活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