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自述(十七)思想上的来龙去脉||川流不息|博客|五柳村主人|川流不息–Life?In...

    在我离开四川奔赴延安以前的二十三的岁月里，从小学到大学，从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到一个刚刚踏上革命征途的职业革命者，这一段历史行程，我已经在前面浮光掠影地简述过了。

    对于我怎样会走上这条越走越远的、一去不回头的革命道路，从思想上追溯一下它的来龙去脉，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如此重要的抉择，是在一定环境中的思想认识支配下走下去的。同时，也是在走下去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认识　，不断吸收一些正确的，也掺杂着一些不大正确的思想，才能比较自觉地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的，因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免不了要走一些偏路、错路和弯路。所以，我想在回述这段历史的具体行程以后，专门追述一下我在这一时期－－革命的幼稚时期的思想状况，有的如何从幼稚状态到比较成熟，有的仍然处在幼稚状态，有的已经埋下了我以后产生大的差错失误的思想根源。

    总的来说，从思想上可以这样概括：我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幼稚的三民主义者向一个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转变的时期。

    如我前面所说的，由于我父亲在我一岁时就早早去世，因而我这个寡母孤儿的家族支系，在那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偏偏处于受压制受困苦的地位。

    又由于我的大伯父和二叔公是老国民党员－－同盟会会员，大伯父在辛亥革命时壮烈牺牲是著名的烈士；二叔公是国民党左派的高级成员，因而在我稍稍懂事的时候，二叔公和大伯母就给我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故事，特别是二叔公在我十五岁以前，断断续续地对我讲了不少关于孙中山先生十次武装起义，终于推翻满王朝清建立民国的历史故事，以及有关三民主义的初浅道理，在我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受压制的家庭地位，使我比较容易的崇拜孙先生的英雄事迹和接受他的革命思想。中山先生成为我一生中第一位最崇拜的伟人。

    从当时的理解，孙中山先生既饱读中国的古书，信仰孔孟之道，又周游列国，研究世界进步思想，他的爱国主义和天下为公的思想的一个来源是儒家思想，他的三民主义是来源于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

    二叔公在向我讲授中山学说的同时，也教育我懂得一点孔孟之道　。我从小学起，高小、初中、高中和大学，我读的全是教会学校，读古书很少，只有《论语》、《孟子》和《幼学琼林》等几本，不仅读过，还背诵过，可惜大都是囫囵吞枣，但其中关于民本主义和仁义道德的词句，在我的头脑中，还是长期起作用的。因而在我的进步思想中和为人处世哲学中，自然也吸引了一些儒家学说的某些观点。

    我第二个崇拜的是邹韬奋。他主办的生活书店所出版发行的《生活周刊》等一系列杂志和《大众哲学》一类的大众化读物，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同时代的很多进步书刊，向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宣传了很多抗日救亡的道理，而且进一步宣传了国内很多进步思潮，宣传了关于苏联、苏共、中共、苏区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初步知识，特别是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政策方针和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邹韬奋确实不愧为中国青年的领袖，他引导一代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这个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多方面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的学说，又包括了三民主义，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自己说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因而我就逐渐从信仰三民主义转到社会主义，从尊重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转到尊重共产党，直到参加共产党。即便如此　，我仍然笃信我所拥护的毛泽东和新民主主义，笃信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极左分子曾经批判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知识分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只是民主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是时代的落伍者。当时，我曾经回顾过我在成都时期和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思想，觉得这个思想并不错，不是什么时代的落伍者，恰恰相反，那些极左分子才是时代的疯狂者　。那时，我们党的领袖和党的方针政策都疯狂了。当时，我当然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想，如果我们真的搞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那该多好啊！

    就是这个革命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在三十年代指引着象我这样整个青年一代走上革命的道路。

    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来说，他的反满清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思想，在“五四”以后发展为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爱国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我读小学时，二叔公就给我讲过孙先生为推翻满清政府所举行的十次武装起深，我象听三国、水浒那样，产生很大的兴趣。从那时起，我对孙中山的崇拜就开始了。

    一九二八年，在我十二岁到雅安上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时，开始知道有一个“打富济贫”的共产党。那时国民党政府对“共党分子”的镇压是很残酷很恐怖的。在我们学校就曾经被军警包围搜查共党分子。这样，在同学中关于共产党的传说就更多了　。那时，我经常到图书室去看报，剿灭朱毛红军和谩骂共产党的新闻天天都有，我对国民党的宣传，红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之类，我还是有几分相信的。当时，我对红军武装反对国民党还是同情的，认为他们无非采用孙中山武装起义和陈胜吴广农民暴动的办法。但对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共妻”还是觉得可怕。对“打富济贫”，我觉得有理，对“打土豪分田地”，觉得分田地有理，但对土豪都打，就觉得过分。因而对“共产”还同意，但“共妻”却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

    当时找不到共产党的书。同学们说郭沫若、蒋光慈、鲁迅是共产党，找到他们的小说，是红书批、书边不裁的，很奇怪，在书里也看不到关于共产党的情况，反而对郭的爱情诗和蒋的恋爱小说产生了兴趣。

    “九一八”时，我又回到自贡培德中学，我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为了宣传，我常看报，这才从报上了解一点关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一九三三年秋进入省立第一师范以后，开始看到《生活周刊》。此后国民党暗杀杨杏佛，《生活》被查封、出版《新生》以后，几个好朋友更加热心阅读。以后因《闲话皇帝》一文，《新生》也被查封，以后又出版《大众生活》。

    这时，我已认识了教员车耀先，在他指引下，我对国民党对日本奴颜卑膝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十分拥护。在邹韬奋出版的杂志和书籍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仅管蒋介石在好些方面背叛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但孙先生民族主义的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毛泽东的新民主一义思想就继承和发扬了孙先生民主主义思想。

    孙先生的民权主义，同他的民主主义是密切相联的，推翻满清以后就是建立民国，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对内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权利。

    记得在我四五岁稍稍懂事以后，二叔公和大伯母就给我多次讲述大伯父反对满清、杀死县官、宣布独立以至英勇牺牲的英勇事迹，在我小小的心灵里就播下了反对专制政府的仇恨种子。

    民国成立了，但民主政府并没有建立起来，孙中山壮志未酬身先死。孙中山逝世时我才九岁，二叔公继续给我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还是搞专制腐败那一套。我对满清政府和仇恨就逐渐转到国民党政府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了解得更多一些，特别是在“九一八”以后，他的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剿共内战，对人民压迫剥削……，我心灵中播下的仇恨种子就日渐成长起来了。

    在我思想上，反日和反蒋，在相当长时期内是分不开的。到了“双十二”事变以后，我开始懂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的思想。仅管如此，由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争取人民民主和争取国家独立是密不可分的。甚至认为，国内是否民主是抗日能否胜利的关键。在成都从三六年到三九年三年，我所编缉的报刊上，宣传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是两个结合得很紧密的主题。我所办的报刊，办了被查封，封了又办，十一次办，十一次封。这一方面是我受孙中山先十次武装起义累败不馁和受邹韬奋从《生活周刊》到《生活日报》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在战斗中增强了我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信念和决心。从十一次的查封中，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民主政治是新闻自由的生命线，不在中国大地上铲除法西斯专制统制，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新闻自由。这一鲜明的原理深深铭刻在我这个初步跨入新闻战线的年青战士的心上，这也就决定了我奔赴延安这个民主圣地的决心，殷切希望到解放区去办报，去追求崇高的新闻自由。

    邹韬奋先生主持的周刊，一再肯定孙中山的民主思想，称赞他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上第一个最鲜明地主张民主政治的人，称赞他是始终不渝地为民主政治而艰苦奋斗的人。毛泽东说，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又说这就是共产党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共产党的最低纲领，而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

    老实说，在我于一九三七年底参加共产党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的认识是很浮浅的。我对新民主主义的理解是从对新三民主的理解而来的。而这些，也主要是从当时韬奋先生所主持的书刊中读到的。因为那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没有写　，共产党很多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当时都是很难看到的。我曾经找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读了三遍，可说是似懂非懂。我还借到一部《资本论》，读了两三个月，硬着头皮从头读到尾，实际还是没有读懂。如果说是“一窍不通”，是有些夸大了，说读得很少，很少，却是事实。对资本家发财致富之路是剥削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就是维护这个剥削工人的统治制度，对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等，还是有了一点点初浅的理解。

    当时，我的理解是：国民党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党的主张，本来是应该打倒它，只是为了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不只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敌人，两个阶级应当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因而共产党改变了打倒国民党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国民党实行抗日救国的政策，国民党也应该改变剿灭共产党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共产党实行团结抗日的政策。在国内政治上最主要的政策，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拿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改变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专制的政策，改变为各个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共同执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策。

    当时，我对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同最高纲领之间的根本差别，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我还是似懂非懂、半信半疑的。对一个初进社会的小青年来说，对理论是非的辨别能力是很差的,但是对于具体的人和事好坏的判断能力还是比较明确的。我常常是从人物的优劣来判断他所信仰的理论的是非，而不是从理论的是非来判断信仰者的优劣。最早我崇拜孙中山，崇拜我的大伯父胡驭垓；“双十二”事变时，我敬重张学良、张虎城，也敬重周恩来。以后，我越来越崇拜邹韬奋。在抗战时期，我开初敬重杨杏佛、杜仲远，以后是七君子以及国民党民主党派的一些爱国领袖人物，如国民党的廖仲凯、宋庆龄等。当时，对国民党的领袖人物知道的很少，李大钊、陈独秀的声望比朱德、毛泽东还高。在我心目中，比较熟知和敬重的人物中，非共产党人士比较多也比较突出。我所崇拜的邹韬奋当时也不是共产党员，但的确是他使我加深对抗日救国的理解，使我更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使我懂得一点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特别是他在新闻出版事业上的业绩和奋斗精神是我学习的楷模。我虽然想过：在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时期，这些非共产党人，当然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的领导人物，如果我有选举权的话，我选这些。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只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如果要把这些在抗日时期的有功之臣也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以外，我觉得很不合理，也很难理解。好在当时我认为这是很远很远的事。到快要离开成都以前，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我被派到重庆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参加党员训练班时，听到周恩来讲新民主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我才懂得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是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从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袖人物在重庆的活动来看，他们的政治气量也是十分豁达大度的。这才使我更相信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我国今后一个很长时期的最民主的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根据我当时的一知半解，我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还是很不理解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个阶级一个党的专政，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党也是一个阶级一个党专政，这都是相当令人恐怖、令人毛骨丛然的，同多党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治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多党专政是专制制度，而无产阶级的一党专制制度却是民主制度？我那时很不理解。

    孙先生的民主思想，对我走上新闻道路，特别是坚持从事大众化宣传工作方面，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记得当我准备参加车耀先主持的《大声》周刊的编缉工作时，我曾去看望二叔公胡素民。他当时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设计委员（高级顾问），他同车耀先很熟，他们曾一起筹划组织成都中苏友好协会。他对我参加组织民先队和编缉《大声》周刊的工作很支持。他说，他参加同盟会后的第一件革命工作，也是新闻工作　，他被指派到京津同盟会的机关报《国民报》去当编缉。二叔公同我讲到了孙中山先生重视新闻工作的事。他说，孙先生在北伐前曾对党员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叫《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孙先生认为搞革命无非两种方法：一是“用武力压迫群众，强迫去行：一种是靠宣传，使人心悦诚服，情愿奉命去行。”先生在这个讲演里批评国民党过去搞革命“用武力的斗争太多，宣传的斗争太少。”他认为革命成功的方法，应该是“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

    二叔公还向我介绍了中山先生的训政思想，就是“唤起民众”，提高人民实行民主宪政的觉悟和知识。他说孙先生在遗嘱中，特别强调积四十年的经验，就是要“唤起民众”。生为了“唤起民众”，孙先生十分重视言论权和结社权。一九二四年，先北上经过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作过一次很著名的讲演。他检讨说，辛亥革命  没有成功，中华民国是有名无实，是假民国。先生认为，中华民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就是“要这个国家真正以人民为主，要人民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像这个情况，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孙先生希望新闻界组织团体参加国民大会，公开讨论和解决国家大事。先生对新闻界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报界作国民的向导。他在这次讲演中说：“诸君是先觉先知，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尽自已的能力为国民的响导。”

    二叔公把孙先生这两个讲演稿和其他几份讲演稿让我拿回去好好读读。孙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他的讲演很大众化、通俗化，他讲得深入浅出，既有很高深的道理，又有很多人有所共知的具体事例，很引人入胜。

    在这一时期，我最崇拜的两个伟人孙中山和邹韬奋，不只是我革命思想的引路人，也是我一生新闻工作的响导。

    对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我在少年时期就觉很十分重要、十分合乎情理。这不仅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富裕家庭里的受压制者，是一个穷学生，而且还因为我自小为读书求学东奔西跑，到威远，到自流井，到雅安，到成都，近的百十里，远的几百里上千里，来来去去，都是徒步行走。路途中，见到破衣烂衫的劳动人民和沿街乞讨的乞丐，以及那些断瓦颓垣的房舍，实在太多太多了。人间的贫富悬殊，重重苦难，时刻刺激着我的幼小心灵，我不断地在心灵中寻求答案：这是为什么？当我知道一点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的初浅道理时，我就觉得这比打富济贫的侠义行为更好，能够比较普遍而广泛地解决人民贫穷和社会不公的问题。

    很小时我就知道，大伯父胡驭垓不只是一个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实业救国的民主主义者，主张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他参加四川保路同志会，组织保路同志军，就是为了确保四川人民的筑路权，依靠自已的力量，把铁路从成都修到重庆，从重庆修出四川，把四川同全国密切联系起来，从根本上改变“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封闭落后面貌，大伯父为这一理想献出了生命。大伯母陈凤章继承大伯父实业救国的思想，在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当校长时，办了蚕桑班、纺织班等实业专业，还鼓励我母亲进蚕桑班，能学会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我随母亲到县城读小学，知道一点种桑养蚕、纺丝织绸是振兴实业的一个好办法。以后，二姐在成都住进女子实业学校的化工班，她也向我讲述实业救国的重要，所以我的实业救国的思想萌发的比较早。

    在很长时期内，我都以为民国建立以后，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主要任务就是搞建设。一九三五年我决定报考华西大学数学系时，不只是因为在中学时受数学老师的影响，比较喜欢数学，还因为我认为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而科学又是发展实业的有利武器，所以攻读数学是很好的选择。

    “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的暴发，我才比较明确地认识到，国家的革命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对外独立，对内不民主，就没有振兴实业的起码条件。这样我才下决心从华西大学的数学系转到四川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从实业救国思想转到政治救国的思想，认识到抗日救国是振兴实业的先决条件。

    此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建设民族工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必须同民族民主问题适当结合，说明我原来主张发展工农业、改善人民生活的思想还是重要的。

    我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从社会革命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社会，我觉很这个思想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一致的。

    对于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和“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的政策，在相当长时期内我是不理解的，当时国民党报纸的宣传是“打”得很惨、“没收”得很惨，是令人十分恐怖的。等到我知道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知道中共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这才认识到中共的真正主张，认为和孙先生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是一致的，是合乎当前中国社会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策。

    在成都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特别是编辑大众化报刊的过程中，逐渐加深了认识：不仅必须在革命成功以后专心致志地从事经济建设，就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如果不配合进行经济建设，不适当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也不可能真正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到革命斗争的行列里来，革命斗争也就不可能得到胜利。

    在三年编辑大众化报刊的工作中，从广大读者的反映中，从大量的来信来稿中看出，广大读者对于反映人民生活的各地通讯、农村和工厂的来信、跑街先生的来访、抗日战士家属给前线战士的家信，以及反映群众疾苦的群众呼声、街谈巷议、三言两语、假衙门审判等等专栏和稿件，是那样热情的欢迎和积极传播，这常常使我在编辑时兴奋得潸然泪下，或手舞足蹈，或拍案叫骂。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广大群众因为受压迫受剥削才迫切要求革命，因而在真的正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也应该结合进行除弊的实际工作和宣传工作，切实减轻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而要办好一兴利张为人民大众所热爱的报纸，编者必须同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急群众之所急，呼群众之所呼。在这一点上，邹韬奋先生所办的刊物，是那样全神贯注地处理群众的来信来稿，那样奋不顾身地为人民的利益大声疾呼，也是对我的最大鼓舞和激励。邹韬奋先生大众化的办报路线，引导着我信心百倍地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