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几点认识1

对工业化、信息化发展历史进程的几点认识
【作者：工业和信息化部财务司司长周子学】

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每一次大变局，客观判断形势，准确把握趋势，积极应对挑战，是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引领发展的保障。党的十七大提出“五化并举”、“两化融合”是新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的重大判断和战略选择，是新时期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模式。
一、工业化是推进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根本动力
（一）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不可能完成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农业社会的生产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生产活动以满足自主需求为主，尽管农业社会（尤其是后期）有传统的手工业，但没有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农业社会也有城市，但绝大多数人口主要居住在农村，少量的城市主要是为官僚和贵族阶级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罗马、长安、开封、北京等都是古代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在这些城市居住的主要是贵族阶级和为其提供各种生活服务的人群。因此，农业社会的城市本质上是消费型城市；农业社会也有市场，但市场交易主要是满足少量剩余产品的交换，市场是分割的、狭小的、非主流的，农业社会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农业社会也有国家间人员和物品交流，有国家间的朝贡体系，但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资金、人员和商品流动，没有形成国际化。
（二）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
与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不同，工业社会生产方式最主要的特征是为别人生产。换句话说，工业社会的生产过程就是在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半成品以及知识的专业化生产部门，使分工越来越细密。这是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由于工业生产本身是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其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工业生产活动在空间上演化的最终结果是工人在城市的集聚。工人在城市的不断聚集，促进了交通、金融、商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生产性从业人员的聚集，生产性从业人员的聚集对医疗、娱乐等生活性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强，进一步推进了城市人口的扩张，并形成了一种城市扩张的自增强机制。因此，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从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关系来看：工业经济是分工经济，而分工越细就对各种交易的需求越强，有交易需求就会有市场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市场应运而生，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从终端产品市场到中间产品市场，工业化促进了各种市场的形成，加快了市场化进程。因此，市场化总是伴随着工业化。
从工业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来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际化是市场化的延伸，工业生产总是面临着如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如何获取低成本的原材料问题。因此，纵观200多年来各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工业化总是伴随着国际市场不断拓展，国际贸易持续增长，跨国公司不断涌现。开拓国际市场是工业化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在工业化的初期，这一过程有时也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因此，是工业化推动了市场化，市场化带来了国际化。
二、准确把握历史前进方向是引领时代发展的保障
各国的实践和历史的经验表明，把握趋势、调整战略、应对变革的能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从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和日本的国际化道路，可以看出，在复杂的社会变革中，有一个能准确把握历史前进方向的政府，才能引领时代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一）18世纪的美国：“农业立国”还是“工商立国”？
18世纪后期，当欧洲如火如荼地推进工业化的时候，年轻的美国仍是一个带着殖民地烙印的农业社会，发展经济并维护国家的独立成为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而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正面临着到底是“工商立国”还是“农业立国”的艰难选择。作为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主要起草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时任华盛顿政府的国务卿，它代表一部分人表达了美国的农业理想主义，强烈主张“农业立国”(李富民、李晓丽，《美国总统全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而时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相信工业化是富国的必由之路，坚持“工业立国”。在这场“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的争论中，美国最终确立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正是沿着汉密尔顿的思路，美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以税收和国债为主的比较完善的财政制度，推动了银行、证券市场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这些都为美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19世纪的日本：“闭关锁国”还是“主动开放”？
19世纪中后期，已经实施了两百多年“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面对日益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危险，是“主动开放”还是“闭关锁国”，在各阶层有过激烈的争论，日本最终还是主动选择了对外开放的国家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岩仓使团”(王加丰等：《强国之鉴》，人民出版社，2007版)：1871年日本中央政府几乎一半以上的政府要员如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开始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欧美12国之旅，临别前，前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而这次考察费用占到日本1872年度政府收入的2%。这次考察也使日本要员全面认识了西方文明，“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归国派”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在回国后迅速掌权，并把考察成果变成了现实，大力推进明治维新，全面开始对外开放。
1874年大藏相大久保利通向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建设书”，1875年又提出了“开拓海外直销基业”建议，1876年日本政府在内务省内设立劝商局，开始不遗余力地开拓国际市场。为了实现国民的文明开化，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效仿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877年，东京大学建立，1904年小学入学率达到100%。“富国强兵”是归国派的另一个重要政策，1873年，兵部省发布征兵令，实行征兵制。效仿德国设立陆军海军学校。“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的实施，使日本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确立了亚洲强国的地位。
进入21世纪，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有可能丧失最难得的发展机遇，跨越的机遇与掉队的风险并存。面对信息化的大潮，每个决策者都必须冷静面对、深入思考，在引领与跟随、变革与固守、跨越与渐进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三、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现实选择
发达国家在完成其工业化后，开始推进信息化，迈向信息社会。广大的后发国家客观上难以复制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和模式，发达国家也不愿意看到后发国家不断加速的工业化进程。
（一）从能源资源消耗来看，发达国家是依靠消耗大量的国际资源而实现了工业化。
产业革命200多年以来，占全球人口不到15%的英国、德国、美国等40多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这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耗了全球已探明能源的70%和其他矿产资源的60%。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过量消耗资源的代价。因此，后发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不仅会面临巨大的资源瓶颈，同时也将受到发达国家的阻挠和制约。如近期的英国《经济学家》（2008年3月15日）杂志的封面文章指责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者（New Colonialists）,夸大中国对全球资源威胁。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的资源消耗也是惊人的。2006年我国GDP占世界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世界总量的15％(《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国家行政学出版社，2008年)，钢铁占30％，水泥占54％。中国在进口大豆、原油上的花费是1999年时的35倍，在进口铜上的花费是23倍。我国的工业化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能源资源约束。
（二）从环境承载能力来看，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环境污染问题。
从历史上看，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长期毫无约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的200年，在全世界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95%(王梦奎，引自《中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言实出版社，2007年)；在1950—2000年这半个世纪，仍然占到排放总量的77%。中国走传统的工业道路也将面临环境约束问题。联合国公布的全球环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中国就占了7个，国内300多个经济最发达的大中城市中，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占43％。由于全国70％以上的江河湖泊遭受不同程度污染，全国已有3.2亿人饮用水不安全。中国环保监督部门认为每年因污染造成的成本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显然，后发大国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将难以为继。
（三）从国际竞争格局来看，发达国家普及了信息化武装的生产工具，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已没有竞争力。
英国在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在基于蒸汽机技术的背景下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成为实现工业化最早的国家。随着内燃机及电力技术的发展，新的能量转换工具的使用更加广泛和普及，它推进了德国、法国、美国工业化进程，并于20世纪前后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传统的能量转换工具被信息技术提升改造成为智能工具，并在社会广泛普及和应用，使其经济运行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竞争力更强。传统的以能量转换工具为推动力的经济将难以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没有竞争力。后发国家要在国际竞争中迎头赶上甚至超越，就必须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新型道路，这也是我国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需求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显著特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结伴而行，他们都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中央提出“两化融合”就是要使信息化从外生变量转化成内生变量，从传统工业化的单轮驱动（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变。在双轮驱动的背景下，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也将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对于工业化尚未完成而信息化迎面而来的后发国家来说，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不是要不要、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技术工业体系，才能真正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追赶战略。因此，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条件下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后发国家必须采取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将信息资源融入工业化进程，使信息资源真正成为工业化的基本生产要素，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强化工业化对信息化的基础支撑作用，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物资、能源、资金、人才以及市场。
五、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是政府职能的基本定位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是发展趋势，是客观要求，也是内在规律。在中央提出“五化并举”、“两化融合”的大背景下，要从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融合的思路出发，从研发、制造、应用、运营、服务长链条管理角度，从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入融合的高度，来理解政府职能定位。
在当前研发与制造、硬件和软件、产品和服务、信息技术和传统产业融合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要求加强对研发、制造、应用、运营、服务的长链条管理。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是今后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过程，其不仅仅涉及一个工业部门的信息化，还包括农业的信息化和产业化、服务业的信息化和产业化发展。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向信息社会迈进。
因此，政府的职能定位应当是围绕推进中国从目前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并存的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明确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推动自主创新，完善产业政策，融合信息化手段，做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推进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责任编辑 刘学侠《理论前沿》2009年第4期